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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产家庭的城居与乡愁

澎湃新闻记者 彭玮

2018-01-29 12:20  来源:澎湃新闻

一个中产家庭的城居与乡愁 摄影 王辰 张宇 剪辑 王辰 后期 江勇(09:01)
1月4日,时针已指到晚上九点半,孙泽夺十分钟前就已经把车开到楼下,却迟迟倒不进车库。
今年是孙泽夺离开北京到杭州工作的第四年,是离开老家河南新乡的第十二年。他五六年前就在北京拿了驾照,去年才买了人生第一部车,里程数只跑了200公里。
孙泽夺在开会讨论架构设计的问题
妻子小景收到消息说他已经到家楼下,4岁的大儿子虫虫早早地跑到了楼道里守望。22个月的小女儿豆豆被奶奶郭凤琴抱到门口,取下门铃电话大喊了几声爸爸后得不到回应,一直在扯着线,像是检查线路。郭凤琴不放心地把孙女放下,隔着雨夜看了许久,还是忍不住敲开了邻居的门,拜托隔壁的男主人把他早就停好的车挪一下。
邻居换了身衣服就下楼挪车,孙泽夺的车也跟着停放到位。
为了帮着照顾孙子和孙女,已60出头的郭凤琴老两口从老家先北漂后杭漂,是城市里的“老漂”一族。一家六口真正稳定下来是2017年,他们搬入了新买的学区房。
站在异地打拼的子女身后,全中国约有774万像孙泽夺父母一样来城市照顾晚辈的“老漂”。
孙泽夺把“老漂”现象归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不是2006年他走出中原小城,他将来或许会跟着孩子走出去,“不是我父母这一代付出的话,就是我这一代付出了。”
“爸妈找到了组织”
孙泽夺买下这套学区房多少带点机缘巧合。他一眼相中的这套100平米的房子格局跟老家的屋子很像,前任户主方秀云就是老漂聊天室的发起人。2012年,方秀云在杭州有名的“鲍大妈聊天室”当志愿者时,便萌生了在社区里建立一个专门针对“老漂一族”的聊天室。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2016年6月,“幸福家园工作室”在小区会馆开始活动。
孙泽夺有天下班回来惊奇地发现,楼上的叔叔阿姨来家里找母亲聊天。郭凤琴回忆,“我印象特别深,那天儿子说,‘哟,不错啊,还有人主动找你谈心呢,开始我和小景还担心你来这里孤单无聊呢。’”
换做过去,郭凤琴一定不敢晚上跑去跟人开口求助。
之前租房子,她不会同陌生人打招呼或聊天。不像老家的单元房里住的都是老同事,相互之间亲切熟悉。
搬来杭州后的工作日生活是紧张的。媳妇上班早,一般不吃早饭就出门。郭凤琴七点多起床都是洗洗手,刷刷牙,可能洗脸的时间都没有就得赶紧做饭。八点喂孙子虫虫吃饭,吃罢爷爷陪他走去幼儿园,一般8点45分出门,9点前必须要到。孙子走了以后她就叫儿子起来吃饭,每次她都是等儿子去上班才吃饭,这时候已接近十点,饭菜早凉了。
下午4点15分老伴去接孙子,五分钟的路,出了小区北门一拐就到。郭凤琴早先有风湿,腿脚不便,而且她已经抱不动孙子上楼。孙泽夺念大学的四年,她试过各种治风湿的方法,甚至用到了蜂疗的民间疗法——让蜜蜂蛰自己,所谓以毒攻毒,都没见效。最后一位老中医的偏方让她好转了一些,至少她晚上不再睡不着觉,也不再能预知次日的晴雨。
晚上7点左右儿媳到家,郭凤琴会准备好粥、馒头,炒几个蔬菜,有时会下些现擀的面条,或提前做上河南地道的卤面。她从老家带来了面粉、擀面杖和高粱杆做的饺子帘,这让她能在南方从容做出孩子们对胃的北方食物。
“在杭州这边很难找到像这种味道嘛,家庭的这种面食的味道,杭州这边在外头吃,和在家吃感觉不一样的。”孙泽夺说。
刚来时碍于家中两个孩子都在,郭凤琴脱不了身。直到2017年9月,大孙子上幼儿园了,她才开始参加幸福家园工作室的活动。她很快发现,楼上楼下的邻居不少也是老漂,从湖南、山东来到杭州。
郭凤琴就知道,孤单的不是她一个人,城市规则的变化也能轻易让“老漂”慌张起来。有老人刚来杭城时,无聊就踩个自行车,从杭城的这头到那头。凭市民卡骑公共自行车一小时内免费,他就快到一小时还车,换一辆车继续骑。
也有老人在附近的超市逛一圈又一圈,他问人特价区在哪里,别人说着他听不懂的方言。结账时营业员让老人手机扫码领红包,他把捏着的现金放一边口袋,战战兢兢摸出那个配在皮带上的老爷机。
聊天室的活动时段本是赖大伯最忙的时候,退休前,他是老家一所小学的老师。两年前来杭后,他每天的任务就是接送孙子上小学。老伴比他早来十年,已经有了熟悉的圈子,每天早上会雷打不动去跳广场舞。
郭凤琴去年学会使用了那个叫做微信的绿色图标,这是她联络儿子和儿媳的方式,“他们上班忙,也不太方便给他们打电话。”她前一阵刚学会发语音,之前拼音打起来慢,好久都没问别人有无其他输入方式。
现在远方的朋友偶尔给她发篇微信上的文章,她觉得有意思就会问,“你说他们发来的消息都是从哪找来的?还会放音乐呢。诶,我怎么给别人看呢?”
