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谦慎：身残犹作汗漫游 ——记邓显威老师
知名艺术史学者白谦慎近日在广东人民出版社新出版了《云庐感旧集》，记其学习艺术史的和书法史过程中遇到的15位师友。本文所忆的是他年轻时交往的邓显威先生。
上海财贸学校学制两年，我们那届第一年在校读书；第二年全班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静安区办事处（简称静安区办）实习。1974年，我从财贸学校毕业，分配到静安区办下面的静安寺分理处工作。还在实习时，我就已经知道，静安寺分理处的邓显威先生字写得很好。
分理处下的静安寺储蓄所号称“天下第一大所”，因为个人储蓄额在上海的银行中排名第一（上海是金融中心，所以此所在全国也应该是名列前茅）。分理处所在是一座西式的三层建筑，一楼是储蓄所，业务大厅高大宽敞；二楼是工商业柜台，不办理私人业务；三楼是行政。我在二楼的工业会计组工作，邓老师的办公室在三楼，休息时间，我常到邓老师那里去请教，有时也能见到他写字。
邓老师在少年时患了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一场大病后，一个活蹦乱跳的男孩便再也不能直着站立，身体总是佝偻着，行动十分不便。由于不能坐公共汽车，邓老师每天都是坐在手摇车中，摇着车子去上班。好在上班的地方不远，对他来说还不算太麻烦。只是手摇车比自行车的体积要大，下雨天，邓老师穿着雨衣摇车出行，甚是麻烦。几十年来，他都是这样上下班的。到了单位后，他拄着一个手杖，慢慢地扶着楼梯到他的办公室。
在单位，邓老师并不在第一线做储蓄、转账业务，而是从事文书工作。邓老师的教育程度和文化素养都很高，在大学生还十分稀少的年代，他却在1940年代考上上海交通大学，因路途远，不便，上了离家最近的大同大学，专业是工商管理。邓老师的祖籍是广东，父亲年轻时到上海来打工，最初只是店里的小伙计，但勤勉好学，慢慢发展，做了点小生意。家境改善后，全力支持子女的教育，几个孩子都上了大学。邓老师是家里的小儿子，哥哥们都在外地工作，从事科学技术工作。1978年，我到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邓老师还专门写了信，让我带着信去北京白广路的中央某部委的设计院去拜访他的哥哥。
上世纪七十年代，每个单位都经常要挂一些写着“最高指示”或标语口号的横幅，还有一些大的宣传招贴，所以要有人写大字。静安寺分理处的大字全是由邓老师书写的。他的隶书以《礼器碑》为根底，辅之以《曹全碑》，端庄清隽；楷书胎息柳公权的《玄秘塔》，挺拔遒劲。那时，一进分理处大门，常能看到挂在四五米高处邓老师写的大字。大字用黄色的广告粉写在红色的布横幅上，每个字差不多有一平方尺大小，神采奕奕，很有气势。每次见到邓老师新写的大字，我便会驻足欣赏。
写大字是邓老师日常工作的一个部分，但这种日常书写通常很难长久保存。邓老师平素读帖也临帖，但他基本上不“创作”任何书法作品，这和我的其他几位老师萧铁、金元章、章汝奭等先生不同，因为他们会不时书写一些条幅、手卷、册页。四十年后的今天，我已经很难找到邓老师当年写的毛笔字了。上世纪七十年代，萧铁先生从友人处借得明代书法家文徵明的草书《游石湖长歌》手卷，萧先生在描图纸上双钩了一通，邓老师和我又根据萧先生的本子钩出两本。邓老师在我们的双钩本后，用小楷书抄写了《游石湖长歌》的释文，挺拔有力。我曾将双钩本拿给王弘之老师看，王老师并不认识邓老师，但见了小楷释文后赞叹：“银行系统字写得好的人真多！”
上海银行系统确实有很多善书者。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邓老师在市分行上班时，曾和翁闿运先生（1912-2006）在同一个办公室里工作。翁先生因字写得好，又喜好研究书法，后来调到上海书法家协会工作。邓老师曾给我看过翁先生送给他的一本字帖，上面有翁先生的小楷题跋，十分古雅，和后来人们常见到的翁先生以颜体为根基的行楷很不相同。翁先生在七十年代的上海书法界甚有名声，他有个女弟子周慧珺名气更大。在古代碑帖不允许出版的年代，周女士1974年出版的行书字帖《鲁迅诗歌选》风靡全国。得知邓老师认识翁闿运先生，我便问邓老师能不能带我去拜访，他同意了。他多年未见翁先生，也很想和这位年长自己十多岁的老同事重逢话旧。邓老师和翁先生联系后，我们在一个晴朗的休息日，前往地处虹口区的翁宅拜访。那天，邓老师摇着他的车子，我跟在车旁，边走边谈到了翁先生家，行程大约在一个小时。翁先生很健谈，除了和邓老师叙叙旧之外，得知我正在临习顔碑，就专门以上海街头一些小店用湿面团做春卷皮的收尾动作来比喻顔字的收笔，生动而又形象，至今记忆犹新。
