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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人物

家族志②|三代人的一百年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江梏释

2018-02-16 17:14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一年当中,再没有什么时候比春节更让中国人想家。人们回到自己的原点,与最亲近的人团聚,共同追思先人,为来年祈愿。
一年当中,也再没有什么时候比春节更让人思考:我们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
今年春节,澎湃人物推出策划“家族志”,试图记录平民的历史,打捞普通人的声音,为他们留下生命的踪迹。

我从未见过父亲年轻时的模样。
我出生那年,他已经58岁了。记忆中他总是戴着茶色的方框镜和男士假发,回家坐在书桌前时摘下,再换上一副透明的眼镜。便显出稀疏的头顶和眼角的皱纹来。那眼镜我趁他不在家时偷偷戴起来玩儿过,世界像是放大了一圈,看得人头晕。真难受,怪不得他看报纸时总要严肃地皱着眉头,我心想。
那时我以为,天下所有的父亲都是这般模样。可出门时老有人乱喊:“小朋友,你爷爷……”解释多了不耐烦,后来就变成了固定句式:“那是我爸爸!我爷爷早死啦!我都没见过!”然后看着人家被噎住的表情,在心里默默翻个白眼,想,这些人是不是傻。
长大了发现傻的可能是我。
爷爷是真的早死了,死在我出生前40年。印象中,他和奶奶就是老家的一块墓碑。这碑很重要,每隔几年,我们全家就要千里迢迢跑到那个钱塘江中游的小城去过年,年初一早上拎着满满一兜纸叠的金元宝去碑前烧。
大人们拿着点着了的纸在我头上绕圈,嘴巴里念念有词,要素未谋面的爷爷奶奶保佑我平安健康,好好学习。我跪在地下,忧心忡忡,满心希望他们先保佑着火的纸不要掉在我脑袋上。这招很灵,我于是信了,他们真的会地下有知。
很多年以后,姑姑寄来一张照片。我看着两张黑白的面孔,突然间明白了“血缘”的涵义。姑姑总说,后辈里我最像奶奶,走路的姿势像,静静坐着看书时的气质也像。“妈妈是大家闺秀啊。”她叹口气,追忆似地说。
我看不见她脑海里的画面,那大约是七八十年前的事了。
爷爷奶奶的全家福。摄于20世纪30年代。后排楼梯上那个戴帽子的少年就是父亲。 本文图均为撰稿人供图
【一】
奶奶原本不是大家出身。她的父母是佃农,育有三子三女,家境贫寒。
同村有个大地主,号称“县城南门外第一家”,三进的院子,几千亩耕地,每年收租时负责专职登记的伙计就有三四个,收来的谷子能堆满整个大厅。可惜这家的大少爷有肺痨之症,不知老爷听了哪个庸医的话,说冲冲喜就好了,便把儿子从小定下的亲事操办起来。
可怜那亲家闺女,头天过门,第二天就守了寡。娘家回不去,婆家没依靠,也不知想了些什么,自此再不出门,日日上二楼屋中念经。又提出想收养个女儿,省得日后死了连戴孝之人都没有。婆家自知对不住这位大少奶奶,多养个小孩也不是什么难事,便抱了个女孩来。
这女孩就是我奶奶。
一晃十七八年。正待出阁的年纪,碰巧家中老三读书毕业回来,说自己有个同学,家就在隔壁村,聪明成绩好,如今毕业出去当了官。老爷一听,除了自家这小子,同乡的十里八村也找不出一个当官的大学生啊,这么好的孙女婿,赶紧托人去说媒。对面当家的一瞧,这不是南门外最出名那富户人家的大小姐吗?肯下嫁,那还有什么说的。这事儿就算是定下了。
那时候,爷爷正在江苏昆山当承审员助理(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的《县知事兼理司法事务暂行条例》规定:“县知事审理案件,得设承审员助理之。”故“承审员助理”为县级司法职位。——笔者注)。
