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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人物

家族志⑩|父亲在孤独老去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墨烟

2018-02-25 08:25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一年当中,再没有什么时候比春节更让中国人想家。人们回到自己的原点,与最亲近的人团聚,共同追思先人,为来年祈愿。
一年当中,也再没有什么时候比春节更让人思考:我们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
今年新春,澎湃人物推出一组策划“家族志”,试图记录平民的历史,打捞普通人的声音,为他们留下生命的踪迹。

我生平最讨厌自私、懒惰、专制、暴力、蛮不讲理、顽固不化、居功自大、见钱眼开的人,不幸我父亲全都占齐了。至少以前我眼中的他是这样。
我与这样的父亲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16年。16岁那年中考,我瞒着他报了全市最好的高中,在离家60公里的市区。他知道后很生气,怒喝:“哪有钱给你上!”
成绩出来后,他带着我去县城见了一位从东莞来的招生老师,于是,我被特招去东莞一所私立学校的事就这么定下了。缘悭名校,换来一切费用全免。父亲很高兴,我也很高兴。
我高兴终于摆脱了他的统治。这十年来,我一直逃避与父亲相处,而这恰恰是我们唯一和谐相处的方式。因为一相处就会吵架,除了吵架,我们几乎从不交流。
身为记者,我常常花几天的时间,尝试去了解一个人。但我与父亲认识26年,对他却了解极少。我理解他人,却从不理解父亲。
父亲年轻时的照片。
矛盾
我是父亲最小的女儿。小时候,父亲一高兴会说,“最惜(疼爱)我满哩(宝贝)。”幼年的我常骑在父亲的肩膀上,“驾驾驾”地招摇过市;或是坐在父亲的脚腕上,当跷跷板玩得不亦乐乎。这是我独有的撒娇特权,也是我记忆中与父亲最后的亲密片段。
小学二年级开学之初,我在教室里上课,外面突然传来父亲的大嗓门,吵得教室内一片骚动。老师出去看,同学也探头探脑。我从窗外看到,父亲正对着校长大吼大叫,劝都劝不住。那是父亲第一次让我觉得丢脸。
后来我问母亲,为什么大姐和三哥在A小学读,二姐和我却在B小学?母亲说,因为没钱交学费,每次开学父亲就到学校去闹,把A小学的关系闹僵后,就让下一个孩子去B小学上学,然后把B小学也得罪了,如此反复。只恨村里没有四个小学。
贫贱夫妻百事哀。记事以来,父母经常吵架。父亲不出去挣钱,整天在家待着,母亲看不惯,骂父亲好吃懒做。有一次,父亲动手打了母亲,打到牙齿出血。半夜里,母亲收拾了行李,要离家出走。父亲让我和三哥拦着。年长6岁的二姐比我们懂事,知道母亲过得不开心,就帮母亲背行李包,鼓励母亲走,因此受到父亲的责难。
二姐对父亲早有不满,本身性子又刚烈,所以她和父亲的冲突最频繁。高中时她也闹过离家出走。她用家里的电话当计算器做作业,父亲以为要收费,大声骂她,两人大吵,二姐摔门而去,找不到人。她其实没有走远,而躲在一个废弃的老宅里。那宅子阴暗潮湿,传说闹鬼,里面有一棵高大的柿子树,饿了,她就捡掉在地上的柿子吃。到了午夜,二姐偷偷跑回家门口,徘徊不定,忽然听到开门的声音,赶紧躲到竹林里。她看到母亲一个人走出来,在黑暗中四处张望,然后跪在地上,双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词:求佛祖保佑阿凤平安归来。第二天大早,母亲打开门,发现二姐坐在门口睡着了。
2004年,为了供我们读书,母亲去广州打工。那时候,我经常被村里人问,怎么你爸不出去打工,反而你妈去打工?我不知怎么回答,敷衍说要有个人在家里给我们做饭。实际上,父亲做的饭很难吃。他年轻时当过一阵子厨师,并非不会做,只是不用心罢了。
我对母亲多一分思念,对父亲就多一分埋怨。以前母亲在家时跟父亲吵完架,常常回屋偷偷抹眼泪。更久以前,母亲在已故爷爷的房间里喝下一整瓶农药。每每想到这些,我对父亲就好不起来。
母亲出门打工时,刚上初中的三哥正处于叛逆期。天天去游戏厅,没钱就拿家里的东西去卖。父亲的管教方法是一贯的打骂,不仅无用,反而变本加厉。
有一回,家里丢了一样东西,父亲怀疑是三哥偷去卖了,质问三哥。三哥不承认,父亲不相信,一直骂。三哥被骂急了,指着父亲大吼:“我说了不是我就不是我!随便你信不信!”
