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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可对话的心灵窗口消逝了——写在褚钰泉逝世两周年之际

李庆

2018-01-09 11:23  来源:澎湃新闻

2016年的初春,我回到上海,春寒料峭。突然接到朋友发来的消息:
“褚钰泉先生走了,你知道吗?”(2016年2月1日)
什么?望着电脑,我觉得是否看错了。
怪不得我前几天到沪后给他打电话,没有人接。我还以为他又到南昌去编发下一期《悦读MOOK》的稿件呢——近年,每过几个月的月初,就会去那里。他曾说,那里手机的接听状况不好,以前也有过接不通的情况。
我完全惊呆了,脑海中一片空白。就在三个月前,我要离开上海,前往海外的任所前,我们还在黄浦江畔的餐厅吃饭,望着江边林立的高楼和璀璨的灯光,江面粼粼的波光灯影,谈笑风生,议论着刊物和稿件,约定好下次再聚。做梦也没有想到,怎么一下子就天人相隔了呢?这可是四十多年的老友。世间有几个四十年无话不谈的人啊!如雷震耳,如电穿心。欲哭无泪,欲诉无言。如何悼念,不知所措。世界上有些事情,真是令人无可奈何。当时除了情绪的涌动,一切都显得苍白。
随着时间的流逝,往事如山中的泉水,在记忆的缝隙中潺潺流出。老褚的音容笑貌,报纸上刊登的他那张拿着手机,臂上搭着上衣,笑容可掬而又略显行色匆匆的照片上的形象,不时在我脑海里翻卷。
人生在世,最难得的是朋友,是坦诚相待、无话不谈的朋友。如果还是互相理解、经常不谋而合、意气相投的知己,那就更是“可遇而不可求”了。鲁迅先生所谓“人生得一知已足矣”,说的或许就是这种感觉吧。
我和老褚,前后相交四十余年,从青年到中年到或可以算得上的“老年”。在陕西南路的卢湾区图书馆,在威海路的文新大楼,在衡山路的庆余别墅,在静安寺宾馆茶室饭馆,在外滩的江边饭店,我们交谈读书的心得和对社会上、文学、哲学问题的看法,一起倘佯在人生之途,度过共同的时光。
和老褚相识甚早,那还是在上一世纪七十年代“文革”时期,我还没进大学。“九一三事件”(林彪等在温都尔罕“折戟沉沙”)之后,社会环境有所变化,当时卢湾区图书馆的几个馆员,很有点想干一番事业的壮志,积极组织读者进行书评活动。我因和当时在陕西南路上的卢湾区图书馆有点缘分,带着年轻人的稚气和追求,参加了那里的书评活动。当时的“老褚”也年轻,从复旦毕业,在《文汇报》工作。我们在那里相识。我不善社交,限于认识而已。我的记忆里,我最早发表在《文汇报》上的小文章,就是图书馆的朋友交给老褚的。
后来,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上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学古典文献学。毕业以后,留校工作,后又奉命出国教学研究。老褚在1985年以后,忙于办《文汇读书周报》。这段时期,偶尔见面,联系不多。
和老褚会面增多,是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我们都过了“不惑”之年。或许是由于生活的经历,我们都领悟到人生道路上友情的分量,不是“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情”吗?当时他的工作地点在威海路的文新大楼,离我家不远。每年我从海外回国,常在那里见面。因为我学文献学,又在海外工作,他要我写点关于海外汉籍的文章。我写过几篇小文章,登在《文汇读书周报》。我们更多的是在文新大楼的茶室喝茶、聊天,可谓毫无拘束。比如,我告诉他,少年时的绰号叫“大头”,为此曾和小朋友打架。他听了微微一笑,说自己的绰号也叫“大头”,可见命运相同。言罢相对“哈哈”。说,绰号“大头”者不少也,以后可把这些事都写下来。因为他联系的不少作者,我也都认识,所以共同话题很多,往往海阔天空,无话不谈,颇感投契。他告诉我,原来的汪道涵市长非常重视《文汇读书周报》的工作,认为可以反映一定的社会思潮和知识界的情况,有着促进思想解放、推动改革开放的作用。这是《周报》刊行的背景。我想,他就是抱着这样的宗旨在办这张报纸的。
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对新事物、新动向领悟的敏感性。能够抓住社会上和书籍中的新思想、新信息,及时在《周报》上披露,因此,《周报》创办不久,这张版面不大,用小字排印的小报,就受到知识界和社会的重视和好评。比如,1985年的创刊号上,介绍《回忆王稼祥》一书,刊载由胡耀邦同志撰写的代序《深切地纪念王稼祥同志》一文,披露王稼祥是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第一人。这在当时,是甚为引人注目的信息。1987年12月5日,发表《汪道涵:应该有一本〈四马路志〉》的消息,透露了汪道涵喜欢书籍,建议编一本《四马路志》(也就是今日的福州路),“希望这条文化街建设得越来越好,做到南北呼应,使得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以及世界文化结合起来”的愿望。此外,他先后约来了巴金、草婴、黄宗英、王蒙等文化界人士的稿件;还介绍了许多历史人物的轶事和有关书籍。如2000年10月7日刊载的罗继祖先生关于王国维家族和罗振玉家族在“文革”后的交往,朱维铮先生关于章太炎、吴稚晖关系的文章等等,都引起过许多读者的兴味。那个时期,我特别有印象的,是1999年5月1日,《文汇读书周报》用整整两个版面,刊载王元化先生《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这篇长文,强调对“五四运动”要“再”认识,认为“外来的思想如果不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资源结合起来,就很难在中国文化土壤上扎根”,在当时的思想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衡山宾馆,庆余别墅的王元化先生那里,我见到过老褚。王元化先生不少文章,也都在《周报》上发表。总之,这份篇幅不大、貌不惊人的报纸,得到各方支持,办得可谓风起云涌,有声有色。
