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杨：与现实死磕的十几年
李杨终于完成了他的“底层三部曲”。2002年《盲井》横空出世，矿井之下深藏的恶如同锋利的刀子冷静剖解开现实。2007年《盲山》将镜头对准拐卖妇女的乡村，国内上映和国外电影节两个版本的结局好像一条分叉道，人们不知道李杨下一部会走向哪一边。等再见李杨已经是2018年，这位在这些年销声匿迹，但始终带着“中国最被低估导演”印记的导演带着《盲·道》回来，他终于“名正言顺”上了院线，依然关注底层，流浪儿童题材听上去就掷地有声，却实在算不上“三部曲”的一个“完美收官”，无论是市场，还是影迷口碑，都不如人意。
2月6日凌晨，电影上映三天过后，李杨发出了一封手写长信，其中谈及自己创作电影的初衷和这些天面对排片的无力。而信中最扎眼的一段莫过于，“我知道你们期待我拍出《熔炉》、《素媛》一样强有力的电影。在这里我要向广大的我的影迷粉丝们深深鞠一躬，说一声对不起！我让你们失望了！！”
李杨一直像中国电影的一名战士，姿态英勇而决绝。
44岁时才拍电影处女作的他，在《盲井》里讲述了民工将打工者诱骗下井杀害，并制造事故假象向矿主索赔的故事。影片一举拿下2003年柏林国际电影节艺术贡献银熊奖。
那一年，和他一起出征柏林的是张艺谋的《英雄》。《英雄》开了国内商业大片之先河，也搅动起中国电影市场的一汪春水。
2006年，李杨拍了《盲山》。震撼于被拐卖妇女的新闻，他决定创作电影，数月辗转在人贩子、买家、被卖当事人之间。在一次访谈中，他说到面对被拐卖妇女“一次次撕开伤口”的经历时说，“我就像一个战地记者，拿着摄像机、照相机，看着敌人把这个人打残，打得浑身是血，但作为我的职业我不能去救他，我要去拍。我放下机器时可能他已经死了。要知道这是两难的事情。我知道做这个事情非常残忍，但只有这样做，我才能把这个故事讲真实了。”
拍完《盲井》之后好几个月，李杨都做恶梦，梦到井下塌方；拍完《盲山》，他也老是做恶梦，总梦见白雪梅逃不掉，被抓住。
最新的这部《盲·道》，他将镜头对准流浪儿童。在此之前，李杨同样经历了痛苦的调查过程。他给孩子们买些吃的，跟他们交心，又自知无法做更多，给他们钱能够让他们免于打骂，却又遂了恶人心意。
十六年拍三部电影，从男人、女人到小孩，他的视角从未离开底层。《盲·道》的制片人宗庆平是李杨在北京广播学院的学长，三十多年来的至交好友。在宗庆平看来，“一个人关注什么，和他的成长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种“关系”看起来不太明显。李杨出身文艺世家，父亲是西安有名的演员，李杨小时候过的是衣食无忧的生活。良好的家庭出身与旅德的教育背景塑造了他隽朗的气质，这份气质让他自己选择出演《盲·道》在外形上就显得太过“突出”。
“文革”中李杨的父亲被打倒，含冤离世。而李杨被寄养在别人家里，在艰辛的环境里接触了很多人，最多的温暖和对人情世故的认知来自和之前自己成长完全不同的世界。多年后，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到自己关注底层的原因，“和他们在一起让我觉得很舒服、自在，在豪华的地方反倒不舒坦。”
流浪儿童之殇：冷暖自知的挣扎与妥协
《盲·道》并不是李杨为流浪儿童这个主题设定的最初载体。
