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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非洲的中医:迪亚拉的选择

澎湃新闻记者 袁璐 实习生 郑江洛 刘成硕

2018-02-22 08:00  来源:澎湃新闻

1984年的冬天,20岁的非洲男孩Diarra Boubacar花了三天时间,从马里共和国来到北京。
在北京的机场,他穿着一件单衣,挎一个小布包,冻得浑身哆嗦。大使馆没有接到电报,他只碰到来接肯尼亚留学生的老师,给每人倒了一杯热水。因为语言不通,双方面面相觑。
当天晚上,Diarra Boubacar和另外11个同学哭得稀里哗啦。他们将在中国学习几年医术。
学校派的工作人员把他们领到一个办公室窗口排队,里面坐着一个会说法文的人,问过他的名字后,在纸上写下“迪亚拉”三个字——后来,他在中国办理所有手续都用这个名字。
那时,他一定不会料到,接下来的34年大部分时间都将在中国度过。如果现在让他选,他会选狄仁杰的“狄”。
这里的人们称呼他拉医生,阿迪,黑医生,迪博士,迪拉博士或迪老师。“怎么叫都无所谓,反正我是一个中医”,他操着一口流利的中文说道。
迪亚拉医生正在为病人把脉。 澎湃新闻记者 袁璐 图
“黑医生”
大约早上7点半,迪亚拉从50公里外的昆明市区开车到了宜良县第一人民医院。到了办公室,他第一件事是换上白大褂。在这家医院,他的工作是给患者诊断病情,开药和扎针。
一些患者早早地在办公室里等候了。患者落座后,迪亚拉医生示意对方将手平放在脉枕上,先是左手,再是右手。他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轻放在患者的脉搏处。房间里太冷,迪亚拉把双手搓热,再给一个中年男人把脉。
“先问你几个问题哦,小便正常吗?”
“正常。”
“晚上起夜吗?”
“有时喝酒了会起来一两次。”
……
一套问询下来,迪亚拉医生已经摸清了患者的病症,开始给他出药方,“黄芪,15克,当归,15克,桔梗10克……”
接着,一对母女坐到迪亚拉跟前。
“有男朋友了吗?”迪亚拉对女孩说道。
“没有呢。”
“你喜欢什么样的,我给你介绍一个,黑皮肤还是白皮肤的?”
女孩和她的母亲腼腆地笑了起来。
“让我把你调理好,变得漂漂亮亮的,马上就找到男朋友了。”
办公室里排队的患者都跟着笑。
“我不想病人带着痛苦来我这看病,结果又以同样痛苦的面容出去。尽可能把每一个病人当成自己,爱病人如同爱自己” 。迪亚拉习惯和病人开中国式玩笑,让他们忘记痛苦。
但有时他也很会严肃——
女孩和母亲起身离开后,一名年轻男子急急忙忙地坐了下来,他强调自己时间有限,并提出要求:不扎针,只有少量时间吃药。
迪亚拉严正地看着他说:“你的肝问题很严重,如果你连吃药的时间都没有,怎么可能康复?”那名患者哑口无言。
黑色皮肤常让他成为医院里的焦点。一个36岁的女人坐到迪亚拉面前,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迪亚拉望着她笑着问:“你是不是怕我?”
