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贵谈《撒马尔罕的金桃》翻译及汉文突厥史料整理

复旦特聘教授、文史研究院研究员吴玉贵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历史文献学、民族史和中外关系史，著有《资治通鉴疑年录》《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唐书辑校》《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等，译有《中亚史纲要》与《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目前，他专注于对突厥汉文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在此次访谈中，他回顾了自己如何译出《撒马尔罕的金桃》这一中外关系史名著，并对自己的研究工作做了深入而全面的介绍。

想先从《撒马尔罕的金桃》这本书聊起。很多读者大概最早就是从这本书知道您的。您是怎么想到翻译这本书的呢？

吴玉贵：我做事情的想法都是很简单的，翻译这本书的动机也很简单——学习专业外语。我的研究生导师马雍先生说，想要治中亚史，外语很重要。他向我推荐汉布里（Gavin Hambly）的《中亚史》（Central Asia），说：你把这本书背下来，专业外语就没问题了。听了他的话，我真的开始背书了，背了两章多，大概六十来页，就背不下去了。我其实很不自信，一直觉得自己的专业外语不行。

1985年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中国社科院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听同事说起，1978年的时候，孙毓棠先生曾问我导师，能不能组织一些人把《撒马尔罕的金桃》翻译过来。我想，那我来试试看吧，正好练习一下专业外语。我跑到北京图书馆复印了一本《撒马尔罕的金桃》，就这么开始翻译了。每天晚上译两个半小时，译了好几年。那个时候没互联网，不知道的东西只能满北京找图书馆查资料。我现在对人说我外语不好，人家都不相信，其实，我那本书与其说是译出来的，不如说是查出来的。当时我还不到四十，人也年轻，就多跑跑图书馆呗。

这本书出版时被改了一个很平实的名字：《唐代的外来文明》。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吴玉贵：因为那时国内读者对这本书的了解也很少，不改名的话，读者走进书店看见《撒马尔罕的金桃》，会误以为是小说。

其实我把书稿译好之后，一开始也没想要出版。我有位同学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有一次到我家玩，看见两部稿子，一部是《资治通鉴疑年录》，一部是《撒马尔罕的金桃》。他问我，你干嘛不出呀？我有点怀疑，这能行吗？他说行啊！然后把稿子都拿到了出版社。可是，领导提出我资历不够，必须找权威学者写序，增加可信度，于是我去找了李学勤和陈高华先生。李先生为《资治通鉴疑年录》写了序，陈先生为《撒马尔罕的金桃》写了序。后来社科出版社要推荐《资治通鉴疑年录》评奖，又麻烦李先生写了推荐意见。我一直都很感念两位先生对后辈的提携和帮助。

后来《撒马尔罕的金桃》再版，应该是做了修订的吧？您是怎么做的呢？

吴玉贵：修订当然是有的。社科文献这一版又有修订，原来有些译名实在找不到，只能采取音译的办法，现在有了互联网，基本都解决了，这让我感慨极了。我当时也没打马虎眼，哪些内容没有查到原始出处，我就会老实交代：这是从英文译过来的，不是原文。我一开始也没想到这本书会成为长销书，原来还以为译完这本书，外语问题就解决了，没想到最后还是哑巴英语。

后来您做突厥史，跟您所学的中亚史专业以及翻译的书有关吗？

吴玉贵：老实说，虽然我最初学的是中亚史，翻译了两本书，又翻译了一些论文，但是我始终对自己的外语没有信心，慢慢地就把研究重点转到文献上面去了。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唐代第一任安西都护究竟是谁》，当时算是真正解决了一个小问题，同行和老师也还比较认可。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旧唐书》本纪里面有大量错误。那时还年轻，发现这些错误之后很兴奋，就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做到后来，发现《资治通鉴》竟然也有大量错误，又开始做《资治通鉴疑年录》。做完之后，我对文献有了相当浓厚的兴趣。做突厥史研究的时候，安西四镇的问题有一条材料，与《旧唐书》记载不一样。因为这个线索，我又开始做《唐书》。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就是《唐书辑校》——虽然事实上只是一个半成品，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找到了研究的感觉，做得很顺手，结果罗新老师主持的一个毗伽可汗碑读书班拉上了我，我又把研究方向转到突厥汉文史料上去了。

