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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人物

家族志⑧|爱因斯坦的月亮,采石场的六便士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黄屏

2018-02-22 12:29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一年当中,再没有什么时候比春节更让中国人想家。人们回到自己的原点,与最亲近的人团聚,共同追思先人,为来年祈愿。
一年当中,也再没有什么时候比春节更让人思考:我们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
今年春节,澎湃人物推出一组策划“家族志”,试图记录平民的历史,打捞普通人的声音,为他们留下生命的踪迹。

四爷爷今年70岁,与其说他是湘西南某市轻机厂(轻工业机械厂)的一名工人,倒不如说他是一个商人。
四爷爷常常自称自己是“社会最底层”,但无论是他人生的起点,还是目前的生活状态,都远远不能算作是“社会最底层”,如果说他真有哪里像底层,大概是那种不安分、行动力,既坚韧又享乐的生命力。但他又读书看报,思考与表达都非常流畅,这也是我乐于与他沟通的原因。
这篇人物小传,是普通人的声音,也是我四爷爷存在于历史中的一份记录,里面同样包含了黄家家族史的碎片,希望我能打捞出更多,最终拼成一副完整的图片。
四爷爷跳入江边游泳,老当益壮。
“快吃!多吃点!”
据不可考证的家史,黄家本是福建人,后来至江西,解放前才迁到这座湖南西南角的小城上。老太爷爷从弹棉花,收购猪毛等废品再转运至广州等各种底层人民的营生起家,后来有了一点钱,三十多岁的时候,娶了本地一个十四岁的少女,也就是我的老太奶奶,老太奶奶的妹妹似乎是江西某大户人家的姨太太,总之似乎是因为这一层关系,再加上一些钱,就买下了当时书局老房子的半边门面。
最早老太爷爷就是在这条街上收购荒货(废品),再通过水路运到外地。
老太奶奶还生下三个儿子,我太爷爷,二太爷爷,还有一位不到三十几岁就早逝的疯子太爷爷——这位三太爷爷在1956年肃反时被吓疯,后来1960年没钱看病去世了——三兄弟共同经营着一家百货商店,买卖脸盆之类的日用品,一家人自食其力,没有雇人。这是1946年前后的事情。
黄家当时的经济情况,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我奶奶解放前是城郊某村的小姑娘,她尚未认识我爷爷之前,曾挑柴到城里卖,路经黄家的宅邸,只见得大院深深,一直到现在还骂我爷爷是“大少爷脾气”;而据四爷爷的回忆,黄家只不过稍微比一般人家好一点,其实也很艰苦,“这里一家铺子,抵不得上海一个摊子!”吃饭的时候,桌上明明没几个菜,一大家子要吃饭,老太爷爷要吆喝“快吃!多吃点!”因为那时候的住宅都没有隔音效果,这样就使得街坊邻居以为黄家桌上有菜,家境殷实,也能放心集资贷款给我老太爷爷做生意。所以外人看到的,和知道个中滋味的家里人的体会,怕是有些微妙的差异吧。
