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霄峰：这个时代一切都标上了价格，包括人本身

【编者按】

2017年12月18日晚，六位中国当代创作者梁鸿、张定浩、李霄峰、陈楸帆、淡豹、戴潍娜，在Meepark以“我的青年时代——一代人的痛与爱”为主题同台演讲。这次主题演讲，也宣告第三届单向街·书店文学节拉开序幕。

下文是电影从业者李霄峰导演的演讲实录。他从电影出发，反思由时代带来的价值观的冲击——当理想和物质交融时，“理想主义待价而沽”，反思个人真情在时代背景下的奢侈性，并提出了电影对于其释放生命的爱与痛的重要意义——“电影是我的花园，也是我的战场。”

李霄峰：电影是花园，也是战场

我是李霄峰，一个电影工作者，很高兴今天在这里演讲。单向街给的题目很大：一代人的痛与爱。我出生于1978年，也就是改革开放的第一年。

去年在《追·踪》开拍之前，我写了篇小说叫《孤独四十年》，那里面有个孤儿。今天我在想为什么叫孤独四十年，这个孤独并不是负面的，而似乎是一种精神上的事实，我们在很多情感深层次的地方都隔断了联系，不断地重组，不断地更新，直到自己也不认识自己。就像在釜山，一个观众问我《追·踪》里面为什么会经常有镜子，我说人每天照那么多次镜子，不见得了解自己。

我在想还有什么样的痛与爱，是今天在座的朋友们可以共鸣的？比如过去我们说爱国家，爱家庭，直到爱上一个人。那时候我们理解的爱是比较单纯的：你爱就是了，不去计较什么。就像九十年代《过把瘾》的歌词里写的：投入地爱一次，忘了自己。

这种爱的对象无论是谁，都需要一种奉献甚至于献祭的精神，然而这样的精神哪怕是仅仅作为纸面上的追求，也很罕见了。（现在）无论是父母对子女，子女对父母，对事业，对爱情，都加上了一些计算：比如我们会问自己：值得不值得？

刚才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是我今年夏天制作完成的电影《追·踪》里的片段。这位出色的演员叫罗晋，扮演的是男主角王栋。在剧本的设想里，他出生于1974年，而在他成为犯罪分子的那一年也就是1997年，他二十三岁，在上研究生。他刚才的那段独白，是在自己的犯罪事实暴露之后说的。

之前我一直想要把这段摘出来专门做一支预告片，最近两年我不断看到优等生犯罪的案件，恰恰王栋就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一个社会认同的优等生。一个优等生为什么会杀人或者犯罪？我们的社会发展得太快了，然而也有些标准似乎没变，就像这部电影里的另外一句台词：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小时候不懂啊，什么是颜如玉，什么是黄金屋？现在知道了，读书多啊，可以赚取功名，可以过得好，老婆会漂亮，房子呢可以住得大一些，简而言之，就是阶层的提升。

这就不仅仅是读书的问题了，而是欲望的问题，欲望是无尽的，很折磨人。但是从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的十几年，我感觉到一种价值观上强烈的冲击，那就是理想和物质的交融，现实和浪漫的交融，它们到底交融出了什么样的结果？

我昨天在广州参加一个论坛，关于电影投资的，在车上写了句话：理想主义待价而沽。也就是在这个时代，理想是很可疑的，如果它不明确地标明价格。每一种貌似纯粹的美和价值都似乎失去了一些能让人倾听下去的理由，而所有的一切都正在标上价格，包括人本身。

人有价格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我们中间有谁会站出来承认自己是商品呢？就像一盒超市货架上的避孕套或者艺术展览馆里的一幅名画？我们经常说无价之宝，爱就是无价之宝，但是很可惜，它看不见，摸不着，越是想证明它的存在，它就跑得越快。

回到我们的电影，当初为什么要给男主角起王栋这个名字呢？我是觉得这个名字很普通但是很重要，大意是父母希望孩子成为栋梁之材。然而这个角色实际上是一个犯罪分子，他一辈子都在追求更卓越的人生，更具备权势的人生。但他最想得到的东西却很奢侈，那就是爱。

所以我们的电影塑造了一个悲剧人物，他最后的悲剧并非来自现实，而是来自浪漫，甚至我可以说，我们每个人最后的悲剧都不来自现实，而是来自浪漫，你越是披上现实主义的外衣，就越会掉进幻想的陷阱。这部电影将会在明年（2018年）四月份公映，希望大家有时间去看，本质上这是一部关于爱情的电影。