所以，我的研究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转变契机，都是从一些小问题入手，做着做着又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就跟着问题又转向了。我在历史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的时候，做的主要是文献研究，到了社会史研究室，做的主要是中外关系史，老是在甲做乙的事情、乙做甲的事情。但是大家好像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我们知道，您现在专注于对汉文突厥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在您看来，汉文突厥史料有着怎样的特点呢？

吴玉贵：其实，史料问题一直是研究古代中国周边民族历史首先要遇到的难题。这大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这些民族大多都没有本民族文字的记载传世，主要只能片面地依赖汉文史料来进行研究工作；二是记载这些民族历史的汉文史料不仅数量很少，而且多数都比较零散，不成系统，利用起来有很大的难度。

与大多数周边民族不同的是，有关古代突厥历史的汉文史料相对较多，而且古代突厥民族有用鲁尼文撰写的碑铭和大批用回纥文撰写的与古代突厥历史相关的历史文献；与古代突厥基本同时的粟特文、藏文、吐火罗文、于阗文等古代文献中也有与突厥相关的历史记载；此外，西方希腊、波斯、阿拉伯文的文献也为了解古代突厥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多种来源的史料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古代突厥历史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使突厥史的研究避免了史料来源过于单一的缺陷；但是毫无疑问，汉文史料仍然是研究和构建古代突厥历史的最基础和最系统的史料。

汉文突厥史料最突出的特点是局部集中、整体分散。所谓“局部集中”，是说汉文突厥史料主要集中在正史的相关类传和政书或类书的相关类目之中，正史如《周书》卷五十《异域传》下所列的“突厥传”、《北史》卷九十九《突厥传》、《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下之“突厥传”、《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突厥传》（上、下）、《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五《突厥传》（上、下）；政书如《通典》卷一百九十七至卷一百九十九《突厥》（上、中、下）、《唐会要》卷九十四《突厥》；类书如《册府元龟》卷九百五十六到卷一千之“外臣部”； 地理书如《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九十四到一百九十四之“突厥”目等等。

这些相对集中的史料固然为了解和研究古代突厥历史提供了便利，但是，从数量上来说，与突厥历史有关的，更多的是类传和专目以外的所谓“旁见侧出”的记载。这些资料数量庞大，但缺乏系统性，大都散见于隋唐时代的各种历史文献之中，搜集起来具有相当大的难度。而且，如何将这些分散在各处的零篇断简与集中记载突厥历史的资料结合在一起，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鉴于这种情况，专门搜集、整理和研究突厥汉文史料的工作就显得特别必要。

在您之前，有哪些前辈学者对汉文突厥史料做过整理？

吴玉贵：突厥学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从事突厥学研究，特别是从事突厥历史的研究，高度依赖对汉文史料的利用和研究。汉文突厥史料局部集中、整体分散、搜集不易、利用困难的特点，决定了汉文突厥史料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专门的学问。

从上个世纪初开始直到现在，先后出现了法国学者沙畹的《西突厥史料》(Edouard Chavannes，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Turcs] occidentaux, St. Petersburg, 1903.)、德籍华裔学者刘茂才《东突厥史料》(Liu Mau-tsai，Die chinesischen Nachrichten zur Geschichte der Ost-Turken[T’u-Kue] ，Wiesbaden, 1958.)和我国著名史学家岑仲勉先生《突厥集史》（中华书局，1958年）、《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年）等一批以辑录和研究汉文史料为主要内容的突厥史料学著作。这些著作对突厥学和突厥历史研究起的作用是怎样估价也不过分的，可以说，正是这些著作奠定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突厥史研究的基石。直到晚近，仍有薛宗正先生《突厥稀见史料辑成——正史外突厥文献集萃》（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一书问世。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在突厥史研究领域，史料整理著作的比例是很高的。