李杨一直是个关注社会新闻的人，他经常在微博上对各种社会事件发声。2006年，《南方都市报》上一篇《深圳“砍手党”来自小山村》的报道吸引了李杨的注意，报道描述了来自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的青少年流浪犯罪群体，他们年龄都在17至20岁之间，砍手抢劫，以此为生。李杨联系到报道的作者傅剑锋后前往广州，之后又顺着报道的线索对流浪儿童及其背后的群体和利益链条展开深入的勘探和挖掘。之后他写出一个叫《盲流》的剧本，时间在《盲山》之前。
《盲流》的没过审，李杨就先拍了《盲山》。《盲山》在国内短暂公映，外界普遍评价，《盲山》已经不如《盲井》来的锐气逼人。
在《盲流》难产的那些年里，流浪儿童成了李杨的一个心结。“每次在街上看到这些孩子，我就想到自己还有个片子没拍。”于是他改换了方向，做了个温暖的故事，就是如今上映的《盲·道》。
《盲山》和《盲井》气质是相承的，李杨镜头下的世界是冷的，故事一路向着人性的寒地逼问。《盲·道》在主线故事上却是一股“暖流”的设定。
一个落魄的流浪歌手和盲人乞丐小女孩在街头相遇，从相互排斥到靠近，最终彼此救赎。这个设定很“鸡汤”，放在一部普通的公益题材电影里没有什么问题，作为向来直面真实的李杨“十年磨一剑”的电影，却显得太过于“儿戏”。
电影中也不是没有真实，相比于主线刻意的编排，李杨其实用心地将他所关注和了解的许多问题藏在故事的支线中。比如乞讨儿童被人为致残，比如警察对于流浪儿童“家长”的无能为力，比如乡村留守儿童被性侵的残酷现实……在主线大叔与小女孩的一次次分离与寻找中所经历的这些“边角料”情节才是李杨对这一社会现实关照的着力点所在。
而这些“边角料”，让他修剪了共一年零20天，想象那些支离破碎的镜头下发生了什么其实并不难。
在李杨的创作习惯里，他常常因为一个突然闯进脑海的画面而开始提笔创作，铺设些情节，以达成他思想中的那些瞬间。《盲·道》的来历也是如此，四年前他脑海中反复出现这样一个画面，落魄音乐人为救盲人流浪女孩身中数刀，躺在马路边，女孩在一旁哭喊，人群围着他们却没人前来拉一把。这是李杨有感于深圳一则女硕士倒在地铁口40分钟没人管的新闻。
“视而不见谓之盲”，这是李杨这些年阐述他作品时反复提及的对于主题的解读。《盲井》、《盲山》中的愚昧和冷漠莫不是如此，从这一点上来说，《盲·道》依然承袭了这一主题。在李杨最初的设计里，最后大叔倒地不起的镜头会持续长达四分钟，路人拿着手机拍照，无人施以援手。但最终这个想法没能实现，和其他“咯吱现实”的想法一起死在了剪辑台上。
“一个导演，剪接权都不在自己手里，那还算他的作品吗？”李杨说起过程还是有些忿忿。“所有的这种细节都拿掉，就像一根杆上面开朵花，叶子都拔掉。说花长刺儿会扎手，所以把刺儿全刮掉，这朵花就完美了吗？”
艰难“盲道”：遭遇撤资，身兼五职，抵押房子
李杨自己的电影道路，也是不管不顾“一条道走到黑”的“盲道”。
从2007年到2017年，中国电影在绝大多数人眼里，进入了“黄金十年”，市场在变大，类型在丰富，票房在一路高歌猛进，看电影成为最主流的文化娱乐消费方式。而在李杨看在，一切似乎变得“更坏”了。“2007年，商业还没那么强，整个中国电影还比较低迷，那时候《盲山》上映还有空间。我还可以凭借一己之力自己掏钱就把想做的事情做了。”他的好友，媒体人郭宇宽说，那些说电影行业在变好的，都是资本增长红利的“既得利益者”，而李杨从来没有在这场行业大狂欢中分得一杯羹。
面向底层创作的十六年里，李杨有时并没有觉得时间过得那么快。“你觉得社会变了吗？电影变好了吗？人们越来越冷漠，电影越来越粉饰现实。”在李杨看来，即使这么多年过去，“不管在什么地方，底层就是底层。有钱人的生活和烦恼已经面目全非了。底层遇到的问题、基本的生存状态都没有改变。”