今天我作为一个三十九岁的电影工作者站在这里有点儿紧张也有点儿惶恐，因为长久以来我对个人的表达并不那么自信，甚至有点儿怀疑自己。而在电影里，我可以把自己融化在角色里，融化在光线里，甚至是一个杯子里。简而言之，我热爱电影的很大的原因，是因为那里有一个与现实生活有所交集又截然不同的精神世界，它多多少少可以做到福楼拜所说的：显示艺术，隐藏艺术家。

我开始拍电影岁数已经不小了，三十五岁，但是入行很早，二十五岁就入行了。参与的第一部电影是陆川导演的《可可西里》，做纪录片导演和文学策划。二十五岁的生日是在剧组度过的，那是一个我永生难忘的剧组，到今天我也还记得在那个环境里剧组的年轻人是如何极富创造力地工作，并留下了各种残忍的笑话。

比如我们的副导演温泉，连人带车陷在了一个叫温泉的地方等待救援。以及我们的导演陆川，在大风刮跑了剧本之后跳进了楚玛尔河零下十度的河水里捞起那几页剧本。再比如，当我们的剧组受到当地流氓的威胁时是如何连夜从冷湖撤退，而我错误地上了一辆在零下二十多度的黑夜里空调坏掉的面包车，并坐着这台“电冰箱”从凌晨两点直到清晨七八点钟，太阳照亮了山脉，那一刻你会知道天地之间确实有希望存在的。

从那时开始，电影彻底改变了我对生活的看法。还记得2003 年 12 月份我结束了剧组工作回到北京，有段时间觉得特别空虚，觉得城市生活太无聊了。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甚至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到拍摄的现场，看着整个片场忙碌的景象，觉得自己很失败，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那时候我才发现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被这个社会的分工划分得太明确了。

但是在今天我看来，电影工作者天生是两者的结合，它们必须更高度地熔合在一起而不是各行其是。我举一个例子，我的第一部电影《少女哪吒》拍摄的时候，有一个剧务叫老杨，经常扫地，给导演倒倒水，在忙完工作之后跑到我的监视器跟前来看拍摄回放，拍得好的时候他会特别高兴，拍得不好的时候他会跟我说：导演，要不要再来一条？我觉得他很可爱，有时候也觉得有点儿烦，但是有一天我的摄影指导中伟在对讲机里喊我去现场，我一进屋，中伟指着这个剧务说：导演，他刚刚提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想法，就是改变我们这个镜头落幅的位置到一面镜子上。

当时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们，忽然觉得我们的伙伴有一种宝贵的态度，那就是无论在任何一个岗位，都愿意为电影付出超越他自身职责范围的热情。这种超越自身的热情，就是爱。

我想再重复一遍今天单向街的演讲题目：一代人的痛与爱。个人的孤独，个人的伤痛，对这个时代前进的车轮来说无疑是奢侈的，更为奢侈的是一个人的爱。

少年时我也曾经幻想过一个花园，在那里一低头就可以捡起爱的果实。但现在，电影是我的花园，也是我的战场，正如语言可以表达也可以隐藏。电影工作者最为幸福的，莫过于可以将痛与爱通过视听的仪式而不是文学的语言释放在电影的世界里。

曾经在陈凯歌导演的《少年凯歌》里，我震惊于他们那代人所经历的熔炉一般的青春，但我想没有任何人的经历是可以复制的，也没有任何一条路是现成的。电影的路途将会发生什么我无法预见，但我在未来愿意去做更多的尝试。

这篇演讲稿我是在广州写成的，我曾经想过是不是还要讲一讲个人经历，讲一讲我是如何走上电影这条道路。但是我想跟电影相比，我个人的经历不那么重要。

前不久我感谢了一位选片人朋友，感谢她把我们的电影带去欧洲的一个电影节，她回复说：Film spoke for itself，电影会为它自己说话的。听到这个我很开心，因为我只是这个电影的呈现者之一，它有自身的品质、美感、优点、遗憾，也有它自身的手段抵达观众。

这个演讲我选择从电影出发，从工作出发，心里会觉得踏实一些，因为我爱它，又想让它早一些离我而去从而展现它自己。而个体生命中的痛和爱，我和我的伙伴们也都把他们放在电影里了，希望未来我们的电影不仅能打动你们，也能够打动更多的人。

[本文整理自第三届单向街·书店文学节开幕演讲，关于文学节更多内容请关注单向街书店公众号（onewaystreet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