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可对话的心灵窗口消逝了——写在褚钰泉逝世两周年之际
2016年的初春，我回到上海，春寒料峭。突然接到朋友发来的消息：
“褚钰泉先生走了，你知道吗？”（2016年2月1日）
什么？望着电脑，我觉得是否看错了。
怪不得我前几天到沪后给他打电话，没有人接。我还以为他又到南昌去编发下一期《悦读MOOK》的稿件呢——近年，每过几个月的月初，就会去那里。他曾说，那里手机的接听状况不好，以前也有过接不通的情况。
我完全惊呆了，脑海中一片空白。就在三个月前，我要离开上海，前往海外的任所前，我们还在黄浦江畔的餐厅吃饭，望着江边林立的高楼和璀璨的灯光，江面粼粼的波光灯影，谈笑风生，议论着刊物和稿件，约定好下次再聚。做梦也没有想到，怎么一下子就天人相隔了呢？这可是四十多年的老友。世间有几个四十年无话不谈的人啊！如雷震耳，如电穿心。欲哭无泪，欲诉无言。如何悼念，不知所措。世界上有些事情，真是令人无可奈何。当时除了情绪的涌动，一切都显得苍白。
随着时间的流逝，往事如山中的泉水，在记忆的缝隙中潺潺流出。老褚的音容笑貌，报纸上刊登的他那张拿着手机，臂上搭着上衣，笑容可掬而又略显行色匆匆的照片上的形象，不时在我脑海里翻卷。
我和老褚，前后相交四十余年，从青年到中年到或可以算得上的“老年”。在陕西南路的卢湾区图书馆，在威海路的文新大楼，在衡山路的庆余别墅，在静安寺宾馆茶室饭馆，在外滩的江边饭店，我们交谈读书的心得和对社会上、文学、哲学问题的看法，一起倘佯在人生之途，度过共同的时光。
和老褚相识甚早，那还是在上一世纪七十年代“文革”时期，我还没进大学。“九一三事件”（林彪等在温都尔罕“折戟沉沙”）之后，社会环境有所变化，当时卢湾区图书馆的几个馆员，很有点想干一番事业的壮志，积极组织读者进行书评活动。我因和当时在陕西南路上的卢湾区图书馆有点缘分，带着年轻人的稚气和追求，参加了那里的书评活动。当时的“老褚”也年轻，从复旦毕业，在《文汇报》工作。我们在那里相识。我不善社交，限于认识而已。我的记忆里，我最早发表在《文汇报》上的小文章，就是图书馆的朋友交给老褚的。
后来，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上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学古典文献学。毕业以后，留校工作，后又奉命出国教学研究。老褚在1985年以后，忙于办《文汇读书周报》。这段时期，偶尔见面，联系不多。
和老褚会面增多，是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我们都过了“不惑”之年。或许是由于生活的经历，我们都领悟到人生道路上友情的分量，不是“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情”吗？当时他的工作地点在威海路的文新大楼，离我家不远。每年我从海外回国，常在那里见面。因为我学文献学，又在海外工作，他要我写点关于海外汉籍的文章。我写过几篇小文章，登在《文汇读书周报》。我们更多的是在文新大楼的茶室喝茶、聊天，可谓毫无拘束。比如，我告诉他，少年时的绰号叫“大头”，为此曾和小朋友打架。他听了微微一笑，说自己的绰号也叫“大头”，可见命运相同。言罢相对“哈哈”。说，绰号“大头”者不少也，以后可把这些事都写下来。因为他联系的不少作者，我也都认识，所以共同话题很多，往往海阔天空，无话不谈，颇感投契。他告诉我，原来的汪道涵市长非常重视《文汇读书周报》的工作，认为可以反映一定的社会思潮和知识界的情况，有着促进思想解放、推动改革开放的作用。这是《周报》刊行的背景。我想，他就是抱着这样的宗旨在办这张报纸的。