等到第七年，李杨开始怕来不及。一方面他始终没有找到投资，而他眼看着拍电影的成本越来越高，他已经无法再像过去那样凭一己之力拍出一部电影了。
还有一件事让李杨下定决心，这一年他的母亲中风，瘫痪在床。“我突然就有了紧迫感，觉得时不我待，不能再等了，很怕有一天如果有什么意外，我想做了这么多年的事还没做掉。”
第三部作品，该是一部导演拥有更多行业资源，掌控力也更驾轻就熟的阶段，何况李杨前两部作品都有国际大奖的加持。偏偏李杨就这么跟现实死磕了十年。
十年里李杨其实也没闲着，“只是阴错阳差我想做的事情没有人投资嘛。十年里，我也写了很多剧本，有的夭折了，有些项目被抢走了。”李杨感叹导演在行业中的被动，“资本对电影的影响越来越大，他们不需要这样的电影，不需要那么严肃认真的东西，喜剧闹剧我也做不了。”
问他是否有焦虑的时候，他说，“把名声把钱看得重，才会焦虑，我又不想出名。《盲山》《盲井》赚的钱够我花的了，房子我很早就买了。”
很早买的房子，在《盲·道》中成了他的救命稻草。拍摄过程中，原来说好的一部分投资撤了，制作经费上开出一百多万的“天窗”，李杨抵押了自己的房子，维持剧组的运作。
在《盲·道》拍摄中，李杨身兼导演、编剧、男主角、制片人以及美术等五项职务。演员出身的他，再操持旧业，却是“逼上梁山”的无奈。“我不能把自己的作品依靠在某个演员的档期上，让他来决定我的命运。我的人生一定是要我做主的，我尽量去做主。”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李杨如是说。
在如今大多数的《盲·道》影评中，李杨作为男主角的表演是这部电影的“槽点”，李杨自己也说，三十年后又开始演戏，“感觉怪怪的”。“不是说做不了，我知道要找回那个感觉要投入很大精力。但是我的注意力跳进跳出，一会儿是导演一会儿演员。”有些演员说自己做导演，但更多是执行导演导的，“像条件好的剧组，能拍十遍二十遍，但是我没有这个预算。我只能拍三遍。我知道这可能降低了作品的水准，但是不降低作品的水准，我可能就拍不完。”
另一方面，瘫痪在床的母亲也分了李杨的心。好友郭宇宽说，李杨很早失去父亲，是个孝子，母亲卧病在床，都是他在照顾。李杨自己也承认，拍片的时候，他的状态不尽如人意。
清高的知识分子：不能对不起的朋友
李杨确实差一点完不成这个电影。多亏了后来朋友的帮忙。
按理说，这么热闹的电影行业，李杨这样资历的导演不该缺钱。采访中记者问他，是不是不太混电影圈？李杨笑笑，“不是不太，是压根不混。”“我比较独立，也不像有些人说要积累什么资源。找我的人，认可我的能力，我有本子，你想拍就拍。就是甲方乙方，你看得上我的才华，我们就合作。”李杨说起曾经有投资人请吃饭，他单身赴约被问“怎么不带女演员”，“我说我认识的女演员都是农民，就转身走了。”
“我欣赏他的脾气，像个艺术家，虽然有时候确实不太懂人情世故。”郭宇宽这样评价李杨。在《盲·道》上映之前，郭宇宽发了一条“自嘲”的长微博，开篇写道：“我是史上最没钱的投资家，这并非虚言，前两年我投资了一部电影，人家以为玩电影的人都是有钱人，其实我很穷，我家住的是50平米的房子，那时学做生意也光亏钱，没挣到钱，我自己出门能坐1块的公交就不坐5块的地铁。”
郭宇宽曾做过《南风窗》和央视《新闻调查》的记者，十几年前看到《盲井》时一下子被震撼了。他托关系找到李杨请他吃饭，表达自己的敬意。后来两人成了朋友。
他们的联系也不算太多，一两年喝一次大酒的那种。直到有一天李杨给他电话，语气故作轻松地问：“宇宽，你最近手头有钱么？或者认识哪个土豪能给我投资一点？”
