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继续同不受欢迎的哲学家尼采一起生活?

罗伯特·C. 所罗门/著 郝苑/译
2018-02-12 18:11

不用说,我并不否认——除非我是个傻子——许多被称为非道德的行为应当加以避免与抵制,许多被称为道德的行为应当加以实施与鼓励——但我认为,人们鼓励一些行为而避免另一些行为,他们应当是为了不同于以往的其他一些理由。我们必须学会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这是为了最终(也许是在很久之后)获取更多:以不同的方式感受。

                                                                                                     ——尼采,《朝霞》

我们怎么还能继续与尼采一起生活呢?仅仅提到他的名字,就会引起激烈的情绪反应。这种反应不仅存在于大学之中(他在那里也许已经变为陈词滥调),而且还存在于大街之上,滑稽的与严肃的电影之中(如《灼热的马鞍》《大门》),不仅存在于研究室之中,而且还存在于会议室与起居室之内。假如“尼采”已经相当于意味着一种肤浅教育的流行的后现代矫饰,那么,尼采也和那种对阴暗的、深沉的、禁忌的东西的不成熟迷恋关联在一起。他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借口来谈论——如果不是践行的话——不道德的、冒犯宗教的、亵渎神圣的东西。他是一位不加掩饰的精英主义者,他为“少数人”写作,鄙视“群畜”(其他的所有人)。当然,在此存在一些问题。尼采所说的某些话——至少是那些通常被人们最为频繁地引用的段落——显示了对权力的痴迷,对残酷的喜好,以及对自我的苦难与他人的苦难的一种即便不是嘲弄,但似乎也是满不在乎的态度。因此,他成为了反常者、叛逆者的榜样,有时他还成为施虐狂与杀人狂的榜样。但是,这并不是我们在此关注的那个尼采。

1861年的尼采

作为本书主题的那个尼采也是榜样,但那是一种颇为不同的榜样。用一种简单而又带误导性的方式来说,他是一个典范性的榜样与向导,让我们以更好的方式生活并导向一种“丰富的内在生活”(尽管我认为,尼采会觉得,这种说法恰恰是难以理解的)。尼采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不加掩饰的精英主义,即如何孕育与激发“更高级的人”,或许还包括他的臭名昭著的超人。在他的某些更具论战性的著作中,这是他攻击这样一种道德的根据,他将这种道德完全视为束缚与削弱那些出类拔萃者的系统性活动。但是,尼采的绝大多数读者既不是“更高级的人”,也并非必然是那些缺乏超人潜能的人,而在本书中,我想认真地对待这些人(但又不去满足他们也许是“更高级的人”或潜在的超人这样的幻想)。尼采并不仅仅为“少数人”写作,而是为多数人写作。现在,成千上万的学生以及其他的人都会从尼采不得已说出的话中学到某些东西。这不仅仅是为了他们智识上的乐趣,而且还是为了学习如何过一种更好的生活。而尼采的确拥有这样的经验教训来教导我们,教导我们所有人。

就如同他在哥本哈根的精神同谋索伦·克尔凯郭尔一样,尼采尤其是一位“丰富的内在生活”的范例与向导。克尔凯郭尔歌颂一种“充满热情的内在性”的生活,这种生活并不以引人注目的公开面貌为特征(通过出版而显露的公开面貌或许除外),而是以它那丰富的激情、“深刻的”情感、精致的品位和一种典雅而又卓越的个人感受为特征。尼采的哲学包括了一种与个人美德有关的强有力的概念,而这类似于苏格拉底与古代的斯多葛学派,他们也将其注意力聚焦于这样一种“灵魂的健康”,这种灵魂的健康多少独立于外在的力量与时运,它颇为不同于外在的表现与英雄的行为。(因此,将尼采的超人作为野蛮人柯南这样的动作片人物或荷马式的英雄,这种做法应当遭到人们的严重怀疑。)但是,斯多葛学派(而不是苏格拉底)将美德与灵魂的健康等同于一种心灵宁静(ataraxia),尼采强调的却是能量、活力、激情以及与这个世界的战斗。(这就是“强力”发挥作用的地方。)一种具备美德的生活是一种创造性的生活,一种充满活力的激情与精致健全的品位的生活。