“没有……没有……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太黑了。”
迪亚拉听完笑了起来。“其实我是佤族人。”
办公室里的笑声此起彼伏,患者一律说着本地的方言,迪亚拉专注地听着,不时点头。
迪亚拉医生正在为病人看病。 澎湃新闻记者 袁璐 图
一个病人的脸上长满红色的疹子,以为自己是内火所致,迪亚拉告诉他,顽固的疹子是湿气所致。“中医是包括内、外。内包括汤药;外,是外用的膏药,针啊、灸啊、罐啊等等。”病人似懂非懂地点头。 “用完药,你的口不干了,大便通畅了,红疹也会消失。”
病人一个接一个。当天坐诊的十几个小时里,迪亚拉只起身过三次,一路小跑进厕所,其余时间都坐在椅子上。作为外聘医生,他每月有一半的时间在成都的一家医院坐诊,另一半时间在这家医院。
去年下半年,宜良县第一人民医院中医工作室副主任杨勇英初次见到迪亚拉,后者的普通话水平超乎她的意料。
迪亚拉的第一个病人是位老人。拿到处方后,老人凑到杨勇英耳边说:“怎么是个黑人医生啊?皮肤这么黑,我还以为是个白人。”杨勇英默不作声,担心迪亚拉听到。“但后来还是有病人这么说,他都只当玩笑。”
在宜良,迪亚拉的社交圈里只有同事和病人,他给这家县城医院带来了扶阳罐和灸导仪等中医技术。
2017年的最后一个月,迪亚拉带着13位同事到县城郊外一座海拔3000米的山上采药。那天他背着一个大包,蹬着一双并不合脚的鞋子,早上9点出发,攀爬了10个小时。他们采到了野菊花,紫丹参,五爪金龙等几十样草药。
下山后,杨勇英和同事们才发现迪亚拉的膝关节疼得厉害,脚磨起泡,鞋子开成两半。“他坚持自己拿着所有工具,不想麻烦别人”,杨勇英说。“随和,敬业,健谈而友善”是同事对迪亚拉的评价。
在10岁的女儿尼西眼里,迪亚拉是个急性子的父亲。早上6点的飞机,他一定会在凌晨3点出现在机场等候。但面对病人,迪亚拉不急不缓,有问必答,给每个患者看诊的时间在20至30分钟。
在这二三十分钟的时间里,他给每个病人解释病痛原因,教病人回去做艾灸。
迪亚拉的选择
学习中医并不是迪亚拉的首选。那时,他刚到北京,进入北京语言学院学中文,不出意外,他会像父亲一样学习西医。
有一次,他由于病毒感染患了严重感冒,在北京一家医院,医生给他开了中医的汤药方子。那是他第一次喝中药,感觉十分苦涩,汤药里有一颗人参,他喝完汤,把人参丢掉了。护士看到后,告诉他,人参是好东西,要吃掉。迪亚拉才一脸狐疑地嚼了嚼人参。
“既然来中国,我就应该学习中国的中医。”迪亚拉后来找到马里驻中国的大使说,如果不能学中医,他宁愿回国。大使询问中方意见后告诉他,可以学习中医,但有一个条件,到南方城市广州学习。迪亚拉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当他决定从西医转学中医时,他对这门学科了解甚少。和他同一批从马里到中国来的同学阿玛度曾是他最好的朋友,他劝说迪亚拉:“西医是这么好的东西,你为什么要跑去学那些‘巫术’?”迪亚拉并没有理会他的话。
家里的亲戚,朋友,同学都反对,除了迪亚拉的父亲。他是西医出身,在当地的马尔卡拉医院当院长。他对质疑的人说,这是迪亚拉的选择。
迪亚拉有5个兄弟姐妹,父亲给了他们选择的自由。有次,父亲把孩子们叫到身边问:“你们觉得这个家怎么样?”每个人都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父亲接着说:“这个家是我和你们妈妈的家,不是你们的家。你们以后自己也会有自己的家,那才是你自己真正的家。你选择的好,你的配偶好,你的家也许会比我现在的家更好。”
由于改学中医,迪亚拉的中文学习时间延长了半年。学完普通汉语、中级汉语、高级汉语之后,1986年,迪亚拉兴致勃勃地前往广州学习中医。
中医和他以前接触的医学教育体系完全不同。很快,他遇到了难题。第一个学期的期末考试,考古汉语和医古文,班里有一半的中国学生不及格,迪亚拉也没通过。
他心里很难受,赶紧和同学四处找资料,买工具书,市面上的《新华字典》、《古汉语字典》、《康熙字典》装满了整整一个书包。那时,他整天都拿着一本字典,跟着当时班上学习最好的男生,泡在教室背书。
为了弄清楚人体的经络和穴位,迪亚拉每天下课都去实验室练习人体解剖。中医中的针灸很考验医生的医术,如果针捏得不紧会脱手,捏得不稳会扎歪。迪亚拉整日带着一块毛巾练习扎针,走到哪儿就扎到哪儿。毛巾之后是肥皂和海绵,从坚硬到柔软,迪亚拉的目标是快而稳,针落不歪不倒。