他出生时晚清风雨飘摇,没几年就亡了。军阀割据,山河破碎,乱世的动荡没掀翻这江南小镇的根基,却还是悄悄荡起了一丝波纹。有一次太爷爷打官司,输了,道理是在他这头的,可对方送了礼。太爷爷一生气,决心让两个儿子好好读书,一定要把他们都培养成法官。后来,爷爷就去了北京辅仁大学法律系。
收到太爷爷寄来的信时,爷爷已经在昆山认识了一个姑娘。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只好请假回来,八抬大轿把奶奶娶过门。完婚后奶奶跟着到了昆山,一看屋里等着的人,眼泪唰唰掉,气得转头就要走。爷爷赶忙拦下说软话:你是明媒正娶的原配,又知书达理,我敬你重你,家里总还是你说了算。
还能怎么办呢?那时男人三妻四妾都是常事,女人哪有什么选择。后来那姑娘便进门做了妾,我父亲一辈唤她姨娘。再后来,奶奶生了大伯,一年后生了姑姑,又过了两年,我父亲便出生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爷爷不再当承审员助理了,总觉得办的案子对不起良心。他与国民党将领商震有些交情,便先把家人送回江南,转身去了军队。
父亲时年不过三四岁,只记得火车一路开开停停,中途嚷嚷着想上厕所,也只能等停车下去。如今忆起,那大概并不是客车,而是货车,也没座位,几个长条椅子往那儿一摆,一路坐回去的。到了老家,姨娘安顿在太爷爷家,奶奶住回了娘家。
日本人占领江南的时候,爷爷还在北方随抗战部队做文职。老家这边,国共的游击队都埋伏在乡下,日本人只偶尔派伪军来,村里反倒比城里安全。大家族的荫庇还在,即便“敌占区”通讯中断时期,收不到爷爷寄来的钱,奶奶凭着当年陪嫁的几亩地,也勉强过活来了。
那成了父亲一生中仅有的没心没肺的时光。他衣食无忧,有奶娘,有佣人,有兄弟姐妹和表亲,成天与一大堆小孩儿满院子笑闹。到了上学的年纪,小学和外婆家的村之间有条河,放假想回去,没渡资,他眼睛一转,就蹲在鸡圈附近等。等听见了鸡叫,飞快地跑去从鸡窝里掏出个蛋,到了河边冲摆渡人一伸手:“我没钱,这个给你行吗?”
后来,极重教育的奶奶觉得村里的小学不好,又送他去镇上最好的小学,寄宿制,没了捣蛋的机会。抗战胜利后不久,父亲小学毕业,考进了当地最好的中学,由于成绩好,还加入了“民主青年团”,成了第一批团员。初一结束时,解放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家中已经有了6个孩子,奶奶觉得不是办法,修书一封。爷爷在回信中附了路费。
父亲的童年结束了。那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将要踏上的,是怎样颠沛流离的半生。
【二】
抗战期间,爷爷在军队中待了几年,后来转到地方,在湖北的老河口做了税务局长。内战爆发,眼见当局腐败,辞官转行做了商人。先在当地办了个锯木厂,奶奶拖家带口过去不久,战火就蔓延到了湖北。
解放军打到城下时,爷爷已改做棉花生意,随货去了武汉。奶奶赶紧拍电报,爷爷说,你们先去樊城找老Z。老Z是个地下党,爷爷做税务局长那会儿,国民党曾经把他抓起来过。爷爷知道他的身份,可时值抗战,他心肠又软,便作保说老Z是朋友,打通关节救了他出来。
老Z在樊城开了个织布厂,奶奶带着六个孩子住在厂房二楼。没几日,解放军三面包围了樊城,老Z说,唯一的通路就是过河去襄阳。奶奶过了河,城墙根不远处有间民房,就暂时在那里安顿下来。
所谓安顿,不过是乱世求生。在这场后来闻名全国的解放战争“五路大捷”之一的襄樊战役中,十余日里街头巷尾不见人影,只闻枪声。父亲的记忆中,常有飞机在头顶盘旋,炮火所及之处一片废墟。没有地方躲,奶奶便带着孩子们窝在城墙根下抗战时遗留的洞里。
