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指与余秀华的争执是诗人争吵时代的余音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中国新诗自百年前诞生以来，就从没有停止过争吵。

正如诗人姜涛所言，“诗人们先是要和传统争吵，以确立自己合法的立足点，既而又要和庸俗的大众争吵，和陈腐的文化官僚和学院派争吵；无人可吵的时候，诗人们就自我分裂成敌对的集团。”

食指和余秀华之争虽然是诗人之间的争吵，只能算是这个脉络的遗绪。食指虽然是在诗歌层面喊话，对诗歌现状充满忧虑，但是他走不出时代的桎梏，对当代诗歌发展和现状缺乏理解和同情，因此再怎么疾呼也是无效的。在这个意义上，食指的发言，与其说是诗人对诗人的喊话，不如说是诗人之外的声音。而余秀华的回应几乎不在诗歌的层面上，只是委屈、愤怒下的牢骚发泄，也不必当真。

但是无聊的争吵折射的文化生态并不一定是无聊的。所以抛开事件本身，仍有多个维度值得思考。

从与大众吵到诗人自己吵

诗人们先是和传统争吵，这是新文化运动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诗坛的主旋律，不与传统切割，就无法自立。但是传统的力量是强大的，钱锺书在《围城》中借用董斜川之口说，“只有做旧诗的人敢说不看新诗，做新诗的人从不肯说不懂旧诗的”“新诗跟旧诗不能比”，是当时极具代表性的声音。时至今日，古典诗歌的典范和高度仍然是大众常常诘难新诗的工具。

但是大众对新诗的诘难并不止于此。大众是一个虚无缥缈的词，不同程度的阅读层次和审美水平，使得这种诘难也呈现出不同的向度。“读不懂”是批评中的最大公约数。

与“读不懂”的大众争吵，在新诗史上也是由来已久，但实际上争吵最激烈的时候恰恰是新诗与大众结合最为紧密的1980年代。等到1990年代以后，诗歌迎来了个人化写作浪潮，与大众的短暂亲密关系也就结束，诗人们发现问题已经不是“读不懂”了，而是没人读，争吵的对象失去了还有什么争吵的必要，何况这注定是没有胜算的战斗。

于是诗人们分裂出各种流派、群体，自己和自己吵。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著名的盘峰论争，这个口语派和学院派的论争从1998年一直持续到2002年，以于坚、韩东、杨克、侯马、沈浩波等秉持“民间立场”的口语诗人对秉持“知识分子”写作立场的西川、欧阳江河、陈东东、程光炜等为代表的学院派诗人发起猛烈地反动。

盘峰论争涉及人物众多，各种命名混杂，细分的立场不一，既有诗艺的分歧，也有话语权的问题，在极大丰富汉语诗歌写作路数的同时，也开启了网络论坛时代诗人混战的滥觞。但是网络论坛时代的诗人们吵得热闹，骂得激烈，却鲜有盘峰论争那种对汉语新诗写作思考深度的论争，大部分只是山头和圈子之争。余秀华在成名之前，就是一位活跃在各个论坛，战斗力极强的论坛诗人。

从羊羔体到乌青体

网络论坛时代来得快去得也快。随着新媒体的发展，论坛、博客被微博、微信取代，诗人们失去了最后的战场。像食指和余秀华隔空喊话这种事，其实已经多年不曾出现。

和大众吵吵不赢，自己吵又谁都说不服不了谁，诗人们累了也明白了，诗歌的可能性只能寄托在孜孜不倦的语言探索中。但也有不甘寂寞者，“利用时代提供的机遇，借助‘事件’的力量，依靠夸张的先锋表演，在激怒大众的同时，也尝试去娱乐大众，兼及娱乐自身并获取资本。（姜涛语）

个别媒介也乐于迎合这种表演，甚至制造事件，引起大众的注意。从梨花体、羊羔体到打工诗人、乌青体，再到各种诗歌行为艺术，乃至余秀华，都是个别媒介和部分诗人希旨大众趣味而共谋的产物。

赵丽华的《一个人来到田纳西》并不是绝无从艺术层面讨论的可能；车延高也不止写女明星；乌青的《对白云的赞美》虽然不过是反崇高写作的遗意，但不能说不是诗；某些诗歌行为艺术可以看到对传统认知的挑战；余秀华的残疾和农妇身份与她的诗歌关系也没有那么天然。但是，在一个固定化的装置里这些都无法被看见，只有最刺激最爆炸的才能唤起人们对诗歌的注意。但是这种注意并不是那么返回到语言内部的诗人所希望看到的。这是新时期诗人们所面临的新挑战。

在不断加固的印象里，当代诗人的不堪、当代诗歌的无效是不言自明的。所以尽管余秀华因标签而走红，但她的诗歌被大众认为是期盼已久的“清流”是她能持续引起关注的主要原因之一。所谓的清流，用诗人评论家陈超的话来说，大概就是“又懂点又不懂”，是平均数水准或者稍稍高那么一点的诗歌。

读不懂是诗人的责任吗？

我还是不死心想再谈点“读不懂”的问题。

当代诗歌越来越“读不懂”，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但是“读不懂”是诗人的责任吗？一部分是的。正如我在上一篇评论《食指与余秀华之争：两个时空的喊话》里说的，这是1990年代以来个人化写作的一个结果，别说有些诗一般读者读不懂，批评家读不懂，甚至就是诗人之间也读不懂，这是私人经验入诗带来的困境。

但是诗人应该为此负责吗？也不必。刨除那些故弄玄虚的作品，让更多人读懂并不是判断诗歌品质的核心要素，也不是诗人的使命。判断诗歌品质的要素很多，甚至莫衷一是，但大方向上是揭示生命体验和探索语言奥秘。值得信任的诗人，无不是在这个方向进行努力。

更何况当代诗歌的阅读难度也不是全由诗人带来的。

检索从小学到高中的语文课本，新诗少得可怜，和古典诗歌比例悬殊，而仅有的二十来首作品中大部分都是1980年代以前的。当然，新诗百年，积淀的经典作品和两千年的古典诗歌本来就不能对等。那国外部分呢？也是停留在十八、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以来大概只有弗罗斯特的《未选择的路》和狄金森的《篱笆那边》。

我说这个是想说明我们从小所受的现代诗阅读广度、审美训练相当少。诗歌是艺术，而理解一项艺术都是需要训练的。以古典诗歌为例，从《咏鹅》到杜甫，就是一个训练过程。没有人一上来就能读懂杜甫。

批评家的阅读深度和广度有了，对诗歌艺术的审美理解也有，为什么仍说“读不懂”呢？在于一首诗的背景和经验。如果不是对杜甫的经历和整体写作经验有深厚的认识，也很难进行文本批评吧，这就是为什么说做杜甫研究的不敢说懂苏轼的原因。所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强调同代人做同代人批评，甚至是最好是与研究对象是熟人是朋友。

因此，对于读者来说，读不懂就不必读，或者去读那些读得懂的。毕竟，烂作品哪个艺术门类里都有，哪个时代都有，还是一大堆。但是决定一个时代文学或艺术高度的并不在于烂作品的多寡，而是好作品的多寡和高度。

而对于真正有抱负的诗人来说，也不必纠结于读不懂的评价，或是诗歌事件对诗歌形象的伤害，既然选择了以诗歌为志业，就必然是选择了一个人冒雨赶路，选择了与历史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