《权力意志》

按照我对尼采的解读,尼采是一种生活的典范,它非常不同于那种在今日被称颂为“成功的”人生。它在表面上是一种简单而又乏味的生活,但又是一种具有丰富激情与入迷兴趣的生活(这些激情与兴趣最初被表述于一个人的私人笔记与私人文字之中),一种具有精致品位的生活(这种品位是通过聆听、观看乃至在生活中最简单的事物中训练优雅的举止而得到培养的)。由于我们的现代世界如此称颂于那些恰恰相反的东西、“名人”、名声与公开的表演、低俗与大众的文化,尼采的众多努力就直接导向对“高级文化”的捍卫。这通常令他看起来像一个恃才傲物者,一个精英主义者,一个只不过是瞧不起“普通人”,瞧不起民主体制下的公民,瞧不起当代政治的“拉平”效果的人。但是,无论这种精英主义式的不屑一顾的观点在政治领域中可能多么令人反感,若根据人类伟大的艺术成就、思想成就与精神成就,这正是那种真正算得上是罕见天赋的东西。我们这些其余的人仅仅是观众或拙劣的模仿者,我们对我们自己或许极其重要,但在更大的格局中就几乎没有什么重要性。尽管如此,尼采还是有许多东西来教导我们。

但是,只要尼采主要关注的是那种充满热情的内在性与丰富的内在生活,他就强烈地感受到了它的那些现实的危险。要成为一种具备美德的灵魂,维系精致的品位,并仅仅培养最佳品质的激情,这并不容易。尤其是在一个低俗的平等主义与大众的嫉妒盛行的时代里,这些危险不仅四处围绕着我们,而且更为不详的是,它们还在我们自身之中。在这些危险中首先就是怨恨与各种各样“否定性的”或令人软弱无力的情绪,这些情绪在最大程度上恰恰是由民主以及人类处境中的进步所助长与形成的,而民主与进步最为频繁地被人们称赞为现代世界的伟大功绩。我认为,对尼采来说,若以为他确实鄙视普通的公民或者拒斥与蔑视这些进步,这既不正确又不公正。他只是像克尔凯郭尔一样,痛苦地意识到人们取得这些进步所付出的代价。当一个人被如此众多的消遣与噪音所围绕时,他如何培养一种丰富的内在生活呢?

因此,如此众多的准智识世界——不仅包括好莱坞,而且还有一些低俗的小报——看起来似乎都喜爱尼采,这实在是一个巨大的讽刺。我认为,从未有一位近现代的西方哲学家(除了马克思主义的那些弟兄们: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与弗拉基米尔·列宁)拥有这样一堆观众,拥有这样一群崇拜者,拥有这样一个狂热爱好者的俱乐部。然而,尼采坚称,他不是为“多数人”写作,而是为“少数人”写作。或许,这是一种悲观主义的说法,而不是一种精英主义的措辞。实际上,尼采并不相信大多数人具备这种“丰富的内在生活”的品位或能力,因此,就如同耶稣或克尔凯郭尔一样,他成为了一位“得人渔夫”,他以奇特的方式鼓励人们追随自己,并寻找着那些将对此做出回应的人们。

这就是与本书有关的内容:以个人的方式接受尼采,不是将尼采作为一位抽象的哲学家、一位有鉴赏力的文学批评家或一位学者,而是将他视为一种榜样。而对尼采来说,正如引导苏格拉底的德尔斐神谕所言,这就意味着,接受一个人自身是错综复杂的,这就算不会以模棱两可的方式刺激这个人去自我审验与自我批判,也会以令人折磨的方式激发这个人去自我审验与自我批判。当然,这既不是人们逐渐描绘出来的那个流行的尼采,也不是学者们如此彻底地审视、分析、解构与重构出来的那个尼采。但这是将成为我们在此处的伙伴的那个尼采,因此,请你准备好迎接这次有时令人不适的崎岖之旅。

我们将如何理解尼采?