四个孩子中,三哥性格最温和,没什么脾气。平时骂他,他基本不吭声。他吼出这句话,说明忍受到了极限。但父亲一听,更加恼火,骂得更凶。三哥终于爆发,他怒吼,冲出家门,消失在夜色里。
那一刻我有种预感,我可能要失去三哥了。我紧跟着追出去,一边跑一边喊,心里越来越害怕。我从小到大没叫过他哥,但那个时候我反反复复地哭着喊:“阿哥!回来!”
那个晚上,我和二姐沿着公路找。走了四五公里路,一直走到县城,又一步步走回来。回到家,我第一次有勇气当面说父亲的不是,两姐妹声泪俱下。他听完后说:“我从来不知,原来你们心里面是这样想我的。”
现在想来,父亲才是最难过的那个。三哥从小脑瓜子聪明,每年在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拿奖,曾是父亲四处炫耀的骄傲。他对三哥的期望有多高,对三哥的不争气就有多失望。但一夜之间,所有儿女都站在了他的对立面。
决裂
农历年二十八,三哥从广州回家,屁股还没坐热,父亲见到他第一句就是责怪他赚钱少。
三哥高中辍学后去打工,也像父亲一样,流离浪荡,频频换工作,频频辞职。这两年总算找到个不错的工作稳定下来了,父亲却一直嫌弃工资低,一年到头,没交给他多少钱。我让三哥给他包个红包,他一收到红包,马上安静下来,不骂了。
这么多年,父亲一直没变。
以前大姐出门打工,工资只有几百块,年底交给家里几千,有时没有交到父亲手里,交给了母亲或二姐,用来交学费。父亲对此不满,大姐过年一回家,就开骂。大姐委屈,跟他吵。于是每年除夕,别人家和和美美放鞭炮,就我们家鸡犬不宁打嘴仗。
二姐大学毕业,在惠州工作两年后,把父亲接来一起生活。2013年初,二姐想和谈了五年的男朋友裸婚。父亲提出要二姐或男方家给他2万,才能结婚。两人因此大吵一架。父亲据理力争,说现在农村嫁女儿,至少都有5万彩礼。二姐反驳:“那你能出多少嫁妆?你是嫁女儿还是卖女儿?”
