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发力文科建设：不弱，主要问题在于缺赫赫有名的领军人物

一所以工科和农学见长的国内知名高校，正在发力文科建设。

近年来，它先后引进赵鼎新、白谦慎、许钧、周晓虹等人文社科领域知名学者，同时通过成立人文高等研究院，尝试为人文学者构建一种理想生活。

2017年12月，该校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凭借11个A+高居国内第三。其文科类参评学科获得1个A+、4个A和6个A-，成绩较以往有所进步。

它是浙江大学（以下简称浙大），一个长期给人们留下“文科短板”印象的高等院校。

针对人文学科发展，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近日专访经济学家、浙大副校长罗卫东。

作为此前长期分管文科科研的校领导，罗卫东认为，浙大文科整体实力不算弱，主要问题在于缺乏赫赫有名的领军人物。这也是学校近年来引进文科学术人才的重要考量因素。

谈到外界认为的浙大“财大气粗”、以高薪挖人，罗卫东直言，有影响力的学者到处都在请，浙大给出的条件并非最好。学者们更看重的，往往是加入一所高校能否实现学术理想、能否有用武之地。

对于浙大文科发展的未来目标，罗卫东表示，衡量文科水平高低，需要一种更为适合的学术评价体系。从某种程度讲，真正自信的学校无须在意排名，而应把重点放在涵育学生素养、成就学生理想。

浙大文科领域缺乏领袖型学者

国有成均，在浙之滨。说起浙大，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它的工科和农学很强。

比如刚刚公布的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显示，浙大获得11个A+，主要涉及光学工程、农业工程、软件工程等传统优势学科。文科大类只有农林经济管理进入A+档，拿到A的也仅有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和公共管理。

如此看来，浙大文科似乎是个“短板”？对于这一外界印象，罗卫东不太认同。

他告诉澎湃新闻，从历史沿革来看，浙大人文学科源远流长。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老国立浙大以及之江大学期间，就先后有沈尹默、马叙伦、钱穆、邵飘萍、张荫麟、马一浮等一批文科大家、名家在此任教，培养出了夏衍、胡乔木、吴晗、陈从周、朱生豪等一批优秀学生。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之后，浙大成为一所纯粹的工科院校，学校原有的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和理学院的一部分与之江大学文理学院合并，组建为浙江师范学院。

1958年，浙江师范学院与新建的杭州大学合并，定名为杭州大学。曾经的杭州大学师资力量雄厚，特别是中文、数学等系。比如中文系，就有姜亮夫、夏承焘、沙孟海、沈文倬、蒋礼鸿、徐朔方等一批高水平名师，也因此一度可比肩北京大学，获得“北大地主、杭大富农”之美喻。

1998年，老浙大与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为新浙大，一所涵盖理工、医农、人文、社科的综合性大学在浙江诞生。

罗卫东认为，“四校合并”近二十年，浙大人文社科在原有基础上稳步发展，所谓“文科弱”，很多时候是受固有成见影响。

事实上，包括科研经费、国际论文发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等指标在内，浙大人文社科总体水平可排到国内前六。

好的时候，部分指标如科研项目经费、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和 A&HCI(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可排至国内第二、三位。

但另一方面，罗卫东也坦言，与北大、复旦等国内文科强校相比，目前浙大文科的主要问题是，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学术领袖不多。

“文科的声誉，主要跟着人走。一所学校文科强不强，首先看什么人在你那儿。”他告诉澎湃新闻，浙大文科现有大约有900人的学术队伍，但在一级学科层面具有全国性学术影响力、具有公共知名度的顶尖人才确实不多。

罗卫东认为，这一方面与浙大所处地缘有关。和长期生活在北京、上海的人文社科学者不同，杭州本土的人文学者对全国性问题关注较少，研究领域专而窄。此外，浙大一直以来提倡“求是”学风，老师相对务实低调，在公共平台发声不够，也不为社会大众所熟知。

因此，能不能称得上具有超强影响力的领袖型学者，是浙大近年来引进文科学术人才的重要考量因素。

“脚踏实地，学问做得好，但影响范围不大的文科学者，浙大非常多。”罗卫东表示，浙大现在所期望的人才，不仅学问做得好，还需要对方有更大视野、更大关怀、更大学术抱负和学术雄心。

比如2012年“柔性引进”的社会学家赵鼎新，2015年引进的法学家张文显、王贵国以及艺术史家白谦慎，2016年引进的翻译家许钧，以及即将加盟的社会学家周晓虹，都是非常符合要求，能够弥补浙大现有缺憾的文科顶尖人才。