黄家在解放后被列为了“资本家”,我爸爸记得自己的户口本上的成分写着“商”。公私合营前,政府向黄家这样的“资本家”收取高额的税金,四爷爷回忆,老太奶奶知道后说“收重税,我们再多做些就是了。”言下之意就是再多干点活、卖点货,以抵消掉重税的损失。
没过多久,政府以两千多元赎买了黄家的店铺,公私合营后,太爷爷担任了百货公司的私方代表。
爱因斯坦的月亮,采石场的六便士
四爷爷是太爷爷的第四个孩子,他1948年出生,而太爷爷的长子(就是我爷爷)比这个四子大了十五岁,也许是排行靠后的缘故,四爷爷生来便十分活泼调皮,头脑也灵光,记忆力极好。
因为成分问题四爷爷进不了公办学校,初中他上了一所民办中学。四爷爷说,如果没有出身论,没有“文革”,他想成为牛顿、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那个年代,十几岁就知道爱因斯坦,这让我感慨万分,我知道当年欧风西雨早已渗入沿海一带,但我不知道,在湖南这个偏僻的角落里,曾有这样的少年说,要成为爱因斯坦。
四爷爷是在1964年读完初中的时候发现自己似乎和别人不太一样的,那时常常开各种大会小会,会上不点名的敲打,要四爷爷这样成分不好的学生自己对号入座。
那时候能不能读书,怎样录取,全凭出身。四爷爷属于“剥削家庭出身,可以教育好的子弟”,高中就永远与他无缘了,此外,入党、提干、参军……这些当时社会上光明的出路也与他无关。
四爷爷说,毛主席当时提出阶级教育、生产教育,参加工作也可以把自己教育好。初中毕业后近两年,他都在帮人挑红砖、挖河沙,打各种零工,甚至帮助我在医院工作的爷爷处理死者。
到了1966年,他终于进入了采石场,好歹有了个单位,有了单位就有了身份。“那时候如果你没有正式工作,没有单位的话,一般会认为你道德有问题,是坏人。”
采石场的工作非常辛苦,在石头上凿洞,再塞上炸药,将石头炸开。也承接打井、修码头、修飞机场这样的活,碰到这样的项目,虽然苦,但往往待遇还挺不错,所以干得也有劲。骄阳之下,四爷爷说他那时干活一穿衣服就浑身不舒服,热,于是就穿一条用红领巾拼成的短裤,在工地上挥汗如雨。
四爷爷那时候知道卖苦力不是长远之计,于是就想学技术,学着砌石头,砌房子,慢慢工资也略有上涨。然而有技术的人傲慢,且保守狭隘,不愿意把技术教给他这个新手。“比如订直角,其实就是勾股定理,我们上课的时候学过,但不知道怎么用到实践中去,我看那些师傅打三个点,打出来刚好就是个直角,还以为是多么神奇的技术,好多年之后我才琢磨明白。”
就在四爷爷参加工作的1966年夏天,他渐渐觉得风声有些不对了,到处都流传着一些捕风捉影的消息,哪里武斗了,哪里抢枪了。
而在采石场,与他关系不错的一个四五十岁的老师傅,和粮食局一个“右派分子”,还有一个当“大师傅”(厨师)的女人,因为老是在一起议论时局,“讲‘文革’的丑话”而被打为了“反革命团体”。四爷爷也受了牵连,被当时学徒出身的采石场支书告发。“别人说你和那个老师傅那么好,那他肯定拉过你入伙,你没参加,但你还是有嫌疑。”
1968年8月,四爷爷开始被拉去挂牌游街,还被关了小黑屋,有人对他拳打脚踢要他招供,然而四爷爷嘴硬,没有就是没有,要招也招不了,四爷爷没有写过当时流行的自传,没有证据,没有公检法材料,告发四爷爷的那位支书也奈何不得,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1974年,采石场开了一个大会宣布了四爷爷被平反。
