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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评

何春蕤︱白日追娼:阅读《我在现场》

台湾“中央大学”荣誉教授、讲座教授 何春蕤

2018-02-14 10:29  来源:澎湃新闻

《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黄盈盈等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364页,56元。
初见《我在现场》的书名,“现场”二字特别引人瞩目。常看刑侦剧的我立刻联想到那些主要以法律和罪行来定性、定义的所在,而媒体对突发事件高度、即时的关注,更使得“现场”能够直接引发人们猎奇的冲动。
用“现场”来框架本书主题,很恰当地点出了“红灯区研究”或“小姐研究”,甚至广泛的性研究,在我们这种社会氛围里,极容易牵动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情感。由于法律和媒体的积极关注(以及它们可能造成的实际后果),红灯区中的从业人员相应发展出了高度的戒心,陆续架起各种隔阂和障碍以自保,因此更加坐实了社会定见和异色想象,使得卖淫凭添了几分神秘、罪恶与不堪的色彩。也难怪,比起常态性交易中的黑夜追娼,那些以学术研究为目标的白日追娼反而需要克服更多困难。《我在现场》诸位作者的经验,呈现的正是这个事实。
这不是一本关于“小姐”的书,而是一本关于调研的书。《我在现场》不是要告诉你“性工作者的真实生存状况”,而是要凸显调研在那些被社会定见高度渗透的场域里如何进行。事实上,调研者也从不是直接呈现社会现实的透明人,她们如何与被研究者接触、磨合、互动、交流,如何取得资讯,如何理解、组织、呈现所得到的资讯,都很根本地构成了整个知识生产的肌理和结果。任何严肃的知识追求者都不能避开这样的认知和反省。
就这个初衷而言,书中诸多作者非常诚恳地记录了她们个人的调研经过与体验,也以各自的方式测试了调研方法学的适用性。她们表明:调研的“现场”并不是什么现成的情境,而总是被特定的社会意义和张力所穿透,被学术研究的目的所整合、组织,在过程中动荡拉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对话,因此往往是(或直接、或迂回、或有中介地)各方博弈、彼此言说、相互影响,在这底下,流动着各种各样的考量和欲望,人情世故很根本地构成了调研现场,以及这个现场所浮现的知识。这些本来局限于“纯洁”的“学生/学术人”角色的调研者,在与调研对象互动时,也经历了一种“进入社会”:在积极的进退交换中求得对方首肯,接受访谈,在摸索前进的对话中逐渐领悟不同的,但也很类似的人生样貌。从这个现实来看,调研必须贴近中国社会的现实语境,符合人情世故的成规(不管是托关键人、送小礼物、请吃便饭,还是诚心相求等等),而在调研过程中如何拿捏分寸,如何在交换中维持底线,如何克服成见、将心比心,都成为需要高度反思的议题。这些方面,潘绥铭教授的学生在本书中确实分享了许多体认和领悟。
《我在现场》平实地描绘了从事调研工作、“入圈考察”时必须涉入的、极为复杂的动态斡旋和进退互动,也因此对学术研究的伦理规范越来越严厉且高度制式化的趋势,提出了重要的挑战。学术研究的伦理规范近年以各种绵密的表格和规定,强烈要求调研工作必须符合专业伦理,必须积极“保护调研的对象”,避免由于研究者与调研对象间资讯不对称等等因素,造成后者的权益遭到忽视或伤害。这个看起来善意且正义的规范措施,其实预设了调研应该是一个“纯粹的”知识抽取活动。调研者本身的价值和权威必须被彻底屏蔽,调研者的社会身份特质(例如性别、年龄、学术身份),及其知识优势,甚至情感共振,也都要淡化或被抹去,以避免产生利益冲突。然而研究伦理没有面对的现实是:如果真的只是这样一个纯净的调研模式,那么被研究的对象凭什么要同意受访、提供资讯?难道他们是真的无力抗拒学术知识权威,或者没来由地服膺崇高的学术知识理想?受访对他们而言究竟有何利益,以致于他们愿意惹这个麻烦?(金额有限而可能曝光身份的访谈费恐怕算不上什么可取的利益,充其量只是部分补偿消耗了的时间和精力。)
《我在现场》的诸多具体调研场景显示,不但研究者绝对需要与被研究者互动斡旋,就连其研究者的身份与工作,都需要靠着争取对方的认可方能落实,而在调研进行的过程中,研究者也根本无法掌握被研究者会选择以怎样的身份和叙事来与自己互动。因此,《我在现场》的描述深刻地提醒着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田野研究:如果调研知识总是在人际互动中建立起来的,那么,其中有多少成分是调研者成功抽取知识和资讯的后果,又有多少成分是被研究者施恩,容许调研者完成其专业和制度的要求?书中更为明显的一点是,在不少案例里,被研究者往往在调研过程中看穿了研究者遮掩不了的,因为社会经验和接触有限,而表现的笨拙、纯真、无知。换句话说,双方相逢互动中所产生的社会认知或知识内容,恐怕远超过调研项目和报告的视野,更不是单向抽取所能描述的。从这个现实来看,坚持研究伦理的严厉要求和制式规范,恐怕也只是纯化专业形象、保护专业整体利益、强化专业权威的措施而已,最终反而拉开了双方的社会距离。
