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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人物

家族志⑥|爷爷那些没说完的话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白水

2018-02-20 12:22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一年当中,再没有什么时候比春节更让中国人想家。人们回到自己的原点,与最亲近的人团聚,共同追思先人,为来年祈愿。
一年当中,也再没有什么时候比春节更让人思考:我们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
今年春节,澎湃人物推出一组策划“家族志”,试图记录平民的历史,打捞普通人的声音,为他们留下生命的踪迹。

我们村东临长江,几十米高的江堤外就是白茫茫的江水。
12年前的夏末晚上,田野里蛙鸣起伏。我在跟母亲吃晚饭时得知:爹爹被蛇咬了。爹爹,在我们那里,就是爷爷。
【一】
爷爷在村里开了间小卖部,晚年他得了重病,为了减轻儿女负担,晚上去家附近的防汛站守夜。
母亲说,那天,爷爷在小卖部吃完晚饭后,握着手电筒独自去防汛站。他穿过长满野草的乡间小路,被一个东西“嗖”地在腿上叮了一下。
农村人一般认为唾液有消炎功效,爷爷弯腰用手沾了唾液在伤口处涂抹了几次,继续就着手电筒微弱的光走到防汛站。
等到进门看伤口,才发现咬他的是蛇。唾液没起作用,他觉得不舒服,掏出手机给儿子打电话。
儿子们把他接回小卖部,赤脚医生用布条绑住他的腿,不让蛇毒蔓延。爷爷的伤口处敷着草药,呈青紫色的右腿肿得比左腿粗一圈。我用手指按下去,皮肤上留下一个深深的指印,肌肉失去了弹性。
他靠在躺椅上,眼睛微睁,面色苍白。15岁的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他——印象中的爷爷有着宽大的额头,上面刻着深深的皱纹,他总是精神的,活跃在村里的大事小事上。
每逢稻谷、棉花和油菜籽等农作物买卖的时节,他是那个张罗收购贩子的组织者;货轮停靠在江边,他是那个上船运送物资的人;他也是村子里第一个开店,最早安装电话和骑永久牌自行车的人。
爷爷没有当过村干部,却在村里很有威望。在我们家族内部更是如此。我们家没有家谱,也没有祠堂,65岁的爷爷是最年长的长辈,是家族里的大家长。
爷爷有六个孩子,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我父亲排行老三,上有一个哥哥和姐姐,下有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除了小叔在外,大伯伯、我父亲和三叔都在我们村娶妻生子。
大伯伯有两个女儿,都比我大。我家有我和弟弟。三叔的独子最小。
爷爷不厌其烦地教我们如何称呼彼此。弟弟习惯于叫我“姐姐”,爷爷纠正他叫我“三姐姐”,分别叫大伯伯的两个女儿“大姐姐”和“二姐姐”。他也这样教三叔的儿子。
在这些称呼中,爷爷教给我们几个80、90后的小儿女,什么是“家族”。
玻璃下模糊掉的家人证件照。 文中图片均由白水提供
【二】
在老家的亲人都聚在了一起。我们希望,爷爷第二天早上会好起来。
第二天早上,爷爷突然掏出身上所有的钱,递给我跟弟弟,嘱咐妈妈好好照顾我们。下午,家人送他去了医院,次日,医生说救不了了。
爷爷要回家。我坐在救护车上,看着已经无法说话的他,脑子里闪过无数的回忆。
记忆里爷爷虽然常虎着脸,但又是温和的。小姑姑小时候玩踢毽子,爷爷也踢,还笑称她不一定踢得过他。
有一天晚上,他遇到一个迷路的女孩在江堤上徘徊,担心她遇害,带她回家,帮她找到了家人。