郭宇宽说，李杨有那种“知识分子的傲气”，“包括你看他那种表达，什么‘我认识的土豪’，其实我是不高兴的。但是我也理解他那种不想向金钱低头的心态，所以嘴上要占个上风。”郭宇宽知道李杨是个“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的人，所以原本挂了电话的他又把电话打了回去。
得知李杨遭遇中途撤资，抵押了自己的房子，郭宇宽拿出自己的积蓄，又帮李杨找了交好的企业家凑了一百多万，填了资金的缺口。他连剧本都没看到，只因为知道“李杨是一个好导演”，而流浪儿童也是他做记者时就留下的一块心病。“如果我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我可能会更理性一点。但反正那时候我也没什么钱，手里有的那点钱，买房也不够。他几年工夫就想拍这么一部电影，我就支持他吧。”
现在被冠以“总制片人”头衔的宗庆平在李杨拍电影期间，还忙着帮吴宇森张罗《太平轮》，比起那样一个“鸿篇巨制”，《盲·道》实在太微不足道。他和他的旗帜传媒是在后期才“接盘”了《盲·道》的项目。宗庆平和李杨大学里就认识，他印象里大学时候的李杨“挺正常，也不出挑。生活里是一个很温和的人，和拍电影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对于电影，在宗庆平看来，李杨是个太固执的人，“他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十几年来也一直坚持用他自己的那一套。”
“如果他在开拍前找我，我是不会同意他做事的方式的。我会用制片人的逻辑，给他选合适的演员，搭班底，找美术。但他还是用独立制片的那一套，他必须要全盘掌控。”
宗庆平一路看着李杨走来，从他第一次《盲井》柏林获奖归来，他就是见证者，也了解李杨的脾气。“既然按他的逻辑片子拍完了，来问我后期怎么办，宣发上院线有没有可能，我知道他希望我帮他解决。他既然开了口，那我们就当做公益，把这个项目接下来。”
宗庆平所在的旗帜传媒，其母公司华扬联众是一家“有情怀”的文化公司，曾经投资的张猛的《胜利》，纪录片《喜马拉雅天梯》，此番接手《盲·道》，除了支持李杨的创作，也看重其中对盲童群体的关怀。在电影上映期间，出品方联合北京上海等地的眼科医院发起了公益活动，每张电影票的收益中，会有两元捐献给盲童。
宗庆平告诉澎湃新闻记者，《盲·道》在拿到龙标之前，已经被旗帜全盘“收购”。拿到龙标前，旗帜传媒付了部分定金，这笔定金让李杨拿去做了后期。过了审，宗庆平才算对公司有了交代，算是“实打实的把这个项目接过来了”。
据宗庆平透露，《盲·道》目前的制作费加宣发费，在出品方旗帜传媒这里的“成本”已经过千万。合同上写明，影片要拿到龙标公映，“拿不到公映许可证，我后面做的事是零。”宗庆平说。
也是因为这些朋友的“加持”，这一次的李杨不敢有任何的“任性”，“有些导演说改太多，放弃署名权，或者放弃上映，我不可能啊，导演有权利和义务要尽。过程里我是很痛苦的。因为既想保留艺术又想通过。最后人家说剪什么我就剪什么。”
《盲·道》是从一开始就步步妥协的结果。“上什么山唱什么歌”，这句话李杨这些年在不同的场合常常说起。“《盲山》那时候还可以有两个结局，现在我不能干这事。这个时候作品不重要了，再伟大的作品都有遗憾，电影就是遗憾的艺术，但是做人一定要厚道，你不能坑那些关键时刻帮你的人。”