21世纪初,到了退休年龄,老褚从《周报》退了下来。当时有件事,使他略有遗憾。他告诉我,自己在办公室中留存的不少和作者、读者以及朋友的信件,因来不及整理,都流失了。网上曾有人拍卖某人给他的信件,他摇着头,略带苦笑地说:“李庆兄,我从来没有拍卖过一封朋友的信。如果这些信件都在的话,那该多好啊。”但是他并没有因此退出读书和文化资讯的领域。他退休后,我和他见面,就改在我们两人都方便的静安寺附近。坐在那闹市之中却不嘈杂的茶室,玻璃窗外流着人工的泉水,促膝而坐,喝茶聊天,交流着各自的生活、思想、工作和追求。他想办一个和读书、文化有关的出版物。这一想法,得到了当时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以及其他老师、朋友的支持,先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用“以书代刊”的形式,出版了《悦读》创刊号和前面几辑。后来又受到江西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张秋林先生的关照,将《悦读》转到那里出版。他打算悠着点办,一年不定期,出两辑,每本都300多页。其实,这也已经挺够呛了。出了几辑以后,社会上反响很好,于是逐步增加到一年出三到四辑。
《悦读MOOK》第二卷
有的朋友劝他,是否可以搞成每年四期的定期刊物?那样经济效益会很好。他淡淡地笑着说:“我不想这么做。”“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确实,他对于生活上的物质享受,并不怎么在意。记得有时,我们谈得投机,到了傍晚,兴致仍浓,就在延安路上的一家小饭馆吃饭。他和我都属“好酒而无量”之辈,不能“对酒当歌”成酒肉之交,于是,几个小菜、两碗米饭就打发过去了。记得他对那家饭店的“干烧鳊鱼”是挺喜欢的。他说:“我现在这样,基本上一年出四期,可以自己掌握,没有压力,比较自由。如果成了定期刊物,那到时候就一定要出,何苦呢?”
这本《悦读MOOK》基本上由他一个人操办,大到栏目设定、约稿审稿、编辑整理,小到插图版式、花边补白,乃至使用的纸张,无一不亲历亲为。他非常讲求书籍的品位和质量,比如,每一辑中,他都设计有一枚精致的书签,以便读者阅读使用,堪称独具匠心。我问他这样累不累,他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累。当然,退休以后办这样一个刊物,是很辛苦的。记得前些年,我家中因楼上人家漏水,不得安宁。他说自己也曾有类似的经历,所以退休后,准备重新整修房屋。他说,如果不抓紧,以后又要搞杂志,又要修房子,那是要吃不消的。他又告诉我,曾想陪自己夫人一起到欧洲旅游,因为怕刊物受影响,结果就没有去。谈到这些,他都淡淡的。设身置地,可以感觉得到他的付出。
老褚交游很广,所谓人脉丰富。然而他不是一个张扬显露的人。谈及一些被他称为“半瓶醋”的“专家”,或一朝“显贵”便对师友“前恭后倨”的“名人”,他往往是淡然一笑,认为“算不了什么”。曾经沧海难为水,数十年来,“不是见得多了吗?”正因为他的尽心尽力,这本《悦读》,不到十年间,出了四十四辑,广受读者欢迎。
老褚是编辑。编辑不仅为他人作嫁衣裳,更是在构筑精神的世界。老褚又不仅是编辑,更是一个有思想、有真情的人。没有思想的编辑,编出的书本就没有灵魂,没有生气。他编出的报纸、刊物之所以会有这一股与众不同的生气,是由于他自己有着灵魂,有着真情。这才能和作者、和读者的心灵沟通。《悦读MOOK》中有各种栏目,有历史的,有文学的,有思想的;有全球动向、历史画卷,有个人轶事,文坛趣闻;有上万字的长篇宏论,也又上百字的点缀花絮,一册在手,琳琅满目,令人眼前一新,又引人思考。他绝不因求销路而媚俗取宠,他有自己的见解。所约的贾植芳先生、章培恒先生、陈四益先生等人的文章,他组稿或摘录的有关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的资料,有关《四库全书》等社会关注问题的文章,有关对瞿秋白、毛泽东、王稼祥、张爱萍等老一辈革命家或章伯钧、胡风等社会名流的回忆中,贯穿对历史真实的探索,对独立人格的强调,对真诚、对友情、对为事业献身精神的赞颂。除了各类文章外,老褚写的“卷首语”和一些“补白”,可反映出他的思想。他曾这样写道:《悦读MOOK》中有些文章“内容似较琐碎,有的纯属个人的家事,可是,它却能让我们感受到历史的脉搏”,“历史离不开人的经历,千千万万人创造了历史,如果人们通过各种形式叙述往事旧梦、人生经历,将帮助我们更具体而感性地了解历史”。这话说得多好啊。
他生前编的最后一本《悦读MOOK》上,刊登了我之前给他的稿子,是怀念先师吕贞白先生的。或许是冥冥中有定数,这和前一期发表的我谈新编京剧《金缕曲》的短文——那是经他催促写成,我寄给他的最后一篇稿子——谈的都是人的真情,人生的“知音”、知己。
褚钰泉先生负责编辑的最后一期《悦读MOOK》  图片来自新浪微博
2015年8月8日,立秋那天,我用电子邮件,把稿子寄给他。我是这样写的:
老褚:好。
这几日如在水深火热中:天气热之外,家中杂事累累,又加上身体有点不适,惟有自己调适当而已。今日已见好,天也到立秋,不必担忧。
只有到了晚上,夜静,心静,写点东西,也算是自我调适。写了篇上次谈到的看京昆剧《金缕曲》的文字,奉上聊供消暑。你看看,如果有点意思,那最好。如果乏味,弃之便了。
我们都是过了人生“立秋”季节的人了,望善自珍摄。