还有一年夏天,我跟母亲在家吃饭,突然一个女乞丐坐在家门口不走。女人穿得破破烂烂,头上都是血迹,苍蝇围着她飞来飞去,她一直瞪着我们。
我那时小,害怕,母亲胆小,也怕,试图让她走,她不理。最终爷爷来了,他不嫌女乞丐邋遢,也不生气,径自走过去牵着她离开,把她带到一处荫凉的地方,给了她一些食物。
我和弟弟在夏天最大的快乐,就是去到爷爷的小卖部玩,期待在那里得到一根冰棒,爷爷永远会满足我们。我跟弟弟被蜜蜂蛰了,两人大哭。爷爷跑来为我们吸去伤口的蜂毒。
右边的大大泡泡糖是童年的记忆,还跟十几年前爷爷经营时的小卖部一样。
爷爷对我们几姐弟寄予厚望,希望我们像考上大学,走出村子的小姑姑那样,通过读书改变命运……
从医院回到老家,已经是晚上,家人围在爷爷的床边守着他。他非常虚弱,想说话,用手无力地拉扯氧气袋。家人听他的,取走了氧气袋。
他说话,我们静下来听,却无法听清。他吃力地在纸上写下字,依然无法辨认。
几分钟后,他离开了。我们仍是不知道他要说的是什么。
【三】
15岁的那年夏天,我没有读懂爷爷的遗言。我与他生命交集的十几年里,对他了解甚少。似乎他天然就是我的爷爷。
今年春节,我回到村子,想去追寻爷爷的过去,却仅能从奶奶和跟爷爷同年代的老人口中拼凑一些记忆碎片——村子里的老人在迅速衰老、减少,已经没几个比爷爷还大的了。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没有接受过教育,不善言辞,对于遥远的过去记忆模糊。
奶奶甚至不记得自己生于哪一年。她只知道爷爷比她大两岁。1941年出生的同村老人金爷爷告诉我,爷爷跟他同岁。
金爷爷避讳谈我爷爷的父亲的事,他认为那不光彩,因为成分不好,爷爷年轻时想当民兵都当不上。
奶奶从死去的曾曾奶奶那得知,爷爷的父亲曾是一名国民党兵,回家探亲时,随身携带枪。晚上,几个邻居抢了他的枪去抢东西,结果被抓,他受了牵连被处决。
爷爷的父亲有两个老婆,他是第一个老婆生的。他父亲去世时40多岁,爷爷才3岁,他母亲两年后也死了。他的奶奶独自抚养他。
那是上世纪40年代的中国,底层百姓过着赤贫的生活。爷爷的村庄每家都是茅草屋,芦苇秸秆做墙壁,草做屋顶。有的人家有三间屋,有的是两间屋。茅草屋没窗户,有人在屋顶开一个口让光进来,叫做天顶。
带天顶的屋子被称为“亮几间”,不带天顶的就叫“黑几间”。爷爷住的是黑三间,屋高6尺,站直了手能够到屋顶。
曾曾奶奶疼爱他,送他读书,这在当时是件奢侈的事。隔壁比爷爷大四岁的张奶奶那时就没书读,每天要放牛、磨麦子。
和爷爷同龄的金爷爷1949年入私塾读书,学费是一学期一担稻。先生让他们背书,背不出就拿树条打手心。他们念:人之初,性本善。
读了一学期,遇到破圩(意指“洪水”),江水淹了稻田和人家,私塾没了。金爷爷一本书还没念完,就开始替人放牛。
而我的爷爷一直读到了小学毕业。18岁时,村里人为他物色了一个姑娘娶亲,就是我奶奶。
【四】
金爷爷回忆,我奶奶刚过门时,爷爷在的生产队还不是很景气。婚礼那天,她穿着一件带花的衣服,扎着两个辫子。
穷有穷的闹法,大伙儿都涌到爷爷家喝酒,年轻人喜欢热闹。“你奶奶不情愿,我们把她直接推到房间里,外面门一抵,门扣拉上。你奶奶在里面尖喊,哭”,金爷爷说完羞涩地抿嘴笑。
这是奶奶绝不愿意跟我说的。我不知道她是忘记了,还是不愿意说。她只是感叹,“那哪里叫结婚呢?他们说把我给婆家去,我哪晓得给婆家是做么事啊!”
在奶奶心中,那个年代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穷。这导致了她一生的不甘。
奶奶的母亲在年近50岁时生下她这个幺女,她的父亲给有钱人家做帮工。有一天,父亲正在场上收稻谷,地主穿着大长袍子,戳根拐棍来了。
地主把父亲堆好的稻子往自家搬。奶奶看到后,一手拉着母亲对地主喊:“你把我家稻子搞走做什么?”