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对新事物、新动向领悟的敏感性。能够抓住社会上和书籍中的新思想、新信息，及时在《周报》上披露，因此，《周报》创办不久，这张版面不大，用小字排印的小报，就受到知识界和社会的重视和好评。比如，1985年的创刊号上，介绍《回忆王稼祥》一书，刊载由胡耀邦同志撰写的代序《深切地纪念王稼祥同志》一文，披露王稼祥是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第一人。这在当时，是甚为引人注目的信息。1987年12月5日，发表《汪道涵：应该有一本〈四马路志〉》的消息，透露了汪道涵喜欢书籍，建议编一本《四马路志》（也就是今日的福州路），“希望这条文化街建设得越来越好，做到南北呼应，使得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以及世界文化结合起来”的愿望。此外，他先后约来了巴金、草婴、黄宗英、王蒙等文化界人士的稿件；还介绍了许多历史人物的轶事和有关书籍。如2000年10月7日刊载的罗继祖先生关于王国维家族和罗振玉家族在“文革”后的交往，朱维铮先生关于章太炎、吴稚晖关系的文章等等，都引起过许多读者的兴味。那个时期，我特别有印象的，是1999年5月1日，《文汇读书周报》用整整两个版面，刊载王元化先生《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这篇长文，强调对“五四运动”要“再”认识，认为“外来的思想如果不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资源结合起来，就很难在中国文化土壤上扎根”，在当时的思想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衡山宾馆，庆余别墅的王元化先生那里，我见到过老褚。王元化先生不少文章，也都在《周报》上发表。总之，这份篇幅不大、貌不惊人的报纸，得到各方支持，办得可谓风起云涌，有声有色。
21世纪初，到了退休年龄，老褚从《周报》退了下来。当时有件事，使他略有遗憾。他告诉我，自己在办公室中留存的不少和作者、读者以及朋友的信件，因来不及整理，都流失了。网上曾有人拍卖某人给他的信件，他摇着头，略带苦笑地说：“李庆兄，我从来没有拍卖过一封朋友的信。如果这些信件都在的话，那该多好啊。”但是他并没有因此退出读书和文化资讯的领域。他退休后，我和他见面，就改在我们两人都方便的静安寺附近。坐在那闹市之中却不嘈杂的茶室，玻璃窗外流着人工的泉水，促膝而坐，喝茶聊天，交流着各自的生活、思想、工作和追求。他想办一个和读书、文化有关的出版物。这一想法，得到了当时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以及其他老师、朋友的支持，先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用“以书代刊”的形式，出版了《悦读》创刊号和前面几辑。后来又受到江西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张秋林先生的关照，将《悦读》转到那里出版。他打算悠着点办，一年不定期，出两辑，每本都300多页。其实，这也已经挺够呛了。出了几辑以后，社会上反响很好，于是逐步增加到一年出三到四辑。
有的朋友劝他，是否可以搞成每年四期的定期刊物？那样经济效益会很好。他淡淡地笑着说：“我不想这么做。”“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确实，他对于生活上的物质享受，并不怎么在意。记得有时，我们谈得投机，到了傍晚，兴致仍浓，就在延安路上的一家小饭馆吃饭。他和我都属“好酒而无量”之辈，不能“对酒当歌”成酒肉之交，于是，几个小菜、两碗米饭就打发过去了。记得他对那家饭店的“干烧鳊鱼”是挺喜欢的。他说：“我现在这样，基本上一年出四期，可以自己掌握，没有压力，比较自由。如果成了定期刊物，那到时候就一定要出，何苦呢？”
这本《悦读MOOK》基本上由他一个人操办，大到栏目设定、约稿审稿、编辑整理，小到插图版式、花边补白，乃至使用的纸张，无一不亲历亲为。他非常讲求书籍的品位和质量，比如，每一辑中，他都设计有一枚精致的书签，以便读者阅读使用，堪称独具匠心。我问他这样累不累，他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累。当然，退休以后办这样一个刊物，是很辛苦的。记得前些年，我家中因楼上人家漏水，不得安宁。他说自己也曾有类似的经历，所以退休后，准备重新整修房屋。他说，如果不抓紧，以后又要搞杂志，又要修房子，那是要吃不消的。他又告诉我，曾想陪自己夫人一起到欧洲旅游，因为怕刊物受影响，结果就没有去。谈到这些，他都淡淡的。设身置地，可以感觉得到他的付出。