第二天,8月9日,他就给我回了邮件:
李庆兄:你好!
看来这出戏是打动了你,文章写得很好,你写的剧评丝毫不亚于你对古典文学的研究。正巧启宏先生前几天给我来信,他说近年来写了几出戏,刚从希腊回来,是去演出评剧《城邦恩仇》,是改编埃斯库罗斯的三联剧《俄瑞斯特亚》,最近又在排演自己写的昆剧《李清照》,真是精力旺盛,像这样的剧作家确是罕见了。
多望保重!
钰泉

想不到这竟成了我们之间最后的话语。我自知自己古典文学研究的水平有限,所写的那篇短文更谈不上戏剧评论。列出这邮件,是为了留住老褚给我的这最后的要求和勉励,留住对这位数十年老友的怀念。
老褚去世以后,复旦大学中文系和江西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举办过追思会。我也曾和一些朋友谈过,是否可以把《悦读MOOK》中老褚写的卷头语、“补白”等文字会集起来,出一本集子。听说,江西的出版社已经编辑出版了。可见,还是有不少朋友在挂念着他。
老褚走了,我觉得一个可对话的心灵窗口消逝了。几次想动笔写些文字,都因思绪反复,内心方寸不定,搁了下来。前人不是早就有“事如春梦了无痕”、“故人不用赋招魂”之说吗?
2016年4月17日,由二十一世纪出版集团、复旦大学中文学举办的褚钰泉纪念文集出版座谈会上展示的褚先生编辑过的报刊、杂志  图片来自新浪微博
两年很快过去了,老褚渐行渐远。从今而后,便纵有千万话语,更与何人述说呢?翻着他寄给我的书和报纸,抚卷哀思,情不自禁,泪水潸然而下。还是要留下点心中的怀念吧,拉扯写了这篇文字。尽管大潮翻卷,时光流逝,但我相信,老褚编的那些报刊,一定会留在世间,留在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的天地之间。
2017年11月立冬前后草,2018年1月6日改
责任编辑:顾明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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