时隔五十多年后,四爷爷回忆起当时那个迫害他的支书,他说自己无权无钱,也不可能去报复他,如果恼火起来打了支书,那反而真变成了“反革命”报复了。
“所以我也不说什么,是时代造就了这样的人。他没有什么文化,在社会上也没有更好的谋生技能,生怕人家看不起他,不自信,为求社会的认可,在那个人性扭曲的年代,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是社会造成的,不是他生来就坏。”
四爷爷说起支书的时候很平静,眼里并没有仇恨,甚至能站在对方的角度上考虑问题,最多语气上带一点不屑。
下放和招工
1968年11月底,四爷爷被下放到了农村。
在乡下,四爷爷跟着生产队一起出工,挣工分,饭管饱,菜只有腌菜可以吃,偶尔回家带点菜也吃不了多久。一个生产队大概十几户人家,四爷爷是协助的劳力,出工一天拿八个工分,主要劳力则拿十个公分。
据四爷爷观察,在水田里耙田(就是用钉耙来平整土地)是项技术活,会耙田的主要劳力是一位勾着背、罗锅似的富农,四爷爷觉得很惊讶,一个伛偻、矮小的驼子为什么可以耙那么多的田,贫下中农反而不会。
就在下放的期间,四爷爷与一个小他一岁的姑娘有了一次短暂的恋爱,这个姑娘同是下放来的,四爷爷觉得两人同是受苦受难的底层人,挺有共同语言的,他们常在一起吃饭,可惜姑娘后来拒绝嫁给他。
四爷爷觉得乡里太苦,从1969年10月份开始,他开始外出搞“副业”,所谓“副业”,其实就是外出务工,他每个月打工可以挣五六十块,向生产队上交二十七块钱以记工分,四爷爷特别心疼这二十七块钱,于是打算以后不交这钱了,宁愿回城当个“黑人黑户”。
就在这时,城里的工厂开始招工了,黄家一家六个孩子,有三个在农村里下放,大队支书动了隐恻之心,在四爷爷招工这件事上没有什么意见,城里的居委会和采石场在政治审查时都没有为难四爷爷,于是四爷爷在城里的轻机厂当了一名开车床、磨车刀的工人。
四爷爷所在的这家轻机厂,是为造纸厂生产打浆设备的,在造纸前,要先把原料打成纸浆,打浆机速度越快,制浆的效率越高。轻机厂日夜两班倒,还在初级生产队的四爷爷因为不规律的生活不久染上了胃病,但轻机厂也使四爷爷终于步入了人生的正轨,“学技术挣钱讨老婆”不再是一种奢望了,而是一条现实的追求幸福的人生路径。
1974年,四爷爷娶了同为轻机厂工人的四奶奶,两人甚至还分到了一间房,一年后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出生,没过几年又添了一个女儿。直至“文革”结束,生活都再无波澜。我问四爷爷,你是什么时候觉得“文革”结束的?四爷爷想了一下说,“80年代初,从知识青年回城开始,还有当你太爷爷他们被叫成‘工商业’的时候,以前是叫‘资本家’”。
另谋出路
四爷爷并不是个安分的人,1980年代初,当车间再无东西可以教给他的时候,他被调去做调度管理,后来又转入销售科,在销售科时,他说自己咂摸透了所有的工艺、流程、质量标准、销售渠道,但没有被提干,始终是个普通的科员,与那些有职务的同事比起来,他的工资永远差那么一截,这使他隐隐感到自己的价值没有得到足够的承认。
直到一个邵东老板的出现。这个邵东老板开了一家私营企业,与四爷爷有业务上的往来,在酒桌上,对方戏称“像你这么懂的人,不如来我公司吧,我给你开两万块一年。”四爷爷表面上笑笑,心里却在想,两万块钱啊,我原来值这么多啊!