大伯时年18岁,奶奶拖着小孩子们往城墙根跑时,想办法让他先出了城,去武汉找爷爷。“意思是万一我们都死了,还能给你爷爷留个后。”父亲说。襄阳解放后,奶奶扔下所有家当,给孩子们一人打了个包袱,也出了城。走了十几里路,终于和爷爷派来接人的汽车对上,乘车到了武汉。
爷爷去接一家老小时,生意上的货交给大伯看管。谁料大伯自作主张把棉花卖了,等一家人回到武汉时,钱都没剩下多少。爷爷发现情况不对,要追查,大伯一害怕,跑回了外婆家(即奶奶的娘家)。隔壁有个打小一起玩儿的同龄人,家里是贫农,参加了解放军,大伯托他找了个县政府的熟人,去隔壁镇上当了小学老师。
半年后,武汉解放前夕,爷爷决定将所有货物出手,回江南老家。奶奶带着其他孩子先行一步,父亲正在蘅青中学读初二,尚未放假,便和爷爷一道留下来。谁料变故横生,爷爷手下负责拿货的雇员见武汉不保,也知国民党大势已去,半途中竟将货物转手,给自己买了张去香港的机票,再也没回来。
突然之间,爷爷几乎身无分文。他变卖了家具,还凑不够买火车票的钱,只好买了两张船票,终点离老家还有五十里路。父亲彼时还是15岁的少年,对家中变故懵懵懂懂,一路肚子咕咕叫,看着爷爷始终没解开的眉头忍了又忍,终于扭头开口:“爸,我饿。” 爷爷叹口气,说,我也饿,再忍忍,就快到了。
“那时候我就知道,家道中落了。”父亲回忆起时沉默两秒,语气无限感慨。
又半年后,全国解放。土地改革中,奶奶娘家的地被分了去,表亲们也没敢再联系。爷爷家也“被平均”’,一人分到两亩田。
隔壁有个女邻居,丈夫是国民党留在大陆的地下势力。她知道爷爷早年在湖北做过官,常来家里串门,一来二去熟悉了,就暗中动员爷爷加入。爷爷早在辞官行商时,便已打定主意远离政局。于是果断拒绝,不再来往,在家安分种田,一心一意培养子女读书。
父亲似是继承了几分爷爷的学习本领,自回乡后续读初二至毕业,一直为同龄人中之佼佼者。聪颖之名,至今回老家还有人提起。我读大学时有一年春节回家,他在屋里整理书箱,突然兴奋得大声喊我:“你来看!”
那是一张1950年的毕业证。黑白的一寸照褪色成灰黄,照片里的少年瘦而清秀,严肃的表情遮不住眉眼间的书卷气。
如果没有意外,他本该去县里读高中。1951年初,政府举办了“学习改造培训班”,凡是在国民党时期工作过的人都要参加。爷爷去了两三个月的时间,突然有一天家里收到报信,说爷爷已被枪毙,尸体在隔壁村。
父亲去收了尸。奶奶哭得昏天黑地。乡亲们来家里劝慰时,有人透了话:是女邻居的丈夫写了份材料,指使一个认识的贫农去控诉爷爷,说他做过国民党的官,娶了大地主家的女儿,欺压农民,是特务分子。在隔壁村的公审会上,当场就下了判决书。
同村的人说,爷爷为人和善有文化,在村里风评颇佳,奶奶知书达理,早年富裕时还常接济乡亲,即便是同村的贫农也没有人恨过他们。女邻居的丈夫是怕爷爷告发自己的身份,先下手为强。
“如果真的告发倒还好了,可你爷爷就是太善良了,什么都没说。”父亲叹一口气,说不清是该替他悔还是恨。没几日,邻市查到真的国民党特务,寻根摸底,把女邻居的丈夫抓走,也枪毙了。女邻居被判无期,不久生病去世。
可爷爷终究是活不过来了。那一年,父亲尚未满18岁。
【三】
爷爷去世后不久,父亲接到一封大伯寄来的信。大伯在隔壁镇当小学老师,娶妻,生了三个女儿。信里说,铁道部在县城招生,让父亲拿着初中毕业证和照片去报名。
父亲拿着信去找奶奶。奶奶没说话。父亲说,那我明天走。奶奶还是没说话。第二天,奶奶早早起来做了饭。父亲吃完便走了,一路上嘀咕,妈妈到底为什么不表态呢?
很久以后他终于想明白:家中一个姐姐,四个弟弟,自己一走彻底没了劳力,谁种地?一家人可怎么活……但如果现在不出去,以后恐怕也没机会再出去了,当妈的,哪个忍心断了儿子的前途,何况还是家里读书最好的那个?