迪亚拉医生正在为病人扎针。 澎湃新闻记者 袁璐 图
5年过去,迪亚拉班里的8名外籍留学生坚持学下来的只有两个人,他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留学生后来去进修了一年西医,迪亚拉则继续学中医。
在广州中医药大学拿到硕士学位后,迪亚拉感觉“才刚学了一个皮毛”,还没学够。他想继续读博士,但马里那边希望他回国,中断了他的公派留学费用。他没有告诉父母,自己挣钱支付每学期370美金的学费。
1994年,学生迪亚拉从成都中医大学顺利毕业,成为中国首位外籍中医学博士。
放弃苏联选择中国
迪亚拉的家乡在马里第大二城市塞古往南30公里处,那里地广人稀,有一条人工运河环绕,气候宜人。1984年,迪亚拉大学刚毕业,成绩是全省第一,他在父亲当院长的医院里做全科医生,日子过得平淡无味。
当时非洲有不少医学生通过援助项目去到美国、西欧或者苏联、中国继续深造,迪亚拉得到的第一个机会是去苏联学习。但在临行前一天,他决定放弃苏联选择中国。
1960年,中国与马里建交之后,援建了一系列纺织厂、糖厂、皮革厂、制药厂、医院。迪亚拉记得,中国驻马里的医疗队用针灸的方法治疗小儿麻痹症,他站在远处看得目瞪口呆,中国医生神态自若,把一根细针稳稳地扎进病人的腿上,手法娴熟,速度极快,躺在床上的病人也没有太大情绪波动。那大概是他对中国和中医的最初印象。
学西医的父亲是迪亚拉的启蒙老师。平时家里来了病人,父亲会让他取钳子,药箱,给他讲各种药的作用。有一次,父亲做完法医鉴定回到家里,问迪亚拉;“人死了是不是就是死了?”
“当然。”
“那个人死的时候剃光了头,但我今天看到,他的头发有长出来一点点。”
迪亚拉想不明白。父亲告诉他,人虽死亡几天,但体内的部分细胞并没有停止活动。
高中时,他确定自己想成为一名医生。父亲建议他先学药理,当一名药剂师,他不愿意,一心想当医生。“后来才明白,懂药才能当一个很好的医生”,多年后,迪亚拉感慨,中医也是如此,只会扎针不会开药,相当于只学到皮毛。
过去每次回马里,迪亚拉都会在父亲的医院待上几天,用中医给病人治疗疾病。中医需要漫长的学习和实践摸索,迪亚拉说,他以后应该会回到马里,传播中医,发展当地的中医诊疗水平。
无国界医生
1997年的一天,迪亚拉刚从成都的一家饭店出来,走在街上偶然碰到在广州中医药大学读硕士时的同学比尔,比尔是比利时人,他正在寻找无国界医生组织项目的团队。
1971年在法国巴黎成立的无国界医生,是一个独立的国际医疗人道救援组织,为受武装冲突、疫病和天灾影响,以及遭排拒于医疗体系以外的人群提供紧急医疗援助。
听完比尔的介绍,迪亚拉也决定加入。
无国界医生的项目让他第一次走进中国偏远的乡村。在云南红河州蒙自县,他翻山越岭开一整天车,寻找被传为麻风病村的村庄。
在云南蒙自的山区,他见到了麻风病人感染病毒后皮肤重度溃烂,手脚严重变形, 很多老人肢体残疾,担心连累别人,离群索居。
迪亚拉向他们解释,麻风病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但是传染性并不强,发病率也很低。一般情况下,麻风杆菌不会侵入皮肤,与麻风病人握手、共同进餐,也不会被传染上。
之后十年,迪亚拉常去这些村子给病人包扎伤口、做护理。妻子杨梅也跟着迪亚拉从成都搬到了云南红河州蒙自县生活。
两人是在成都的一座教堂认识的,第一次见面时,20岁出头的杨梅“有点害怕”黑皮肤的迪亚拉,也听不太懂他带着广东味儿的普通话。
后来和朋友的聚会中,迪亚拉经常出现。杨梅发现,这个男人异常热心,有次在公交车上,迪亚拉看到有人抬着一辆自行车,前轮上挂着一把锁,怀疑那人是小偷,硬要下车去追。一旁的杨梅哭笑不得。
三年后的1997年,两人结为夫妻。也是在那一年,杨梅收到了一份来自马里的电报,上面印着法文。那时迪亚拉正在武汉的洪灾现场医疗救援,等回家后看到电报,才知道母亲去世了。
三十年来,中国已经成为迪亚拉的第二故乡,他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中青年,在这里娶妻生子,为这里的人们治病疗伤。
迪亚拉在乡村给患者看病。  广州日报 资料图
上世纪90年代,迪亚拉在红河的一些乡村里跟当地的村医聊天,发现对方的医学知识很匮乏,“我都开始问自己,这些人真的是医生吗?”