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您现在正在做的突厥汉文史料的整理工作？

吴玉贵：我在《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一书中，尝试采用新的体例，在参考岑仲勉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对突厥第二汗国的汉文史料重新进行了编年整理。

在介绍我的工作之前，首先必须提一下《资治通鉴》。在隋唐五代汉文文献中，《资治通鉴》具有独特的价值。编纂《通鉴》时，《旧唐书》《新唐书》和《五代史》等正史依据的实录、国史、诏敕、文集、谱录、野史等原始史料大都原本俱在，司马光将这些原始史料与正史的相关记载重新进行了一番精审的比勘，纠正了正史的许多错误，对研究隋唐五代的历史而言，《通鉴》的史料价值甚至在正史之上。对研究突厥史来说，同样也是如此。《通鉴》不仅保留了大量突厥汗国的历史记载，而且稽考多种史料，构建了古代突厥历史的最完备的年代体系。从整体把握突厥历史脉络的角度而言，《通鉴》建立的年代体系是独一无二的，学术价值一点也不在它保留的大量突厥历史的具体记载之下。

《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完全保留了《通鉴》的编年体系，以年为单位，对《通鉴》中有关古代突厥的记载逐条顺序编号，以此作为辑录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的基本框架，在《通鉴》创立的年代体系下，根据隋唐五代汉文文献的特点，重新设立了辑录古代突厥汉文史料的体例。

也就是说，体例方面您借鉴了《资治通鉴》，那么，除了借鉴之外，在体例上您有什么创新之处吗？

吴玉贵：编年体的优点是历史线索清楚，但缺点是不同时期的史料容易分散，不利于整体把握历史事件。虽然《通鉴》在记事时以“始言”和“终言”的方式，对编年体著作一事分见的问题有所弥补，但囿于编年体著作的性质，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叙事分散的问题。而隋唐五代汉文文献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对同一事件往往有各种相近的记载，这些记载或出自不同的史源，或来源相同而取舍不一，或者干脆是辗转钞录。如何处理这些内容大致相同但性质各有差异的史料，是对汉文突厥史料的编年工作中，特别重要但又不好处理的一个问题。

为了既保持史料编年线索清晰的特点，又尽可能全面地反映不同史料对同一事件的记载，《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在体例上对传统意义上的“编年”做了较大的变通。

首先，在完整保留《通鉴》构建的年代体系的基础上，在《通鉴》每条记事下，以“参见资料”的形式，分别辑录《旧唐书》《新唐书》《通典》《唐会要》《册府元龟》《唐大诏令集》《太平御览》《全唐文》以及唐人别集、碑志、笔记等其他载籍中与《通鉴》各条记事有关的汉文史料。特别是将集中记载古代突厥历史的传记或专目的史料析为不同的条目，纳入《通鉴》编年体系，与散见各处的零星史料汇为一体。这样既保持了编年体裁的年代框架，又可以将同一事件的相关记载集中在一起备检；同时围绕《通鉴》的记述，对各种载籍中的相关记载进行对比研究，从而进一步发现和解决史料中存在的问题。

这种体例最显著的特点，是兼具“编年”和“纪事本末”两种传统体裁的优长，在以年代为纲的同时，以历史事件为中心来整理和研究史料，将不同来源的史料系于同一事件之下，既便于对史料的考辨，又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历史事件，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史料编年中常见的重罗列、轻研究的通病。

其次，因为体例的局限和其他种种原因，《通鉴》也不可避免地舍弃了许多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突厥史料。对未见《通鉴》记载的有关史事，我在《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中以“补录”的形式予以辑录。有明确系年者，附见于每年记事之后；没有明确系年者，则附见于每朝之后，这样就能够更全面、系统地辑录和反映第二汗国汉文突厥史料的面貌。