父亲一路走到镇上,先去当地接生的小姑姑(爷爷的胞妹)家蹭了顿饭。又走了几十里路,到县城找姨姨。这姨姨的父亲,正是当年撮合爷爷奶奶的家中老三,多年仍有来往。姨夫在县城的中学当老师,父亲就住在姨夫家,借了教科书来用功复习,还每天看报纸。
说来也巧,时值抗美援朝,考试时的政治题他基本全在报纸上看过。政治拿了最高分,不仅顺利考取,还成为录取学生的队长,协助带队到北京。进京第二天就被送到门头沟的戒台寺,寺庙里的佛像早被推倒,换成了教室和临时宿舍。
解放后不久就开始修铁路,铁轨铺到一半,有工人,缺技术干部,培训班时间一再压缩。10个月后,父亲就毕业了,被分配到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中铁一局的前身)下属一个工程队做会计。
老会计本是商行里打算盘的,主要任务就是记账、做工资。父亲一看,简单,自告奋勇,一天就做完了多半。老会计说不急,过几天才交。父亲夜里躺在床上,总觉得还剩一点儿拖着麻烦,干脆弄完得了,又爬起来加班。做完留个条子,说任务完成明日怕要晚起,请老会计检查,万一有错再改。
次日老会计查完账十分欣喜,说老家在河北,腿脚有毛病早想回家治疗,领导一直不准。这下可好,当天就把账送上去,顺便请假。科长一听,刚来的练习生能行吗?打个电话来,问:老会计走了,任务你能承担起来?父亲说,能。
科长说,月底三天内要报账,我把人放走了,你可要负责。父亲说,没问题。第二个月,他第一天就把账报上去了。半年后练习生定职,6个练习生,其余5人都是最低档的173工资分,只有他拿了188工资分的第二档。
那时他年轻,聪明,好强,也得意。并不知这样的性格,如何为此后的人生际遇埋下悲剧的伏笔。
188工资分,折合成钱大约有四五十块。父亲每月留下18元生活费,余下的都寄回家。奶奶再苦也没放弃教育,姑姑上学虽晚,到底念到了初中毕业。看着家中情况,决定不再上高中,省下钱供弟弟们继续读初中。便折身向西北来,投奔了父亲。未及半年,铁道部招收职工子弟做绘图员,她便借着父亲的亲属身份和初中文凭,解决了工作。
1956年春节,父亲回家探亲,遇见堂伯母,说堂妹在上海做保姆,很苦,希望他有机会能帮衬一下。父亲回单位后便给堂妹邮寄了路费,在办公室后的农家小院菜园里找了个小房间,将她安顿下来。
那年“整风”运动,父亲提了意见,说应该鼓励自己学习毛选,不要总在会上念。那时队里大多数干部都是读过书的,只是出身不好;书记则是战士出身,文化水平低,学习会上讲不出什么,便只照着念毛选,还总念错别字。
第二年风向就变了。大字报贴出来,说他在学习会议上讽刺毛主席。父亲年轻气盛,极不服气,写检查时还反驳:“我不是说毛选,我是说教导员,因为他确实没有水平;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他没水平,大家都这样说,他念错字大家也都在下面笑嘛。”
批判于是升级。说他拒不承认错误,还攻击党的领导,反社会主义。一向骄傲倔强的他死不松口:“说讽刺指导员可以,但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不承认!”