[尼采]格言的那些最糟糕的读者可能就是这位作者的朋友,假若他们下决心从一般的立场推测出这些格言所导源的特殊立场;因为通过这种刨根问底,他们就会让这位作者的整个努力都无济于事;因此,他们得到的当然不是一种哲学上的洞识或教导,而在最好或最坏的情况下都无非是对庸俗好奇心的满足。

                                                                      ——尼采,《见解与箴言杂录》

我们将如何理解尼采?这仍然是一个麻烦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如今比以往更为麻烦。三十五年前,当我最初研究尼采时,尼采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哲学家,英美分析哲学将他作为一个具有先知抱负的疯子而简单地将他抛诸脑后。相应地,他的格言也被归于他的疯狂,而所有关于“主人”与“强力”的谈论都被简单地归咎于他那所谓的德国沙文主义。在德国,他也仍然被作为早期的纳粹而遭到人们的鄙视,人们仍然将他理解为那种最好被遗忘的过去。在这个国家里,瓦尔特·考夫曼开创性的论著已经成功地驱散了这种谴责,但是,该论著的传记色彩仍然颇为突出,考夫曼仍然根据的是尼采的个人特质来解释尼采的哲学。

当我进入研究生院时,阿瑟·丹图正设法将尼采转变成一位哲学家,而且还是一位分析哲学家。丹图对尼采作品的解读,是为了揭示这些作品的哲学论断,而不是为了揭示有关尼采传记的见解。此时,尼采被剖析为这样一位哲学家,他与人们所剖析的大卫·休谟一样机智幽默,但显然更加讨人喜欢。丹图欣赏的仅仅是论证的力量,他切除了经典参考文献的血肉之躯,忽略了所有的风格问题,剥离了匀称的表皮,清空了对同时代的争辩与偏见的幽默在其中自由流淌的管道。尼采可被描绘为一个在当时流行的攻击真理的“符合”理论的倡导者,一个对“道德心理学”中的某些新颖论题的倡导者。引文可按照支持某个“论题”的方式而被堆积起来,论证也可按照同样的方式而被建构起来。尼采的诸多见解可被搜集起来切割当前的各种争论,虽然“当前的争论”似乎总是让尼采的诸多见解幸存下来,并继续留存一个年代乃至更长时间。尼采仅仅变成了为认识论、视角主义、自然主义谬误、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以及真理的本质做出论证的另一个借口。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在20世纪的后半叶,尼采被赋予了合法的地位(这正是他常常希望发生的事情,但也是他最害怕发生的事情)。他迅速成为大学生最喜爱的哲学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对自己的学长导师的憎恶。尼采直言不讳。他不仅愤慨地攻击权威,而且兴致勃勃地以粗鲁的方式攻击权威。他谈论起来就像个先知,但又不同于布道者。他写的是那些简短而又易于阅读的短文,他写的书幸好也不厚重。尼采生活的细节不再是一个问题,而尼采也不再被理解为一个脱离现实地制造未完成论证的人。“尼采是谁”这个问题不再具备特殊的重要性,相较于尼采激起的热情,“尼采说了些什么”这个问题已经成为次要的。通过与大多数其他哲学家的那种谨小慎微而最终又是令人生厌的合情合理性相比照,尼采是激动人心的、夸张的、辛辣的,甚至是“疯狂的”(这是一个表示钟爱的措辞,而不是一个诊断病症的术语)。因此,在学生看来,尼采与他们自身如此类似。他们因此而喜爱尼采,无论他们是否理解尼采,无论尼采鼓励的自我审验是否会在他们的喜爱造成的类似心境中被他们接受。

即便在哲学中,供给也追随着需求,尼采在哲学课程(尤其是伦理学课程)中变成了一个标准的人物。他不再被当作一个发明了“超人”的精英主义者而遭受嘲讽,而是在教学中被当作一位严肃的哲学家,这位哲学家对道德的基础进行了质疑,而康德与其他哲学家仅仅以理所当然的方式对这个基础做出了分析。他不仅成为了哲学史中的一位值得一提的人物,而且成为了哲学史中的一位必不可少的人物,成为了“前十位”在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已经过世的白种男性之一,他还被重新发现为一个打破传统观念的人,从而预设了二十世纪的某些最为重要的哲学运动。但最主要地,尼采还被公认为一位我们可与之相关联,可与之紧密结合的哲学家,因此,“如何理解尼采”这个问题对个人就呈现出一种非同寻常的重要性。

本文摘选自《与尼采一起生活:伟大的“非道德主义者”对我们的教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1月)
    责任编辑:臧继贤
    校对:徐亦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