二姐气到给家里每个人打了个电话,说了些以后父亲与她不相干的气话。我当时在广州读大学,接到电话,也气炸了。我写了很长的短信发给父亲,把积压内心多年的怨言统统说了出来,列举他的条条“罪状”,用尽了此生最恶毒的语言。
父亲也用短信骂我,反驳我。我不记得吵了几个来回,只记得我全程都在颤抖,既愤怒又害怕。我说你活该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我说我宁愿没有你这个父亲。我说你不配为父。
几个月后,我需要回家开个证明。我给父亲发了短信道歉,并说了要回家的事,父亲没有回复。我住到了同学家,借了单车回村委盖章,半路与同样骑着单车的父亲迎面碰上,我小声喊了句:“阿爸。”父亲看了我一眼,没有停下来。我回头看他的背影,怅然若失。
2014年春节,母亲和三哥留在广州,我回了家,不忍让父亲一个人过年。家里的井坏了,我想让父亲修,父亲不肯,又吵起来。父亲说他不需要用井,我说那我怎么办。“管你怎么办!谁让你回来的!”我再次被父亲激怒:“好!我以后都不回来了!”撂下这句话,我就拿起行李出了家门。从进门到出门,不过才一两小时,行李都还没拆。
我不知道如何去修补与父亲的关系,任时间软化心里的刺。等我真正觉得可以面对父亲时,已经是三年后了。
年轻的父亲
1982年,26岁的父亲第一次出门打工,到韶关乐昌挑沙子,干了几个月,改挑货担,走街串巷地吆喝。卖的都是杂货,赚不到什么钱,吃饭、住旅店就花光了,“但是比打工好一点,没那么辛苦”。
此时,母亲17岁,刚读完高一。母亲想继续读书,但家里穷,子女多,外婆没交学费。母亲负气从家里跑出来,爬煤车从湖南坐到韶关,与父亲相识。
母亲说,父亲年轻时穿个白衬衫,干净帅气,不像现在邋里邋遢。相恋一年多,母亲怀上了大姐,便和父亲回了娘家湖南。外婆不同意母亲嫁那么远,父亲跪下来求外婆,作出一生的承诺。
父亲和母亲的结婚照。
二姐记得她五六岁时,父母的感情还很好,不会无缘无故吵架。夜里,两人躺在床上说话,二姐在底下偷听,有时候听到他们笑,有时候听到他们说情话。
后来,母亲跟父亲回梅州,发现比外婆家还穷,屋窄田少吃不饱,落差很大。大姐出生后,便留在湖南由外婆带,直到读完小学,11岁才回到梅州。父亲对9岁的二姐说:“呐,这是你阿姐。”二姐才知道,原来自己有个姐姐。
母亲跟着父亲到处打工,孩子一个个出生,甜蜜慢慢被沉重的负担取代。我作为第四个孩子出生后,父亲想把我送给一个在东莞开石材厂的老板,当认门有钱亲戚,母亲一直没同意。
父亲曾有过一次改变家庭命运的机会。
1984年,广州三元里一带还是个农村,父亲租了一间农民房,每天煮饭炒菜做盒饭,几十盒饭往纸箱一装,扛去火车站叫卖。
当时广州火车站前的广场有两排大榕树,怀着大姐的母亲在榕树下守着纸箱,父亲则手里拿一两盒四处推销。一盒饭5元,一天能卖三四十盒,除去成本,一天能挣到一百多块。那个时候在广州打工,一个月工资才三四十元。
从大姐出生到怀上二姐,卖了两三年盒饭。父亲一攒到钱就寄回家,让爷爷存着,总共攒下2万。后来管理趋严,没有营业执照不让卖,父母便回家拿钱,打算在广州开个小饭店。
没想到,钱被爷爷用来修老屋了。上世纪70年代,爷爷自己盖了四间泥砖房,80年代就塌了。爷爷把老屋拆了,在原有基础上,重新盖了四间红砖房,四个儿子,一人一间。父亲气得不行,抄起浇水的粪勺,跟爷爷差点打起来。
母亲多次埋怨父亲不把钱交给她存,“如果当时拿这2万去做生意,我们家早就发达了!”