作为国营企业的轻机厂曾经是这个小城效益最好的工厂,不仅技术先进,能制造成套造纸机械设备,还人才济济,出过许多市级领导。然而渐渐地,四爷爷发现工厂效益每况愈下,他把这归结于改革开放后国际上新技术的冲击,必定要淘汰落后的生产力:国际上生产的造纸机每分钟能处理上千米的纸张,轻机厂的产品只能处理三百米。
轻机厂破败的厂房。图片来源:红网论坛
在四爷爷看来,单位靠不住了,就要接触社会找点别的出路。“我也想过体制内的舒服日子,但消费总得与收入成正比,不要成为别人的负担。”
于是在1980年代末,四爷爷利用自己在销售科的渠道开始“倒买倒卖”,事先他问了法院的朋友,那人回答说,你这么做,我的法律管不了你,但这还是违背职业道德的。四爷爷一听,心一横,说搞就搞。他通过公司进货的渠道,用自己的钱进了一小批机械零件,再卖给像邵东老板这样的私营企业或者公家的单位,从中赚取差价。
“在我开始干这个的时候,别人还没发现这条路”,当时四爷爷额外挣得的收入,相当于每个月多了一份工资,表面上看起来,他的生活还是和别人没什么区别,但心里却踏实了些。“打个比方,与人一起吃饭,如果要我埋单,我手头不紧张,心里就不慌。”
1990年代初,中国股市刚刚开放的时候,四爷爷也成了股民。他在股市里转了一圈发现根本挣不了钱,但即便如此,四爷爷还是投了一些,“炒着玩”。
“这不就是生活吗”
今年春节,四爷爷带我去路口拿外卖,那是一盆剥好的小龙虾,餐馆的女老板与四爷爷相熟,特意开着车送来的。四爷爷指着小龙虾说,“人家现在都买了车了,但其实开始很辛苦的,你看这个小龙虾这么大一盆,都是他们自己一个个剥的,吃苦、劳动才过得上好生活”。
我们一边聊天一边走回那座四爷爷自己盖的七层小楼,楼是2010年左右装修好的,那一年,房子虽然置办好了家电,但还开着窗户在通风,人也没搬进去。
当时四爷爷怕房子空着,招来一些梁上君子,于是包了五十元的红包放在新房子的桌上,还附上一张纸条,上面写了几句话,大意是:我知道兄弟你也不容易,这五十块钱拿去买点烟抽。
小偷或许不会因为这五十块钱而止步,“毕竟是新房子,就怕小偷来你家不仅偷东西,还搞破坏,把电视机塞到脚盆里。”
这栋能住三代人还能兼做仓库的七层小楼,也是后来四爷爷像剥小龙虾一样,一点一点攒出来的。
无论是买卖零件还是炒股,都不是四爷爷的主要收入。他之前在采石场干过,略懂一些建筑知识,1990年代末时,他找了一些工人,开始包一些小工程,从一个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人变成了市场经济浪潮中的小老板,帮人盖厂房、仓库、单位宿舍、食堂。
那时还没有严格的质量验收标准,四爷爷就找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师傅看看哪里不牢固,哪里还需要再修修补补。工程不复杂,四爷爷运气也不错,没有出过事故,他也从未陷入拖欠工人工资的窘境。为别人盖完房子,四爷爷才有钱买下一个农民的安置地,盖起了自己的房子。
四爷爷包过的最大一个工程是某个单位的职工宿舍,五层小楼,足有四、五千平米;2003年时,四爷爷经过亲戚的介绍,为一家由一位下岗女工办起来的民营罐头厂盖厂房——我念初中的时候,家里常收到那位亲戚送来的没有包装、朴实无华的铁皮橘瓣罐头,据说生产出来是要贴牌卖到越南去的;但我到省城念大学时,一天走进一家蛋糕房,发现货架上摆着的品牌黄桃罐头,包装精致诱人,卖得也不算便宜,一看包装,正是来自小城的那家罐头厂。
罐头厂所在的经济开发园区。
2004年,轻机厂宣布要买断,四爷爷和四奶奶因为退休,再加上四爷爷之前各种商业活动,这次下岗并没有对他造成什么冲击,“有退休工资就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
只是轻机厂的昔日辉煌再不复返,那家罐头厂的产品倒是从湖南省销售到了全国各地,后来我毕业来到上海工作,随便进一家便利店都能看到来自家乡的罐头。
四爷爷说他退休以后的商业活动,都是想为后代攒些家底。这几年他禁不住要在杯子里放点枸杞养生,直到11月河水凉透之前,都常常纵身一跳,下河游泳锻炼身体。而他的两个女儿已经结婚,开过文具店,学过投资,现在经营着一家旅馆。
至于他,啃着小龙虾,大口喝酒,“你看,有吃的,有酒喝,再扯点白话,这不就是生活吗?”
责任编辑:黄芳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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