合适的薪酬只是必要条件之一而非决定因素

连续引进一流文科人才，浙大希望他们带来什么？罗卫东给出的答案是，首先是好好上课带学生，提供更高品质的教学。

“我们招人，不是为了发文章、拼指标，也不是为了争面子，把谁比下去。”他直言，现在有一些大学教授，以不给本科生上课为荣，这是非常荒唐的观念。

罗卫东认为，越是水平高的老师，越应该给本科生上课。

“一个人学问做得好，上课上得好，教学相长，师生都会受益。”在他看来，好的大学，就是因为好的老师和好的学生相互吸引，形成持续的良性循环，从而有利于整个大学的学术文化和办学水平。

此外，罗卫东还表示，一流的文科学者，不仅带学生，还可以给刚入行的年轻教师树立教学和学术“样板”。

比如赵鼎新进入浙大这几年，经常有一批年轻教师跟堂听课。对这些年轻人来说，职业生涯起步期就有可以近距离学习的典范，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机会。

澎湃新闻注意到，在高校人才竞争日趋激烈的近几年，浙大通过实施“百人计划”、“学术大师汇聚工程”等方式，人才引进“动作”频频。

特别是文科领域，除上文提到的王贵国、张文显、许钧和周晓虹几位已被聘为文科资深教授的名师，2015年以来，该校还引进了波士顿大学终身教授白谦慎、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前院长王杰、西安博物院原院长张颖岚、兰州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所原所长冯培红等知名学者。

而在此之前几年，来自的南京大学的民国史学者陈红民、北京大学的西方哲学学者徐向东、中国哲学学者彭国翔也已举家南迁、进入浙大任教。

社会学家周晓虹即将加盟浙大

这一人才引进力度，也让外界惊讶于浙大的“大手笔”。

不少人认为，依托地处浙江这一独特优势，浙大在政府和民间层面都能获得巨大支持，所谓“财大气粗”，挖人也不手软。

对此，罗卫东表示，合适的薪酬和生活条件，只是浙大吸引文科人才聚集的条件之一，但它只是必要条件之一，而非决定因素。

“说实在的，真正影响力大的学者，到处都有人出大价钱在挖，浙大给出的条件肯定不是最好的。”罗卫东告诉澎湃新闻，杰出的学术人才，往往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学术建设紧迫感。

他们很少会为待遇问题讨价还价，而是更看重一所高校能否为其事业发展提供理想的体制、平台、资源支撑和学术文化氛围。

以社会学家赵鼎新为例，相比在芝加哥大学担任终身教授，他在浙大拿到的收入完全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但在浙大工作四年后，赵鼎新毅然决定全职加盟，并于2017年11月起出任该校社会学系主任。

罗卫东透露，赵鼎新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主要出于一种强烈学术愿景，即建立一个高水平的社会学系，它既在中国的高校，同时又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再比如文科资深教授许钧。加盟浙大之前，他在南京大学任教二十多年，对南大的深厚感情毋庸置疑，这不是所谓高薪可以撼动的。

许钧之所以能够“转会”，很大程度基于此前与浙大有长达5年的合作，双方彼此熟悉，对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也有一定共识。

“许教授曾经有一个建设高端翻译学研究实践机构的设想，他全职加盟浙大不到一年，这个机构就在校务会议上获得批准，并得到充分的资源支持。”罗卫东说。

缺什么补什么，一个一个去谈

2017年12月，浙大人才引进还在紧锣密鼓进行。

据该校官网发布的“拟录用人员名单公示”，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菅志翔、中国农业大学的梁永佳以及美国鲍尔州立大学的徐峻成为浙大社会学系拟聘用人员。

这是浙大社会学系继2016年引进复旦大学郦菁、上海财经大学耿曙、上海交通大学尤怡文等人之后再次“出手”，求贤若渴之势可见一斑。

罗卫东表示，社会学系的迅猛发展，与学校整体学科布局有关。

据他介绍，社会学系目前“寄养”在公共管理学院，近几年致力于独立建系。针对该学科人才队伍，学校给出的核准编制为远期最终达到55人左右规模，由于社会学系原有15人，这也意味着，其余40人需在未来若干年全部通过引进充实。

“我们不是简单用高薪挖人，也不通过搞关系等‘土办法’挖人，而是缺什么补什么，有针对性地、一个一个去谈。”罗卫东表示，社会学系招人，除了少数几位顶尖学者，更多是按照“建设一个高水平社会学系”的规划，在国际范围寻找与相关岗位匹配度最高的师资。等到至少三分之二人员到位，即可实现独立建系。

值得一提的是，梳理浙大近几年引进的文科人才，有一部分曾是该校人文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人文高研院）的驻访学者。

浙大人文高研院是一个涵盖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国际化学术研究机构，成立于2015年8月，由赵鼎新和罗卫东共同担任院长。