结果父亲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路籍(即公职),劳动教养。
【四】
在监狱中过了一夜,父亲被火车拉到酒泉。劳教农场派了好几辆车来,送他们去了三十公里外的夹边沟。
碰巧夹边沟农场人满,他又被分去新添墩。一个土炕屋子里住六个人。农场没有牛,靠人力生翻地。父亲一介书生,靠着小时候一点种地经验和年龄优势,总算扛下来。最后全体转移去了高台县的农场。高台的农场没房屋,都是窑洞,还不是山上挖的,是半地下的。
父亲饿得打跌,眼见情况不对,给堂妹写了封信。被划为右派时,他匆匆与堂妹告别,让她回去。堂妹说,哥,我回不去了,不过你们这儿医疗所有个男的总来找我,不行我就答应他吧。父亲说,你自己看,但路费我还给你。后来,堂妹就嫁给了那个男的,随他一起去了河南。
收到信后的堂妹寄来了一大包炒熟的面粉。父亲白天抱着,晚上睡觉也裹在怀里,怕被人抢。也不敢多吃,一天就着水吞下半碗。就这么撑到了1960年的冬天。
流传的说法,是时任国家监察部女部长钱瑛来甘肃考察。父亲的记忆中,是有一日上头接待了什么人,第二天便宣布集合、打背包。又要转移了,他心想,骂了句国骂。
拉人的车直接开进省委招待所。待了大半个月,其他人都走了,才有人把他叫去,说原单位已经调去北京,想跟着去劳动教养也不可能,就地分配去修铁路吧。
父亲于是成了一名顶着“右派”帽子的铁路工人,铺铁轨,挖涵洞,造桥梁……在日复一日的体力劳动和旁人冷眼中,消磨尽了中青年时光。
【五】
1976年,平反工作开始逐步进行,父亲的“右派”帽子终于摘下,被当作普通劳动者对待。铁路已经修完了,他被调去做房建。两年后,《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发布。按规定,“右派分子”原职原薪复职。
父亲再次回到工作岗位时,已经43岁了。恢复原职了,工资还是最低标准,他去找党委,书记说回去研究研究。三天后答复下来,工资提了。同时告诉他一件事:档案里,没有关于他被划为右派及之后的材料。
那些左右着一个人命运的单薄纸张,大概是遗落在了动荡岁月中的某个角落吧。
此后十余年,父亲认真努力工作,却始终不曾成家。直至80年代末,遇见了母亲。后来母亲又拼着40多岁的高龄,硬是生了我。
我出生前后,单位要搞经济核算,父亲看现有的操作方式不便,申请拟定新的办法。自己折腾了一个星期,领导看完很高兴,决定全局执行。执行过程中,他又建议开办在职干部学习班,顺便自己也补充了些新知识。结业考核,他又拿了第一。
小时候错失的学习机会,平反后十年,父亲又补了回来。
后来就调到了更好的岗位,专门负责发文拟稿写简报。单位开会,传递上级通知,他旁听记录,领导发现他总是记得比自己好,便吩咐:以后记录完你别拿走,交给我也看看。再去更高一级领导那儿汇报的时候,就拿着他的记录去。有一次被大领导发现,文笔好的名声就传了上去。再后来,每年的汇编也由他主持执行。
谈及这一段时,父亲的脸上又出现了他说起刚工作那段时间时的光芒。他还是那样认真努力,聪明好强,似乎35年的时光从未流逝。可惜岁月从不饶人,我三岁那年,他年龄已到,办理了退休。
那是1994年,有人已经“下海”,有人即将下岗,而他与这一切似乎都再无关联。许是为我这个嗷嗷待哺的小崽子考虑,他折腾过几年投资。却因对理财、金融这种新鲜的名词一窍不通,终究没赚到什么钱,大概还赔了些本。退休金倒是一路水涨船高,只是退休时间太早,涨到如今也不过每月三千元。
我工作后有一年春节回家,闲聊中他突然说,这辈子没什么本事,只能供到我读书毕业,未来事业助力、结婚买房等等事宜,怕是帮不上忙。我望着他垂垂老矣的面孔,也不知该好气还是好笑,终究淡淡地回复了一句:“我知道。”
我早就知道。但他可能不知道,我自上大学起开始做兼职,读研究生时的生活费都自己赚,并不全是因为我懂事,而是从未指望过18岁之后还依靠父母。我早早算过,成人之时,他已年逾古稀。
年轻又爱折腾如我,怕是给不了他像别人家父母一般的安裕晚年。只盼他少操些心,多活几年。
1994年,父亲正式退休。
【六】
姑姑来投奔父亲时,三叔正带着最小的叔叔在苏州上学。毕业后三叔留在苏州工作,姑姑接走了小叔,嫁给姑父后又随之调动去广东。后来四叔也去了新疆打工,误打误撞进了当地的兽医站,自此扎根新疆。小叔长大后也去了新疆,摸爬滚打直至晚年,终于回到气候宜人的四川,找了个地方养老。
他们每个人,又都是另一段故事了。对年幼时的我来说,这一切仅仅意味着别人家走亲戚都是出门坐个公交车,我得坐火车——而五湖四海地串门儿,当然是值得炫耀的乐事。