老褚交游很广，所谓人脉丰富。然而他不是一个张扬显露的人。谈及一些被他称为“半瓶醋”的“专家”，或一朝“显贵”便对师友“前恭后倨”的“名人”，他往往是淡然一笑，认为“算不了什么”。曾经沧海难为水，数十年来，“不是见得多了吗？”正因为他的尽心尽力，这本《悦读》，不到十年间，出了四十四辑，广受读者欢迎。
老褚是编辑。编辑不仅为他人作嫁衣裳，更是在构筑精神的世界。老褚又不仅是编辑，更是一个有思想、有真情的人。没有思想的编辑，编出的书本就没有灵魂，没有生气。他编出的报纸、刊物之所以会有这一股与众不同的生气，是由于他自己有着灵魂，有着真情。这才能和作者、和读者的心灵沟通。《悦读MOOK》中有各种栏目，有历史的，有文学的，有思想的；有全球动向、历史画卷，有个人轶事，文坛趣闻；有上万字的长篇宏论，也又上百字的点缀花絮，一册在手，琳琅满目，令人眼前一新，又引人思考。他绝不因求销路而媚俗取宠，他有自己的见解。所约的贾植芳先生、章培恒先生、陈四益先生等人的文章，他组稿或摘录的有关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的资料，有关《四库全书》等社会关注问题的文章，有关对瞿秋白、毛泽东、王稼祥、张爱萍等老一辈革命家或章伯钧、胡风等社会名流的回忆中，贯穿对历史真实的探索，对独立人格的强调，对真诚、对友情、对为事业献身精神的赞颂。除了各类文章外，老褚写的“卷首语”和一些“补白”，可反映出他的思想。他曾这样写道：《悦读MOOK》中有些文章“内容似较琐碎，有的纯属个人的家事，可是，它却能让我们感受到历史的脉搏”，“历史离不开人的经历，千千万万人创造了历史，如果人们通过各种形式叙述往事旧梦、人生经历，将帮助我们更具体而感性地了解历史”。这话说得多好啊。
他生前编的最后一本《悦读MOOK》上，刊登了我之前给他的稿子，是怀念先师吕贞白先生的。或许是冥冥中有定数，这和前一期发表的我谈新编京剧《金缕曲》的短文——那是经他催促写成，我寄给他的最后一篇稿子——谈的都是人的真情，人生的“知音”、知己。
2015年8月8日，立秋那天，我用电子邮件，把稿子寄给他。我是这样写的：
老褚：好。
这几日如在水深火热中：天气热之外，家中杂事累累，又加上身体有点不适，惟有自己调适当而已。今日已见好，天也到立秋，不必担忧。
只有到了晚上，夜静，心静，写点东西，也算是自我调适。写了篇上次谈到的看京昆剧《金缕曲》的文字，奉上聊供消暑。你看看，如果有点意思，那最好。如果乏味，弃之便了。
我们都是过了人生“立秋”季节的人了，望善自珍摄。
第二天，8月9日，他就给我回了邮件：
李庆兄：你好！
看来这出戏是打动了你，文章写得很好，你写的剧评丝毫不亚于你对古典文学的研究。正巧启宏先生前几天给我来信，他说近年来写了几出戏，刚从希腊回来，是去演出评剧《城邦恩仇》，是改编埃斯库罗斯的三联剧《俄瑞斯特亚》，最近又在排演自己写的昆剧《李清照》，真是精力旺盛，像这样的剧作家确是罕见了。
多望保重！
钰泉
想不到这竟成了我们之间最后的话语。我自知自己古典文学研究的水平有限，所写的那篇短文更谈不上戏剧评论。列出这邮件，是为了留住老褚给我的这最后的要求和勉励，留住对这位数十年老友的怀念。
老褚去世以后，复旦大学中文系和江西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举办过追思会。我也曾和一些朋友谈过，是否可以把《悦读MOOK》中老褚写的卷头语、“补白”等文字会集起来，出一本集子。听说，江西的出版社已经编辑出版了。可见，还是有不少朋友在挂念着他。
老褚走了，我觉得一个可对话的心灵窗口消逝了。几次想动笔写些文字，都因思绪反复，内心方寸不定，搁了下来。前人不是早就有“事如春梦了无痕”、“故人不用赋招魂”之说吗？
两年很快过去了，老褚渐行渐远。从今而后，便纵有千万话语，更与何人述说呢？翻着他寄给我的书和报纸，抚卷哀思，情不自禁，泪水潸然而下。还是要留下点心中的怀念吧，拉扯写了这篇文字。尽管大潮翻卷，时光流逝，但我相信，老褚编的那些报刊，一定会留在世间，留在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的天地之间。
2017年11月立冬前后草，2018年1月6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