活动室每周三下午两点到三点半活动,正是“老漂”的空当时间,吃完了午饭,家里的孩子还没放学。老漂的活动时间遵循幼儿园或小学的作息与节假安排,孩子开学了就活动,孩子放假了就暂停。整个2017年,他们活动了42次。
能陪伴家人的日子,算也算得出
2014年,郭凤琴就计划过完年到杭州照顾孙子。但令她纠结的是,家中老母卧病在床,姊妹六个轮流伺候母亲,“各家都有各家的事,谁能一直替你,他们有的在工作,还有自己家的事情。”
直到2015年的2月1日母亲病重入院,五天后突然去世。当年3月,郭凤琴跟老伴一起去杭州照顾孩子,她偶尔会想,“当时是不是妈故意给我让步,让我去孩子身边。”
让父母成为“杭漂”,孙泽夺有自己的考虑。
“之前在北京工作时,有次同学对我说,‘泽夺,我们现在在外头工作,一年可能回家七八天,我现在20多岁的在工作,我工作30多年,可能30年,我父母就已经老了,或者是已经不在了,我能在家跟他聚的时候,算都算得出来。’”
“当我们没有一个量化的时候,觉得我们在外工作二三十岁的时候,我父母才五六十,我可能还能陪伴他们二三十年,其实这种陪伴不是真正的陪伴。”孙泽夺觉得无法在北京买得起房,给父母和妻子、孩子一种家的感觉,所以才破釜沉舟,辗转至杭城重新开始。
孙泽夺是独生子,所以当2015下半年妻子小景告诉他怀了第二胎的时候,他想的是“肯定得生下来”,“虫虫比较内向,我们也希望能再有个孩子陪伴着他一起成长,不会孤单。”
听闻这个消息,郭凤琴当时一下子没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有点着急地生了气。“要第一个孙子的时候,就跟我媳妇说了,咱们就要一个孩子,我媳妇当时也没有反对……”
郭阿姨最后妥协了,“当老人不能太固执,也不能管得太多。只要他们高兴,自己累点不算啥。”
孙泽夺承认,互联网公司的工作压力很大,他忙时经常加班到深夜。他甚至无暇考虑多要一个孩子可能让父母增加多少辛劳。
到他自己第一次单独带娃,才尝到了其中的苦头。
孙泽夺公司的亲子活动可以带上虫虫去上海迪士尼乐园,父子俩去了,计划是从早上九点玩到晚上九点。孩子玩四个小时后体力就跟不上了,孙泽夺中间喂他吃饭,照顾他喝水,担心他跑丢、哭闹或者上厕所。回来之后他就跟母亲抱怨说带孩子太累了,说着说着哭了,“也没人帮帮我,抱着可累。”郭凤琴心疼儿子,却只能宽慰说人家也要带自己的孩子,都累的。
他那时才意识到,“我仅仅是一次嘛,就带了一个,而对于我的父母可能是每天的一个常态。”
聊天室活动时,老人们会不由自主地聊起与子女相处和两代人观念上的差异。
赖大伯提到,“他们(子女)商店里不去,都是网购,连吃个饭都是外卖进来了。尤其是像我们在农村里待惯的老一辈比较节约一点的哦,他们好像觉得无所谓。比如女儿女婿觉得晚饭不好吃,一下叫个外卖进来,用掉一百多块钱,我爱人会想,超市里买个菜做做不是便宜嘛。”
郭凤琴也收到了儿子的一份礼物——扫地机器人,儿子希望她可以轻松一点,机器人干活的时间母亲就能歇一歇。但郭凤琴觉得机器效果不好,还费钱费电,不如自己弯着腰扫地拖地来得好。
对于年轻人来说,在工作中习惯了提高效率和最大程度地解放劳动力,就会不由自主把观念挪到八小时以后的生活里。
“他们对时间成本考虑的跟我们这代人还不太一样。比如说我帮她买了扫地机器人,她不用,这就是一种无言的抵触。我非得强制地要求她全部配合,她的抵触情绪会更大。”孙泽夺说。
老人会不约而同地说起与儿女的作息时间不合拍,“他们晚睡,我们也睡不着。”
对此,孙泽夺也有体会。“有时候你说让他们早点睡,他们可能也会操你的心,他们可能就是被动的,作息时间由原来的九、十点延迟到十一点甚至更晚。”