2002年,在无国界医生的项目结束后,迪亚拉开始在云南红河州的一些农村培养乡村医生,免费教授他们中医和西医技术。
第一次培训来了60个人,都是从偏远山村里来的村医,怯生生地坐在台下,不太敢发言。迪亚拉为每一个学生提供针灸、针、艾条、火罐。村子里没有看病的地方,他就拉来资金在不同的村庄盖了17个小诊所,配上桌子椅子,药柜,药品等。
就像卡夫卡笔下的乡村医生一样,迪亚拉曾“陷于极大的窘境”。有的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他,说他是外国人;有些人会猜测,他是不是有什么企图? “马里人知道中国,但中国人不了解非洲。现在还有一些人,以为非洲就是一个国家。” 这也让他感到困惑。
几年前,迪亚拉的父亲病重,他带着妻子和7岁的儿子回到马里,见到父亲最后一面。两个孩子有时会他问家在哪里,迪亚拉告诉他们,爸爸妈妈在哪里,哪里就是家。
尽管迪亚拉的两个孩子出生在蒙自,但还是比较难融入这里的生活。”儿子在当地上幼儿园时,有一天哭着回家告诉迪亚拉,老师说他是黑人小孩。迪亚拉无奈,只能送孩子上昆明的国际学校。
2003年底,妻子带着儿子搬到了昆明,迪亚拉独自留在了蒙自。
“第一个病人”
在课堂上,迪亚拉经常和学生们说:“你的第一个病人永远是你的第一个病人。你对第一个病人好、处理好了后,会口口相传,后面会有很多零,十、百、千、万的病人会找到你。”
读研究生时,迪亚拉第一次出门诊,那时针灸科室里还有另一个本地医生。挂了号的病人纷纷排队到那个医生门口,迪亚拉诊室门口空无一人。
直到一周后,一个腰疼的老人出现在迪亚拉面前。老人心急如焚地描述了症状,迪亚拉先平抚她的情绪,诊断之后为她扎了针。第二次,老人又带了另一个病人找到迪亚拉。那个星期,迪亚拉治疗了两个病人。
博士毕业后,迪亚拉在成都一家中医院坐诊。隔壁诊室排着长队,他对着空荡荡的诊室守了三天后,一个患者推开了大门,进屋看到迪亚拉,调头就跑走了。迪亚拉追了出去,病人跑到护士跟前抱怨,自己来看中医,“怎么医生是一个黑黢黢的外国人”。
情急之下,迪亚拉向他承诺,如果他的治疗没有效果,就不收费。那个颈椎不舒服的病人半信半疑地接受了治疗。后来,他的母亲和姐姐都成了迪亚拉的病人。
“我没有做错什么,总会有人理解我”,他喜欢中国人的一句话,“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没有病人时,他就在病房等着,看书学习。
迪亚拉的老师孙光荣说,迪亚拉是个真正的中医,他“对中医药学真爱,真学,真懂,真用”,对每一样药的作用和组成,都会花费大量时间去研究。
数十年过去,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病人有时会在深夜给他打电话或发微信描述症状,询问应该如何治疗。“他很耐心,真正在听病人说什么。”一位躺在病床上做艾灸治疗的胃病患者说。
许多人称迪亚拉“迪老师”。他身材高大,带着一副略显斯文的眼镜,黑色皮肤掩盖了他的实际年龄,让他看上去年轻十岁。
几年前,一个富有的煤矿主找到迪亚拉,让他给自己中风的母亲看病。煤矿主派司机开着一辆劳斯莱斯从昆明把迪亚拉接到家里,给他母亲扎针。后来,他的母亲病情好转,煤矿主要送迪亚拉一辆车,被他拒绝了。
迪亚拉希望中医能走进每一个家庭里,不分贵贱,“中医本身就是来自民间的,比较接地气的” 。
一天看诊结束,办公室只剩下迪亚拉一个人。他看上去很疲惫,缓慢地眨着眼睛。时钟已经指向晚上7点。他在犹豫,要不要开车回昆明家里。“现在一定堵车。”那天是星期五。
“明天病人应该很多。”
最后,他决定留在县城。
责任编辑:黄芳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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