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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的诞生:现象学与杏子鸡尾酒

莎拉·贝克韦尔

2018-01-14 11:39  来源:未读

【编者按】
巴黎,1933年。三位朋友正坐在蒙帕纳斯大道上的煤气灯酒吧里喝杏子鸡尾酒。其中一个叫雷蒙·阿隆的年轻哲学家,正在向同为哲学家的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盛赞一种他在德国发现的新鲜哲学——现象学。“你看,”他说,“如果你是一个现象学家,你可以谈论这杯鸡尾酒,然后从中研究出哲学来!”就这样,20世纪影响最广泛也最深远的哲学运动发端了。受到启发的萨特,将现象学与他那种法式的人文主义情感结合在一起,创立了一门全新的哲学思想——现代存在主义。
本文摘自莎拉·贝克韦尔《存在主义咖啡馆——自由、存在和杏子鸡尾酒》一书,由澎湃新闻经“未读”授权发布。

1970年,萨特和波伏娃在巴黎一家咖啡馆。
有人说,存在主义不太像哲学,倒是更像一种情绪,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的伤痛小说家那儿,进而可以追溯到惧怕无限空间之寂静的布莱兹·帕斯卡,然后可以追溯到探索灵魂的圣奥古斯丁,追溯到《旧约》里乏味的《传道书》,以及那个胆敢质疑上帝同他玩的游戏,但最终在威逼之下只能就范的约伯。简言之,可以追溯到每一个曾对任何事感到过不满、叛逆和格格不入的人。
但是,我们也可以反其道而行,将现代存在主义的诞生时间精确到 1932 年与 1933 年之交的某一时刻,其时,三个年轻的哲学家正坐在蒙帕纳斯大道上的“煤气灯”酒吧里,一边谈天说地,一边喝着店里的招牌特饮杏子鸡尾酒。
后来详细讲述了整个故事的人是西蒙娜·德·波伏娃,那时二十五岁左右的她,喜欢透过优雅面纱下的双眼近距离地观察世界。她正和男朋友让-保罗·萨特在一起。
萨特时年二十七岁,佝偻着背,嘴唇像鲶鱼一样下翻,面颊凹陷,耳朵突出,双眼望着不同的方向,因为他几乎失明的右眼严重散光,时常会向外游离。
与他交谈时,你一不留神就会觉得不知所措,但如果你逼着自己注视他的左眼,就会发现一个温暖、智慧的眼神正在回望着你:这个男人对你告诉他的每一件事,都感兴趣。萨特和波伏娃的兴趣这时上来了,因为同坐一桌的男人有消息要告诉他俩。
这个人是萨特在校时的老朋友,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研究生同学,温文尔雅的雷蒙·阿隆。和他们俩一样,阿隆正在巴黎度冬假。不过,萨特和波伏娃是在法国教书——萨特在勒阿弗尔,波伏娃在鲁昂——而阿隆却是在柏林做研究。
他正要告诉两位朋友的是,他在德国发现了一门名字朗朗上口的哲学:“现象学”(phenomenology)—这个单词在英语和法语中皆是冗长而雅致,本身就是一行三步抑扬格诗句。阿隆也许讲了些类似这样的话:传统的哲学家常常从抽象的公理或者理论出发,但是德国的现象学家,却直接研究起了他们时刻正在经历的生活。
他们把自柏拉图起就维系哲学发展的那些东西,也就是诸如“事物是否真实”或者“我们如何确定地知道某事”一类的谜团,搁置在一边,然后指出,任何问出这些问题的哲学家,本身就已经被抛入了一个充满事物的世界——或者说,至少是一个充满事物外观,也就是“现象”(phenomena,出自希腊语,意为“出现的事物”)的世界。
所以,为什么不忽略其他,专注于和现象的相遇呢?那些古老的谜团不必永远被排除在外,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暂时先用括号括起来,好让哲学家去处理那些更为实际的问题。现象学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家埃德蒙德·胡塞尔,提出了一个振奋的口号:“回到事物本身(to the things themselves)!”意思是别在事物不断累加的诠释上浪费时间了,尤其是别浪费时间去琢磨事物是否真实了。
你需要做的,就是观察把自己呈现在你面前的“这个东西”,且不管“这个东西”可能是什么,然后尽可能精确地把它描述出来。另一个现象学家马丁·海德格尔,补充了一个不同的观点,他认为,纵观历史,所有哲学家都把时间浪费在了次要问题上,而忘记去问那个最重要的问题——存在(being)的问题。某物存在的意思是什么?你是你自己意味着什么?海德格尔坚称,要是你不问这些,你就什么也得不到。他一再推荐现象学方法:无须理会智识的杂乱,只要关注事物,让事物向你揭示自身即可。
阿隆对萨特说:“你看,mon petit camrade”——“我的小同志”,这是自学生时代起阿隆对萨特的昵称——“如果你是一个现象学家,你可以谈论这杯鸡尾酒,然后从中研究出哲学来!”波伏娃写道,萨特听到这话后,面色唰地白了。她的描述有些夸张,仿佛是在暗示他俩从未听说过现象学,但实际上,他们都已经试着读过一些海德格尔。
1931 年,海德格尔的演讲《形而上学是什么?》(What is Metaphysics?)的译文,就曾与萨特早期的一篇论文一起出现在某期《道岔》(Bifur)杂志里。但是,波伏娃写道,“因为我们一个字都不理解,所以也看不出现象学有什么好。”但现在,他们注意到它的好了:这是一种把哲学与日常生活经验重新联结起来研究哲学的方式。
他们早已准备好迎接哲学的新开端了。在中学和大学,萨特、波伏娃和阿隆都受够了刻板的法国哲学课程,有关知识的问题以及没完没了地重新诠释康德著作支配了一切。知识论的问题互相交叠在一起就像万花筒在一圈圈地旋转后,总是又回到原点:我想我知道某事,但我怎么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的是什么?
这种思考费劲而又无用,尽管这三位学生在考试中获得了高分,但都不满于此,尤以萨特为甚。毕业后,他透露说自己正在发展一种新的“破坏性的哲学”,但是对这种哲学会采取什么形式却又含糊其词——理由很简单,因为他自己也不怎么清楚。他当时才刚发展出一种朦胧的反叛思想,但看起来,现在已经有人早他一步到达了目的地。
如果说萨特听到了阿隆有关现象学的消息后面色发白,那么究其原因,可能一半来自恼怒,一半源于兴奋。反正,萨特从没忘记那一刻,在四十年后的一次采访中,他评论道:“我可以告诉你我好像当头挨了一棒。”现在,终于出现了一种真正的哲学。按照波伏娃的说法,他冲到最近的书店,然后说:“给我这里每一本论现象学的书,现在就要!”店家拿出了一本小书,胡塞尔的学生伊曼努尔·列维纳斯写的《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直觉理论》(The Theory of Intuition in Husserl's Phenomenology)。列维纳斯这本书还是未裁开的毛边本,但萨特等不及拿裁纸刀,直接用手撕开书页,边走边读。
那一刻的他可能变成了济慈,那个初读查普曼翻译的荷马作品时的济慈:
那时我觉得仿佛某位观象家,
当一颗新行星游入他的视野;
或如坚毅的科尔特斯用鹰之眼
凝视着太平洋——而他的同伴
怀抱一份狂热的猜测彼此相望——
沉默,在达利安山巅。