不似平常人可以在闲暇时间逛街、走亲戚、看朋友，邓老师平时的休闲大概就是看报、读书、练字。我后来知道，他还赋诗填词。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国正致力于发展人造卫星。某年，一个卫星发射成功，举国欢庆。一二日后，我去邓老师的办公室，他给我看了钢笔字写的词稿，是庆贺卫星发射成功的。年代久远，忘了词牌（不是小令之类的短章），具体的词句也记不清了，只记得其中描绘卫星在汗漫遨游的恢宏气象，让我震惊，也让我看到了我所不熟悉的邓老师的一面。遥想他曾经的少年，品行皆优，对未来充满憧憬。可一场疾病，给他留下永久的创伤，极大地限制了他实现各种理想的可能性和选择。但是他却没有沉沦在颓丧中。如今，他在词中，驰骋想象，“游心太玄”。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邓老师的大字会和他的词一样——气势豪迈！
邓老师住在上海延安中路913弄的四明村，那是四明银行于1932年建成的石库门建筑群，位于上海展览馆的对面，离我的另两位老师王弘之和金元章先生的家很近。很多艺术家曾经在四明村居住，如吴待秋、王福庵、吴青霞、高式熊等。从我家骑车到邓老师家，大约不到十分钟。但在我的老师中，邓老师家我去的次数最少。一方面是因为他和我同一单位，上班时（那时一周上班六天）请教非常方便；另一方面，登门拜访对他来说甚是不便。邓老师住在由一楼通往二楼的楼梯旁的亭子间里，房间不足十平方米，并不直接连着厕所。虽说四明村在上海算是很好的住宅区，但石库门的楼梯还是相当陡，对邓老师来说，上下十分不便。我如有事去邓老师家，他听见敲门声，就会打开窗子，用一根绳子把钥匙吊下来，我拿着钥匙打开门，然后上楼找他。正因为如此周折，我通常不去他家打扰。
邓老师和哥哥们的感情非常深，兄长们也十分牵挂这位在上海的弟弟。邓老师一生未婚，和他一起生活的是他哥哥的女儿。这位哥哥在唐山工作，好像也是由上海支援外地建设的工程师。他有三个女儿，二女儿住在上海，平时可以照顾邓老师，小女儿随父母住在唐山。不幸的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小女儿遇难。
大约在2003年，我去邓老师家看望他。那辆手摇车还放在露天的门外，用一张塑料布盖着，看得出来，已经很久没有用过了。邓老师仍然住在那个亭子间，屋子内很挤，床的周边堆放着日常生活用品和报纸杂志，床对面有个小电视机，连接着他和外面的世界。看到我，他特别高兴，忙着要冲麦乳精给我喝。他告诉我，经济上没有问题，退休工资足够花，医生定期上门为他检查身体。只是随着年事增高，身体越来越弱，上下楼亦愈发不方便了。侄女早已结婚，有了孩子，在浦东买了房子，周末去住。他还提起了当年静安寺分理处的几位还健在的老同事，有空会来看他。总的来说，他的晚景还算安宁。
到了过年的时候，我会给邓老师打电话问候。暑假回国，有空也会去看他。大约在2008或2009年夏天，我回到上海，想去看望邓老师，给他打电话，座机的铃声响了，却没有人接。老号码还在用，说明房子还是邓家的。我推想，石库门的房屋结构已无法让年迈的邓老师继续住在那里了，想必是他随侄女全家搬到浦东去居住了，新式楼房对邓老师的起居要方便得多。可粗心的我，居然没有留下邓老师侄女的手机。我叫了辆出租车，直奔四明村，期望能碰碰运气，从邻居那里打听到邓家的消息。敲门许久，无人应答。近三十年来，上海社会变迁频繁，可能连邻居都搬走了。人去楼空，只有邓老师的手摇车还停在老地方，风吹日晒，愈加陈旧了。
附记：2017年9月17日，我在上海博物馆演讲。邓老师的侄女邓毓莲得知我的演讲，特地前来联系。她告诉我，邓老师在2009年3月因糖尿病并发症去世，享年86周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