该机构主要采取期限不等的流动性短期驻访研究形式，让学者暂时脱离原单位繁重的教学、行政等杂务，缓解体制内学术考评造成的焦虑，集中一段时间潜心研究并展开跨学科交流。建院两年多来，大约有120多位来自全球的文科学者先后驻访从事学术研究。

罗卫东表示，开设人文高研院的首要目标，是设立一个优质的学术研究、交流平台，为人文学者构建一种理想生活，亦对国内学术生态优化有所贡献。

其次考虑到为本校师生创造机会，鼓励他们通过各类学术活动与驻访学者交流沟通，有所启发和收获。

最后也不排除一点小小私心，希望一些优秀学者能在驻访期间对浙大有更多了解，从而愿意留下来。

“我们的初衷不是为了挖人，但从实际效果来看，驻访学者普遍喜欢这样的环境、氛围和学术交流方式，确实也有不少人表示希望留在这里工作。客观上，高研院似乎也起到了‘人才驿站’的功能。”罗卫东表示。

他同时也指出，纯粹为“拼指标”挖人不值得提倡，良性的人才流动无可厚非。特别是对学者来说，如果在原单位不能很好地发挥自己，就像一条鱼被捞到岸上等死，不如重新选择。

至于教育部三令五申强调，不鼓励东部高校从中西部及东北地区高校挖人，罗卫东表示，这个问题需要放在更高层面统筹思考。

“人家为什么走？是不是有不满意的地方？”罗卫东表示，人才“孔雀东南飞”是个老问题。这既需要中西部、东北高校筑巢引凤，强化学科特色，形成事业留人；也需要教育部通过宏观资源配置适当向中西部、东北倾斜，进一步实现待遇留人。

此外，他还建议，应继续鼓励东部高校主要领导去中西部及东北高校任职，培养当地人才队伍。此外，也可考虑通过支付“人才资源补偿费”，平衡引进方与被引进方之间利益。

曾经也是人才流动“受害方”

如果回顾近二十年走过的路，浙大也曾是人才流动的“受害方”。

那是1998年“四校合并”刚刚完成不久，学校有一批文科教师先后“出走”，外界一度担忧这所老牌名校的文科获或将全面衰落。

亲历这一波折的罗卫东回忆，当年“新浙大”刚刚组建，各方处在磨合期。由于文科价值不像工科容易量化，成果也并非立竿见影，在争取学校资源时处于相对弱势。

“与理工医农学科相比，文科学者、尤其是人文学科老师们的自尊心普遍更强。”谈及往昔，罗卫东如此感慨。

他坦言，一些在理科学者眼里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做法，在文科学者那里有时是行不通的。如果学校在处理资源配置问题时不能很好地理解这点，没有做好解释沟通，就可能导致一些个性较强的优秀文科学者出走。

好在一心想打造世界综合性一流大学的浙大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从2003年起，该校先后三次举办文科大会，出台一系列措施，强调繁荣人文社科的重要性。

2015年以后，浙大又通过成立人文高研院、启动“高峰学科建设支持计划”、“一流骨干基础学科建设支持计划”和“特色优势学科建设计划”，进一步支持文科发展。

据罗卫东介绍，这些年，学校为了加强学科建设，做了不少切实努力。

比如人才引进。每招募一位重量级学者，都是书记、校长等学校主要领导亲自出马，了解诉求、解决困难。罗卫东更愿意将这一状态形容为“礼聘”，“我不是雇你来干活，而是我们互相帮忙，你帮我建设学科，我帮你实现理想。”

就像当年赵鼎新刚刚回国，面前摆着浙大和清华。罗卫东在力邀时，反复强调“我们比清华更需要你”。在他看来，一个人“被需要”是最大动力，吸引人才亦是如此。

再比如管理体制。罗卫东坦言，目前中国所有行业都存在急功近利的问题。为了尽快完成指标，不惜拔苗助长，或采取不正当、不健康、不符合规律的管理方式，迫使一些人提高产出。

浙大也吃过亏。大约在2006、2007年左右，学校多次出现数据伪造、论文抄袭等学术不端现象，倒查原因，相关责任者除了自身品德不过关，也有当时学校量化考核、业绩点政策的“激励”因素。

“逼学为商，用学问换取利益。”罗卫东表示，由于论文发表的数量、所属期刊级别与评职称直接挂钩，同时又关系到各种收入待遇，学术发表成为老师们最具切身利益的重中之重。

这种情况下，教学和公共服务被置于次要地位，久而久之，学校的学术品质和文化气质也受到负面影响。为此，浙大狠下决心，拒绝了学术发表的数量诱惑和排名诱惑，逐步调整以往“一刀切”的做法，采取分类评聘、延长考评周期等方式，给学部学院更多自主权，也赋予教师更加宽松的发展空间。