萨特没有鹰的眼睛,也从不善于沉默,但无疑他心里满是猜测。看到了萨特的热情后,阿隆建议他在当年秋天时来柏林的法国研究所学习,就像他自己那样。萨特可以去学德语,读现象学家的原版论著,并就近吸收他们的哲学能量。随着纳粹刚刚掌权,1933 年并不是搬去德国的好年份。但对于想改变生活方向的萨特来讲,却正是好时候。
他厌倦了教书,厌倦了在大学所学的一切,厌倦了尚未成为自己从小就期望的天才作家这一现状。如果要写他想写的东西——小说、散文,一切——他知道首先必须去冒险。
他曾想象去君士坦丁堡跟码头工人一起劳动,去阿托斯山同僧侣一起冥想、修行,去印度随贱民一起躲藏,去纽芬兰岛的海岸和渔民一起抵抗风暴。不过,眼下不在勒阿弗尔教学生,也可以称得上是冒险了。
萨特做了一些安排,夏天过后,他抵达柏林,开始学习。年末返回法国的时候,他带回了一种融合之后的新哲学:德国现象学的方法,结合着更早之前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以及其他思想,又装点了一味独特的法国调料——他自己的文学感染力。
他以一种现象学创立者未曾想见的但却更让人兴奋和个人化的方式,把现象学应用到人们的生活之中,创建了一种兼具国际影响和巴黎风味的新哲学:现代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咖啡馆——自由、存在和杏子鸡尾酒》,[英]莎拉·贝克韦尔著,沈敏一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12月
责任编辑:方晓燕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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