地主说:“是我家的,哪是你家的。”
“这稻子在我家啊!”年幼的奶奶不懂。
地主把拐棍往地上一戳,说:“这是我的稻!”
家穷没得吃,他们每天打野菜,吃野薅子。又逢奶奶的舅舅死了妻子,只有一个儿子,便要领奶奶做女儿。奶奶的母亲已有四个孩子,就同意了。
两年后,奶奶偷偷从舅舅家跑了回来。母亲打她,要她回去,她被打得皮开肉绽,却坚持不回去。
奶奶有两个宠她的哥哥,挖荸荠给她吃。她记得荸荠好大一个,堆得高高的,“我高兴死了” 。
奶奶十岁时,哥哥提议让她念书,舅舅替她出了一学期两元的学费。她每天背着小板凳去学校,成了这个贫农家庭里唯一一个读过书的孩子。
但考上初中后,父亲让她停学了。回家后,村里让她教穷孩子认字。这大概是她一生中最受尊重的时候,但只持续了几个月。她父亲不久生病去世,家人打算把她嫁给爷爷。
奶奶所在的村子,与爷爷家相隔二三十里路,走路要半天,途中要摆渡两次。
她嫁过来后,没多久又跑回家。爷爷找她她也不理,一年以后,她母亲把她送来了。
她终于随爷爷住进了那三间茅草屋。奶奶那年16岁。
【五】
对于这段自己做不得主的经历,奶奶感到遗憾,“不想了,这是你们的时代了,” 她说。
奶奶生完第一个孩子,爷爷想杀一只鸡给她补身体,但曾曾奶奶不同意,她跪在奶奶的床前骂她。奶奶如今也不懂为什么。
生完第五个孩子,妇联主任带奶奶去县医院上避孕环,上完环,她下地割草,痛得蹲不下去,妇联主任又带她去医院取环。
后来,奶奶又怀了小叔。她不想生。爷爷坚持让她生。临产前,她坐在床边地上,痛得差点死过去,爷爷想把她抱到床上躺下,刚抱起,小叔掉下来了。
因为读过书,1960年前后爷爷在生产队所在小组做会计。那时劳动按工分计酬,家家户户按工分领取粮油。
孩子多,工分挣不足,爷爷家成为“超支户”,又叫“欠款户”。分粮油时,别人家用木桶挑油,他只能拿瓶子装。
爷爷做会计时也得下地干活,但没过几年,他就不做会计了,跟大家一样干活。他吃苦耐劳,挑得起200多斤的重物。
金爷爷与爷爷在同一个生产队。稻谷农忙时节,一天睡不满两个小时。夜间三点,队长拿喇叭喊大伙起床干活。割完稻子,女人挖稻梗,男人打稻谷。做完后,继续插新秧。
即使整日劳作,依然“饿得要死”——水稻、油菜和麦子种了许多,却长不出庄稼。人吃不饱,也没力气干活。
“那些干部鬼搞,田里没收稻,他说一亩多少多少。”奶奶说的,是1958年发起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高指标”、“浮夸风”在民间大肆泛滥。奶奶卷入了这些历史事件,但作为亲历者和见证者的她,迷迷糊糊地承受着,说不清来由。
土地贫瘠,农民从长江割青草做肥料。稍闲时还得挑泥土建江堤。如今几十米高的江堤,全由人从江里挑来泥土垒起,挑完将土踩夯实。不论男人女人,一天挑12个小时。金爷爷的母亲挑泥时不幸落水,之后生病发展成肺痨,死了。
做工难以维持一家人的温饱。70年代,爷爷开始寻求新出路,他去江南扛回毛竹、沙料做买卖,或去市区拉板车运货,常常十天半月不回家。
80年代初,乡供销社在各村设分点。爷爷跟村干部关系好,盘下了村供销点自主经营。供销社空间大,有柜台、秤和算盘,全村只此一家。我每天放学经过,非得冲进去讨要点零食才心满意足地离开。
【六】
爷爷在供销社待了19年,每天独自住在那。
渐渐地,村里杂货店多了,供销社赚不到钱,他只得关门回家开了小卖部,之后又一直在小卖部独居。