“现场”的动态力学(dynamics)是如此难以捉摸,难以掌握,《我在现场》的作者们出于学术训练,难免习惯地关切“真实性”的问题,担心受访小姐说话的真假无法判定。这种犹豫在台湾早年欠缺反省的红灯区研究中是不存在的,因为当时许多研究者直接进入拘留或矫治的机构,借用机构本身的权威架构来迫使小姐接受面谈,进行资讯的抽取。当然,这种调研所形成的知识往往只是坐实了社会定见。《我在现场》一书的作者们则不然,她们很有意识地一方面努力移除结构性压力,创造真诚对话的条件,另一方面也很了解人世的复杂,对获得的资讯表达一定程度的保留态度。这固然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处理态度,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对“真实性”的焦虑在书中仍然十分显眼。其实,没有研究者能出现在受访者所有的人生现场,以核实在调研现场浮现的资讯和说法,因此,与其纠结于真实性的问题,倒不如退后两步来思考:调研现场所默认的话语限制,恐怕比真实性更深刻地影响了最终获取的资讯。
这个根本的限制正是在书中最动人、最真诚的情节中隐然现身的。大多数作者都在调研过程中经历了深刻的转变,觉得自己的人生因此得到了更多的“砥砺和丰富”,加深了个人的“敏感性和移情能力”。几乎每位研究者/作者都写到,她们如何努力进入小姐人群和小姐的生活,如何克服小姐人群的拒绝和排斥,如何慢慢赢得对方的信任和接受,如何觉悟到社会隔阂的存在,如何意识到自己和她者的“共性”,如何与小姐及相关人群做成了朋友,如何明白田野伦理就是自己“人际交往的能力”,从而面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感受到“为小姐说话”的伦理责任,更在这些叙述中得到满足的安慰和自豪。
这种颇为励志的叙述也从另一个角度映照出红灯区调研现场隐含的对话框架。虽然座落在不同的城市,小姐们叙述的人生故事和职业生涯仍然展现了一定程度的共通性:她们多半因为各种困苦而入行,面对着和其他行业差不多的问题和困境,靠着自己的努力改善家人的生活,希望未来能早日寻到更好的生计。这其实也是众多研究者领悟到“她们”与“我们”没什么太大区别,因而产生同理心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纠结于这些故事的真实与虚假──但并没有以同样的标准来检视,自己的以及绝大多数的人生故事是如何述说的──恐怕只能反映出调研专业对知识载体本身反思不足。
调研者和受访者在励志叙事上的共鸣倒让我好奇:万一受访的小姐所说的人生故事没有沿着这种牺牲奉献、人生奋斗、正向励志的轴线,反而趋向大家视为堕落颓唐、将过且过的人生选择——当这样的异色人生高昂登场时,调研现场的对话会如何进行?研究者会如何看待、如何处理这样的调研现场和收集到的资讯?
换个方式想,调研双方之所以能够对话,能够形成“心有戚戚”,能够生产出“可用”的知识,极可能是因为,调研“现场”所默认的叙事模式以及它所引出的人生叙述,都还在预期之内,并没有过分与我们社会的价值和态度相冲突。假如受访对象没有表达牺牲、努力、敬业、向上的价值观,甚至可能像我的朋友林纯德所访谈的某些地区的“妖”性工作者那样,在其底层的恶劣环境里自然傲然地表达其“烂逼”风格,那么调研者将如何回应?对话将何以为继?研究者还会有励志的领悟和心得吗?或者会像我朋友那样,在赞叹中欣赏、仰慕这种尚未被社会规范收服的“妖”气和生命力?他的调研结果(虽然也真实地呈现了现场)又会如何被自命严谨的学界看待呢?(林纯德:《性/别常规、羞耻与“人妖”政略:当代中国“妖”性工作者对于性/别常规、羞耻的反抗与反刍》,“性/别20年”学术研讨会,台湾“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主办,2015年5月16-17日,台北。)
或许越善意、越正直的调研工作就越难避免为励志情操所感染,白日追娼也终究难免“白日”和“现场”的局限,然而《我在现场》的诚恳和走心倒是为社会学研究添加了几分人(情)味。不过,我们总是会离开彼此的现场的:不论今日相逢的现场感多么真诚强烈,毕竟我们在彼此过去甚至未来的人生现场一直是缺席的。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吧。
责任编辑:丁雄飞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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