此后,父母带着二姐去东莞投靠大姑。母亲在厂里工作,父亲收废品,做了段时间,又买了辆三轮车拉货,一天能挣一百。但父亲“做一天休三天”,大姑父骂他,让他出去干活,他都不去。
自1992年举家回梅州后,父亲一直在家半工半闲,母亲却常常做衣服到凌晨。在母亲的催促下,父亲出过几次门,每次干没多久就跑回来,最长的一次干了三个月。
母亲说,父亲年轻时只要坚持做一件事,都能挣钱,我们家不至于这么穷。“你阿爸自由惯了,受不了管束。阿奶死得早,阿公整日喝酒又不管。阿奶死了之后,阿爸过的是流浪生活。”
父亲的父母
爷爷有三兄弟,他最小,1919年生。解放前,大伯公(爷爷的大哥)是国民党上尉连长,参加过成都起义,无子嗣,爷爷后来把四叔过继给了他。二伯公当过一段时间宪兵,共产党一来,枪一扔,吓跑了。爷爷年纪小,没有去当兵,在家制墨耕田。“文革”时,两位伯公均被批斗,只有爷爷一家安然无恙。
爷爷的童养媳死后,才娶了隔壁村的奶奶。奶奶嫁过来后,表现积极,当上了生产队队长,村里人都说她很好说话。后来加入妇联,在养老院照顾孤寡老人和烈士遗属。
爷爷奶奶的头两个孩子,因无人看管溺亡。后来又生了七个,父亲是老三,生于1956年。在父亲的记忆中,家里一直很穷,小时候吃不饱,饿了就去偷萝卜,越吃越饿。
二伯婆(爷爷的二嫂)去世,奶奶帮抬遗体到祠堂,一个转弯太急,不小心撞到大腿沟,当时不太留意,没有涂药,积血严重,慢慢变成血瘤。这是奶奶临终前亲口告诉父亲的。
后来母亲屁股上长了个血瘤,跟奶奶的病一模一样,是打针积血所致,花了很多钱都没看好。父亲自己看中医书,把母亲治好了。但奶奶去世那年,父亲只有13岁,还没有这样的能力。
父亲的医书。
父亲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花5.8元买的《内经与临证》,他在这本书上找到了治疗自己脚肿的药方。
1969年,爷爷带奶奶去广州治疗,检查出癌症,治不好,最后只有爷爷一个人回来。领骨灰要钱,爷爷身上已经没钱了。没有葬礼,没有墓碑,也没有告别,父亲就这样没了妈妈。
奶奶一走,家里就闹饥荒了,有钱的卖家产,没钱的“卖”人。爷爷把18岁的大姑“卖”给一个大她十几岁的东莞人,换来两百斤粮票和一百多块钱。大姑哭着不愿嫁,但有什么办法,最小的弟弟才3岁。过两年,二姑一满18岁,也嫁走了。
父亲读书棒,成绩好,记忆力强,看过的小说,能一五一十复述给兄弟姐妹听。奶奶不在了,父亲没钱读书,13岁开始在生产队犁牛,“一天累死累活才七八公分”。
爷爷嗜酒,在村里是出了名的,“日日喝酒,没饭食也要喝”。晚年像古人一样,留着全白的长胡须。大姑说,爷爷一世人很辛苦,耕田耕到七十多岁。1994年他病逝,我两岁,全无印象。
我问父亲,爷爷是个怎样的人?父亲沉默了很久,才回答我:“性情比较急,脾气也比较暴躁。”我听出他语气中的尴尬,仿佛说的是他自己。我又问:“爷爷会打你们么?”父亲又沉默了一会儿,不自在地辩护:“打人也难免的。”
我们小时候没少挨他打,常常一言不合就是一巴掌。父亲不会教育孩子,准确来说,父亲不会处理任何人际关系。一旦出现问题,他唯一会的就是大嗓门和拳头,用这两样东西解决一切。也许没人教他,或者他只学会这些。我从未见过父亲流泪,也从未见过父亲示弱。
衰老的父亲
去年春节,我时隔三年回家,看到一个迅速衰老的父亲。
他一直嚷嚷头晕脚麻,我说初十带他去医院看。到了初十,他又说不去看了,自己买药吃,劝他也不听。过几日,我要走了,他又让我带他去看。我生气说了他一顿,他竟然没有反驳,一直听着,偶尔小声嘟囔几句。那一刻我意识到,父亲真的老了。