我小时候的乐事不多。生孩子这件事原本在父亲的人生计划之外,真的有了,就像是天上掉下来的,几十年晦暗不明的人生,突然有了寄托。小时候他除了起名,还给我起过一个字,译成白话大约是“天下第一”的意思。长大后我猜想,他这一生被剥夺的所有骄傲,大概都放在了我身上。
后果就是严苛到匪夷所思的家教。母亲说,我三岁起识字,每日下午要在家写完一个小时的字才许出门。还要跟着磁带念英文。这些我倒不记得,印象中只有每晚他教我念古诗,头日里学的,第二天他回家后要背给他听。我并不讨厌这事,反倒觉得很有意思。记得最清楚的是约莫四五岁时背的诗:“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月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他解释意思给我听,我觉得好美。
很久之后,我同父亲去看望一位当年同被打为“右派”的朋友。兴之所至,他写了一首七律相赠。我那时才知道,他原是会写古诗的。
但我不知道的事还有很多。比如他为什么吃饭时要在一碟菜吃完之后再倒些开水进去,冲成菜汤喝得干干净净,我但凡剩一点饭就会被训;比如为什么小学时同学过生日邀请我去,母亲说好,他却勃然大怒,骂我有“资本主义苗头”小小年纪不学好——天可怜见,我那时连这词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生生被他骂哭;再比如,初中时学校离家约半小时路程,而我若超过35分钟还未到家,就会见他站在大门口一脸怒气,要我“老实交代”去了哪里、跟谁一起、做了什么,然后打电话找班主任对质……
所以小时候,我觉得他抠门、暴躁、多疑、不讲理。后来长大了发现,这不是我觉得,这都是事实。但他从不动手,只会调动起工地上那些年练出来的大嗓门;而我打小以“听话”闻名,他发火骂人,我便听着不吭声。外加成绩优异、从不惹事,便很少真正起冲突。
年纪大些,他开始改用讲道理的方式。常常是晚饭后我在写作业,他进屋来,开始长篇大论引经据典,一念叨就是两个小时。我边写边点头,捡着有道理的听,偶尔从作业中走个神,将剩下那些明显不符合实际只是颠来倒去洗脑一般的话抽个逻辑出来,找未尽严谨的地方默默一条条反驳。在心里。讲出来他会觉得我“不老实”,更要生气。
工作后上司表扬我“文思敏捷,口才一流”,我猜大约都是那时候磨练出来的。此后林林总总,两代人之间少不了明争暗斗,千回百转,左不过有爱垫底,到底也记仇不起来。
最重要的是,真正的大事上父亲从不勉强我。比如幼儿园要上拼音班还是画画班,高中分科该学文还是学理,考大学想读什么专业,毕业后要找什么工作,诸如此类。他也有很多偏执的刻板印象和期待,比如“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进国企才最稳定有前途的出路,既然出国那就读完博士然后留在外面别回来了……
可惜我一次都没听过他的。而他也总是在万般无奈之后终归妥协。父亲说,我固然希望你一生平安顺遂,但人活一世,应该做自己想做的事,老一辈人没机会了,小字辈就让你们自己闯去吧。
【七】
我是一名90后独生子女,读小学时香港回归,读中学时北京奥运,读大学时玩微博微信,工作后都靠移动支付活着。和所有跟上了时代脚步的年轻人一样,对饥饿毫无概念,对权威保持怀疑。父母的节俭和精打细算,极强的家族亲属观念,对“安稳”的盲目信仰,常令我不胜其烦。
唯有在追溯了一段家族志之后,我才重新认识了“代沟”这个词的真正含义。在我未曾参与的年岁里,父亲度过了他小少爷般无忧无虑的童年,战火之中颠沛流离的少年,家道中落骨肉分离的青年,和沉重压抑不可言说的中年。
他曲折离奇的前半生,连带着百年前祖辈的遥远记忆,对于年少的我就像是老旧泛黄的古书里扒出来的野史,与眼前这个唠唠叨叨的老头产生不了一丝联系。若非长大后的我有心穷究,怕也不过是就此悄然湮没于历史的尘烟。
但人总要知道自己从何处来,方知自己该往何处去。父辈、祖辈承载过的集体创伤,是时代的烙印,也是与我们如今身处的当下血肉相连的过往。我们无需背负,却有责任尝试了解,然后就此了结,不再传递。
如果可能,我希望家族中真正拥有且能够传递爱、信任、自由的源泉,从我辈开始。惟其如此,才能在下一代人的脸上看到从未被欺负过、也未曾欺负过别人的阳光和坦荡。
责任编辑:黄芳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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