前面谈的是体例方面，内容方面，您的“编年辑考”有什么重点突出的吗？

吴玉贵：除了辑录整理史料外，史料的校勘工作，也是《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着意突出的重要内容。这类工作附见于每条史料之下，以“校注”的形式标出。

“校注”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尽可能吸收了近些年来新出点校本古籍的校勘成果，反映文献学研究的新进展；其次，是对已有校勘成果中不尽完善或错误的内容提出自己的看法；最后，还根据各种不同来源的史料，对相关资料进行了详细比勘，这部分内容也放在了“校注”之中。根据不同来源史料进行的校勘工作，多涉及对文意的理解，与传统注重版本异同的校勘有较大区别，反映了专题文献整理的特点。

需要提到的一点是，在整理和研究史料的过程中，我还尽可能地做了一些具体的考证工作。凡是涉及史实考证和说明性质的内容，都统一放在“备考”之下。考证史实的部分主要是对史料和历史事件的考证；说明性质的文字，主要是简略地解释史料的来源、性质及与其他同类史料之间的关系，意图发现和提示来源不同的史料之间的联系，从多种角度加深对史料的理解。我希望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尽可能全面、系统地辑录汉文史料的同时，增加史料整理工作中的研究比重。

您前面谈了很多对汉文突厥史料的辑录与整理，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新出土的突厥墓志史料，研究当中，如何将传统史料和新史料结合起来，能否请您谈谈？

吴玉贵：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的观点。前些年出来一个“回鹘王子葛啜墓志”，因为汉文志文后面还有鲁尼文字母的古突厥文刻铭，很受学界关注。其实它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资治通鉴》有记载，突厥人某年发生重大事变，流放了王子，但是其中记载的年代与葛啜墓志合不上，于是有的学者认为，这可能是不同的两个事件。后来我参与了罗新老师主持的工作坊，就拿《唐会要》与其他地方的史料对照，发现这还是同一事件，是《资治通鉴》有误，时间弄错了一年，就变成了不相干的两个事件。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新出史料可以订正《通鉴》的错误，另一方面，其实传统史料里的细节相当丰富，值得大力发掘。当然，我也理解学界对新出史料的追捧，因为好发文章，而且抓人眼球。实际上，怎么利用好新出史料，还是要靠传统史料的工夫。这些年出了这么多突厥墓志，但有一个问题容易被忽略：这些墓志都是投降隋唐的突厥将领的后代撰写的，对他们的先辈侵害隋唐的事迹采取避讳态度，一旦涉及这些方面，往往是有问题的，如果吃不透传统史料，是无法发觉这些问题的。

在您看来，我们研究突厥史的意义是什么呢？或者，换句话来讲，研究突厥史对我们理解整个中国历史有着怎样的帮助？

吴玉贵：实际上，我感觉把中国史单纯地讲成王朝史就没多大意思了。虽然我们现在一直讲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是过去以王朝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和研究当中，民族史一直处在边缘的地位。操突厥语的那些民族，对当时的内地社会是有很大影响的，但是这方面的研究，我感觉还很不够。

就拿白居易来说，他晚年在洛阳履道坊自家院子里都要搭个帐篷，那就是突厥毡帐，冬天还要住在里面。他有十几首诗都是这一主题。实际上，他患有风湿，最不适合住这种帐篷，但他还是坚持住了进去，而且住了十八个冬天，自得其乐。我写过一篇《白居易“毡帐诗”所见唐代胡风》（《唐研究》第五辑），就是专门谈这一问题的。此外，你看唐太宗的太子不是也在皇宫里面搭了突厥帐篷，说突厥语言，穿突厥服装，编突厥辫发，太子都不当，要去做突厥带兵的“设”吗？这些都是突厥民族对内地社会产生影响的突出表现。

要说中华民族，以上所说的与突厥民族有关的种种，也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我们现在处理历史，还是受正史四裔传的影响太大，没有把民族史和王朝史很好地融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