此外，让老师们过得相对安稳体面，也是浙大一直在考虑的。

罗卫东认为，杭州的平台比不上北京、上海，想吸引并留住更多人才，必须想办法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以住房来说，2006年之后进入浙大工作的教职员工不再分房，改用货币方式分类体现。但是，该政策实施期间，杭州房价连年飙升，年轻教师想完全靠自己的薪水买房，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学校想方设法争取各方面支持，启动了新一轮的“人才专用房”计划。符合要求的教职工，可以以相对低廉的价格申请购房，这也为人才扎根杭州、安心工作创造了条件。

浙大文科发展恰逢其时

2018年的浙大还将面临更多关注和考量。1月5日，教育部公布2017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建议人选公示名单。浙大17人入选，位居全国第三。其中文科6人，覆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闻传播学、管理学、法学等，创下历史新高。

这样的成绩让罗卫东觉得，浙大文科发展恰逢其时，天时、地利、人和，好的因素，样样不缺。

此前的2017年12月，著名人文学者、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陈平原在出席中国艺术研究院相关活动时表示，人文学没落是个不争事实，今天的人文学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已逐渐被边缘化。

罗卫东却对此持不同看法。

他认为，人文学科的低潮已经过去，当今社会对文化、对高品质精神生活的需求正“爆炸式”增长。各行各业，没有优秀的人文学者，很多事都办不好。好的文科学者十分紧俏，高校也是如此，针对文科知识分子的争夺异常激烈。

此外，随着百家讲坛、中华诗词大会、中华好故事等电视节目热播，人文学科的社会舆论关注度已经回温，原本深居象牙塔、不为人知的“深谷幽兰型”学者有了“市场”，文科知识分子的地位正在提升。

借助这一良好态势，浙大文科发展有怎样的目标？

罗卫东回答，衡量文科水平高低、学科强弱，很难仅仅依靠一些可量化的指标。虽说自古文人相轻，但对真正的学者来说，学问好与坏，他们心里都有一杆秤。

因此，让优秀学者作出判断，建立一个合乎文科性质和要求的学术评价体系，是浙大长期以来发展文科的一个目标。

此外，罗卫东还指出，与其他学科不太相同，文科的价值更多体现在教育及人才培养。一所大学的文科是不是一流，要看从这个校园走出来的学生，人文素养是不是一流。

事实上，相比眼下热议的学科或学校排名，罗卫东更愿把对教育的关注放在更高层面。

作为浙江省十二届人大代表，他曾多次公开发声，呼吁浙江尽快新建、重组、共建一批高水平大学。

这一建议是基于浙江高等教育现状来说的。毕竟，在浙江省内， “985”“211”院校只有浙大一所，这也导致省内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极度短缺，浙江学子想在家门口上个好大学变成奢望。

“浙江每年高考人数在30万上下，只有名次排在全省前3000的，才有机会进浙大。”罗卫东坦言，经过多年发展，浙江高等教育规模有较大程度的扩展，办学水平也在稳步提高。但毋庸讳言，整体水平依然偏弱，与经济社会发展很不相称，与本省老百姓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巨大需求相比，更是相距甚远。

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和此前的“四校合并”也不无关系。

罗卫东强调，“四校合并”是中央的决策，过程不易，这个决定到现在看起来也是正确的。但“正确”也有代价，如今浙大已成为一个“巨无霸”，占据很多优质资源，却不能为更多本省优秀学生提供优质教育。

并且，从浙大自身来看，“一枝独秀”也制约了学校长远发展。

罗卫东认为，好学校都是竞争出来的。就像北大和清华、复旦和交大、武大和华科……同一个城市或省份，至少要有两所以上水平相当的高校，形成良性比较，对学术人才流动也是好事。

发出类似呼声的不止一人。2017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时任杭州市政协副主席赵光育也曾建议，重建杭州大学，弥补浙江教育资源短板。

作为昔日的“杭大人”，罗卫东坦言，学校叫什么名字不重要，关键在于按照一所好大学的标准配置资源。

这就需要确定合理的办学规划，找到非常有眼光的校长，在全球范围招募卓越的师资，有必要的空间和较为充分资金资源，有好的办学章程等等。其中，重中之重是在主要办学方向上聚集优秀师资。

“浙江省这届领导极为重视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也在想方设法通过外引、内培，建设更多一流大学。”罗卫东觉得，在办学方面，香港科技大学开创了一个好的先例，内地的南方科技大学也迈出可喜步伐，即将正式成立的西湖大学同样是可参考样本。他相信，浙江拥有更多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梦想不会太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