当天,我骑摩托车载他去医院。在路上,想起了童年的一件事。那时我还没上学,天天在外面玩没人管。有次跟小伙伴玩水,地上很滑,摔了一跤,手里的玻璃罐同时摔碎,右手掌扎进一块玻璃。小伙伴让我赶紧回家,但我不敢回,怕被父亲骂。我在家门口踟蹰,血流了一地,最后还是父亲出门看到了我。父亲没有骂我,而是第一时间帮我处理伤口。血止不住,父亲急忙跨上老凤凰,载我去村诊所。村诊所的马医师试图给我包扎,发现已经割破血管,推辞不医,说自己搞不定。父亲大发雷霆,骂他见死不救,又耽误时间,让我白白流了那么多血。父亲又载我去更远的诊所。天色近晚,父亲奋力踩单车,两边景色飞驰,我在昏昏欲睡中,看到父亲的背脊被汗水浸湿。
第二天,我按原计划,回深圳上班。收到父亲的短信:小烟你好。现将检查结果告诉你。一,脑桥左侧部新发脑梗塞。二,双侧额颞顶叶皮层下,双侧放射冠一半卵圆中心多发缺血灶,脑白质疏松,脑缩。三,双侧上颌窦,筛窦炎症,双侧下鼻甲肥大。爸。
近一年来,父亲给我们发短信变得很客气,开头问候“你好”,要拜托什么事都会说“请”“请问”“好吗”。
那次父亲住院半个月,没有一个人陪在他身边。我劝说后,母亲隔三差五去送个饭。父母离婚分居多年,这两年家里要盖房,母亲才回家住,与父亲分灶而食。
我在家时,母亲会做父亲的饭,但不愿意在一个桌子上吃,便由我端饭给父亲。这总让我想起二伯公的小女儿艾秋姑姑。艾秋姑姑早年多经苦难,丈夫早亡,中年精神出现问题,晚年儿子不在身边,没人照顾,有段时间回娘家老屋住,我家负责她一日三餐。我每天给她端饭过去,看到她神志不清、蓬头垢面的样子,心生凄凉。
父亲没有朋友,与亲戚也没什么来往。我们不在家的这些年,他一个人生活,变得越来越孤僻。我曾收到邻居投诉,说父亲一天到晚开着电视,睡觉也不关,三更半夜吵死人。这个习惯至今未改。后来我采访了一位独居老人,发现他与父亲一模一样,只要人在屋子里,就要开着电视。那位老人不好意思地说,一个人在家空落落,开电视添点人气。
大年初四,艾秋姑姑的姐姐从汕尾过来,难得一起吃个饭,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父亲在饭桌上却出奇的安静,像个孩子端坐,认真咬着鸡骨头。他以前在这种场合,会喝醉酒,东扯西扯侃半天。
艾秋姑姑的姐姐是同辈中最大的,已经七十多了,手指甲厚厚一层。父亲把柚子剥皮去核,递给姐姐,流露出少见的温情。我想到父亲的身世,心想,算了吧,父亲也是个可怜人。
父亲没有以前那么尖锐了,但还是一样固执。“现在你跟他吵不起来。”二姐说,“一件事你跟他解释,他听着不出声,不反驳你,你以为他听进去了,但过几天又提起来。”
因为父亲的病,也因为我每个月给他寄钱,我和父亲的关系缓和了很多。我甚至试着跟他聊天,聊过去的事,足足聊了一个小时。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多话。但父亲对我来说依然陌生,无论是了解程度,还是在感情上。
我对父亲的感情依然复杂,面对他时,常常感到无力。想要改变什么,想要为他做点什么,想要跟他说点什么,却总是伸不出手,迈不开脚,张不开口。我识人爱人的能力,到了父亲面前,便全部失效。我知道父亲无处消遣孤独,但也只能看着他孤独地老去。就像我当年离家时,他可能后悔说出口的气话,但也只能看着我的背影远去。
也许等父亲更像小孩,而我更像大人的时候,我们才会更亲近一些吧。
祠堂老屋。
责任编辑:黄芳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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