小卖部里的气球,现在小卖部由大伯伯经营。
爷爷好助人。他跟信用社的人关系好,常有人托他帮忙贷款,他不知道拒绝,用小卖部做担保。但贷款的人不一定还,也不一定有能力还,最终麻烦又回到他身上。
乡里加高加固江堤时,工程队的工人都住爷爷家。他们都跟爷爷相熟,交口称赞他的为人。因为好结交朋友,爷爷常在外喝酒应酬。
他很少在家,跟孩子也很少交流。小姑姑觉得他“对家人比较凶,对外面人特别好”,奶奶则絮叨着“他不晓得关心家里,不晓得,不晓得……”
爷爷脾气时好时坏,谁惹他不高兴,他很快脸一黑,眼一瞪,所以孩子们都怕他。三叔小时候不读书,爷爷发脾气要打他,他把书包一扔,拔腿就跑,晚上睡在同学家不敢回。等第二天回来,爷爷已经走了。
爷爷喝酒后老跟奶奶吵架,家人都这么说。在供销社的后几年,他喝完酒后难受又吐不出来,奶奶说他几句,他就要打人。
家人说不清楚他是爱酒,还是迫于应酬。但凡有酒,他就喝,以致后来肝出了问题,医生叮嘱他不能再喝。
但即使生病,有人邀请他仍不拒绝。“孬(“孬”是方言里骂人的话,意指脑子有问题)喝酒,真是孬喝酒。人家还没喝,他已经喝下肚子了”,奶奶形容他。
2002年的一次,爷爷晚上在邻居家喝酒,奶奶劝他,他不听,两人回来后打架,一直闹到半夜。
爷爷后来紧闭大门把自己关在小卖部里,家人喊,他也不开,只是隔着窗户对我母亲喊,让她好好照顾我弟弟。弟弟是他的长孙。
在乡间精神生活乏善可陈的年代,喝酒大概是最便利的交际和消遣。金爷爷年轻时也跟着爷爷喝酒。他记得,爷爷喝醉了就说:“喝啊,喝啊,我差死你(方言:意为喝酒不会比你差)!”
我很想从金爷爷那知道他们喝酒时的谈话,但他不记得了:“没有什么时间在一块聊天,晚上睡觉时间短,白天要干活,上工时也没时间扯。不扯,不扯。”
金爷爷不赞同爷爷不关心家庭的说法,“男子汉在家里守着,没有什么大出息。”他认为正因为爷爷“混得好”,儿女们才读得起书。
爷爷不强制孩子读书,大姑姑因为要照顾弟弟妹妹,没有读书。男孩们对读书没有热情,念着念着就没念了。
大伯伯读书时,赶上“文革”,学生们效仿张铁生交白卷,“不学外国文,照当接班人”。“小升初”时,他去参加升学考试途中跌入水塘,考试也不考了,穿着湿衣服直接回家了。
我父亲最调皮。他读初一时,每天在玉米地里打牌,输了就撕一页书,这样念了一学期就没念了。
只有小姑姑一直读下去了。生于1969年的小姑姑喜爱读书,奶奶也支持她读书,她有时搬了小凳子坐在屋前写字,爷爷凑上来,看到她的字好看,就忍不住跟人炫耀一番。
1987年,小姑姑考上省城的大学,爷爷杀猪,请客,送小姑姑去省城。那是小姑姑第一次坐汽车出远门。爷爷在学校的招待所住了一晚上,就走了。
“他坐学校客车到火车站,我跟在后面哭着撵,我说我要回家。一个老师就喊:‘回家干嘛,有什么出息’,”小姑姑后来在省城结婚生子。
【七】
除了小姑姑和小叔,孩子们的结婚对象都是爷爷物色的。80年代末,他给大伯伯和大伯母办婚礼,张罗着放映了两部电影。这在当时是很有面子的事。
后来,他在村里办事时认识了我母亲。母亲住在离我家不到两公里的另一个队。她年轻好看,总是安静地坐在屋里捏鞭(方言:意为制作鞭炮),贴补家用。爷爷回来就让父亲去见见母亲。
一手操办了子女婚事的爷爷努力在家族中树立威严。我父母刚结婚时,跟爷爷住在一起。有一天,母亲在吃饭,父亲对她做鬼脸。母亲开玩笑对他说了句“孬子”。