所以尽管现在这部电影口碑不尽如人意，李杨还是认为，“出来就是胜利，一定要跟观众见面，你的思想才能传达，哪怕传达的不够，也没有关系。我觉得每部电影‘无一不打着时代的烙印’。”
“真影迷”看了个“假李杨”，他道歉但问心无愧
“赔了不怪你，不上映也无所谓，但你千万别拍个傻片子，那我出去可丢不起这人。”郭宇宽一早就这么跟李杨说过。
所以当2017年北京电影节期间《盲·道》第一场放映之后，豆瓣上几乎清一色的一星评分时，郭宇宽吓了一跳。“我想这分数，这片子得傻成什么样？”看片后，郭宇宽觉得“还行”，虽然不如前两部，但依然是有温度能打动人的作品，“而且我觉得这样的电影能上映，题材比技法或者表演了多少分更为重要。”
如今豆瓣上依然有近30%的“一星”评论，但这样的差评和过往恶意抹黑一部电影的水军绝不相同。《盲·道》的第一批观众，在北京电影节开票后的十五分钟内把400多个座位一抢而空。这些人是真正关注和期待李杨创作的影迷。在电影上映之前，也是这样的一群人，依循着前两部电影的敬重和十年的期盼等待把电影的评分一度刷上过9.1。所以当“真影迷”看了个“假李杨”的电影之后，心理落差让他们用打一星表达内心的失望。
如果撇开“李杨影迷”的身份，以普通观众的眼光来看这部电影，它至少是及格的，也有不少观众在其中读出了警醒与感动。
宗庆平是有经验的制片人，“按照正常思路，这样的电影最好的‘面世’方式，就是在国际上拿一个奖，以此为起点，进入大众的视野。”这次李杨没有像之前《盲山》一样准备不同的版本，一次次电影节石沉大海后，也只能接受这个令他难受了很久的结果。
“我很感谢这些对我充满希望的影迷们，这才是这么多年支撑我做这样电影的动力。听他们说我的电影影响了他们，这比我拿什么奖都高兴。”谈及影迷们在电影上映后普遍失望的声音时，李杨这样说。
在电影上映之初，李杨和影评人谭飞的一场对谈中，李杨红了眼眶。“我已经60岁了，我也想拿钱拍一个特别好的电影，随心所欲的创作。但是就像我跟人说的，我是堂吉诃德，抽出一把剑想要去战斗，但是这把剑是豁豁牙牙的。”停顿一下，李杨说，“但是还好，我终于亮剑了。”
无论如何，李杨在60岁之前完成了他的“底层三部曲”，这是他对自己和曾经采访交往对象的交代。
“‘盲系列’结束，他要进入新的阶段，大家也许会很惊讶。”宗庆平说，“你看他写《智取威虎山》，其中对人物和节奏的把握，还是很有自己的优势。”
问李杨后面的计划，他并不掩饰自己拍商业片的想法，“我的选择，就是在这个环境下，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尽量做一些赚钱的好看的电影。我们老了，世界留给年轻人。”
宗庆平依然期待和李杨合作，“像一个正常的制片人和导演那样的合作，《盲·道》这样的事，我相信他自己也不会再干了。”
“我很清楚，一但我对商业有诉求了，我不可能保持我纯粹的创作状态，我就会变成油腻男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我一直害怕商业对我的侵蚀，所以努力在推迟这件事，希望它晚点发生，让我先把我想做的事情做完了。”马上60岁的李杨已经花白了头发，但他的内心依然高傲，依然有太多还没有使出来的力气，虽然在种种打击中受到伤害，但心有不甘，依然想要去战斗。
也有不少影迷说，哪怕李杨去赚钱拍其他商业大烂片，也不愿看他就此草草糟蹋了自己的“盲”系列。李杨会后悔吗？据宗庆平说，“你也许可以看到他痛苦，但你永远不会看到他后悔，他心里就算后悔，也绝对不会承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