有时候他知道要加班,提前通知父母让他们早点休息,但父母即便进屋睡觉,也会给他留一盏灯。他常会被这种温暖的守候感动。
有次回家快一点半了,他本想轻手轻脚进门直接睡觉,没想到母亲走出房门说担心他饿,一定让他吃点东西填填肚子。“我就一直说不用那么麻烦了,我随便整点饼干什么东西吃一下就行了,他们还要给我做一个面,让我吃一下。结果吃完收拾好两点多,他们才进屋睡觉。”
郭凤琴每每看到加班晚归的儿子总忍不住唠叨几句,还是身体最重要,尽量少加班,有限度地加班。心里也是心疼孩子为这个家付出的努力。
过客与常客
孙泽夺印象很深的是,去年年末,母亲特别沉重地对他说,身体前年是一个样,去年是一个样,今年又是一个样。
早先孩子不管怎么闹,母亲还能撑得住,去年楼爬得太高她已经说吃力了。
有次周末儿子和儿媳都出门了,郭凤琴跟老伴心急火燎地带发烧的孩子去看病,却发现伸手打不到车,尽管远望出租车顶灯还是绿色,到了近处司机会跟她摆摆手示意拒载。一公里的路虽不远,她和老伴轮流抱孩子,步行几十分钟才到医院。到了医院,她放下孩子直喘气。
“老漂”们和他们的孩子都抗拒去想象疾病的出现。
赖大伯谈到“老漂”关心的问题,总绕不过异地医保。通常情况下,在“漂”的城市里就医,“老漂”们需要回老家才能报销医药费。
郭凤琴有次腰疼,如同忍着不问儿子手机如何使用一样,她惯性地忍了一段时间疼痛才告诉儿子。她的老伴也是一样,牙疼得不行,到最后忍不住了才跟孩子说,希望他帮忙捎些止痛片。二位老人都有过隐瞒病情的前科,孙泽夺坚持带父亲去看牙医,父亲执意不去,“说吃止疼片两三天就好”,两人为此还吵了一架,最终以老人自己去买了几盒止疼片收场。
孙泽夺觉得自己挺不孝顺的,“有时候我想坚持的一些东西,在我父母认为比较麻烦的时候就会坚持不下去,这种坚持的事又不好拿捏,因为你不知道坚持带来的伤害大(指吵架),还是这事情本身带来的伤害大(指买药,不就医)。”
他不敢去想父母如果身体垮了,会给家庭带来怎样的灾难。
2010年的时候,他父亲患过一场病。他独自坐在病房外哭了一回,那种感受好像就在眼前,“自己都将近快30的人了,那个时候就真的感觉到父母是老了。因为在我的印象里,我父亲一直是身体很健康的那种从小在我的心目中,忽然有一天发现他需要住院了。”
他无法接受这种角色的切换,他觉得一直都是父母陪着他去看病,忽然有一天,父母需要他陪着看病,像个大人一样办理各种住院手续,签字,付钱。
当父亲重新恢复健康选择做“老漂”,他珍惜能真正陪伴父母的日子。
老家,现在成为郭凤琴和老伴每年要回去一两次的地方。老伴是新乡市里钢铁厂的退休工人,必须年年回去按指纹,“看老年人在不在了,才能领工资。”
今年春节郭凤琴也会回去,为母亲去世三周年做纪念。她觉得这辈子只要腿脚尚健,最终会回到老家。去年春节回老家,亲戚朋友吐露过艳羡的话,“你老了老了还漂到大城市享福去了。”
孙泽夺知道父母为自己作出的牺牲,也明白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不可或缺也不可逆转的一部分。他曾经想过打拼几年就回去,父母给最多的支持是“不行就回老家吧”,但渐渐地他发现工作和理想只能在大城市实现,他就回不去了,“从过客变成了常客”。
“当我的下一代,当他需要在大城市立足了,他的理想可以站稳的时候,我也面临着跟他一块去了,不是我父母这一代付出的话,就是我这一代付出了。”
郭凤琴送了孙子虫虫一副象棋。虫虫白天就喜欢拿出来摆摆棋阵,他知道两个士能走的步有限,但一定会保护将帅到最后。
责任编辑:黄芳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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