爷爷听到了,就骂母亲。母亲赌气,把碗扔在地上走了。爷爷让她捡,她不捡,跑到外婆家住了一个礼拜,她回来时,碗还在地上。爷爷不让家人碰,仍旧让母亲捡起来。
但随着孩子长大,他渐渐失去这份威严。小姑姑在省城读书期间,认识比自己大几岁的姑父,两人恋爱了。22岁的小姑姑回家告诉爷爷,她打算结婚,爷爷不同意,大发脾气,吼道:“你要是去,我一分钱不给你!”说完就跑了。
小姑姑那时刚毕业,被分配到老家的城市工作,与姑父异地。她不明白,爷爷不同意是因为两人异地,还是希望女儿的婚事由他作主。
小姑姑仍旧结婚了。爷爷没有送她。他们也再也没有聊过此事。但小姑姑每年过年和小姑父一起回家,爷爷依然热情,总去买很多东西招待他们。
当爷爷的儿子也变成父亲时,爷爷的威严更受到威胁。在我的记忆里,三叔结婚后,因为家庭纠纷,常跟爷爷吵架。有一天晚上,他们吵完,三叔吼着拿铲子要打爷爷。
爷爷的小儿子,读完初中离家在一个沿海城市打工,之后娶妻生子,买车买房,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但他有了孩子后,因惹事入狱了。
我始终记得,那天晚上,当生病的爷爷得知这个消息时,他紧闭嘴唇,面色凝重,说不出话,额上的皱纹更深了。他生气,难过,羞愧。
他的病最终被诊断为乙肝。这之后,他暴躁的脾气消失了,所有的家庭纠纷似乎也得到了缓解。
为了减轻子女负担,爷爷晚年在防汛站做夜间看护。防汛站建在一片新开发的工地上,傍着江堤,人烟稀少,荒凉极了。
60多岁的他,每天一个人沿着田间小路,穿过茂密的漆黑的草丛,走到那片荒地上。
我那时读初中,每次骑车上学经过江堤总会看到防汛站,天还未大亮,高高的建筑里只有一个窗户透着孤单的亮光。
有一天晚上,他打着手电筒来我家和父亲聊天,他说,打算拿出一部分钱留给弟弟买自行车上初中。灯下,我看到他眼睛里噙着泪水。没多久,他就打着手电筒离开了,一个人消失在乡村漆黑的夜里。
乡村的夜,是扎扎实实的黑。
【八】
爷爷已经离开我们12年了。
爷爷的小卖部由大伯经营,只是奶奶仍旧每日守在那卖货。
爷爷唯一还存留的物件,本是个茶叶盒,爷爷用来做钱罐,铁盒表皮脱落,大伯伯仍在用它做小卖部的钱罐。
爷爷去世前几天,曾跟奶奶坐在一起闲聊。聊着聊着,奶奶就哭了。他说:“别哭,我们俩迟早都要分开”。奶奶说:“你走了以后,留我一个人在这小屋里”。他说:“你别怕,我不会吓你”。
爷爷弥留之际,我父亲在外打工,赶到家时爷爷刚刚断气。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父亲的眼泪掉了下来,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哭,也是唯一一次。家人烧爷爷遗物时,父亲特地留下了一件爷爷的棉衣,穿在了自己身上。
几年后,小叔也出狱了,在爷爷坟前嚎啕大哭。
如今,我父亲的一言一行变得越来越像他的父亲。我离开家乡去了小叔打拼的城市工作,成了我父亲的骄傲。大伯伯的两个女儿都生了孩子,他们并不知道爷爷曾经的存在。
压在玻璃下模糊掉的家人照片,左下角有小卖部的柜台。
责任编辑:黄芳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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