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军：东洋文库访问记
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资助下，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我到日本东京东洋文库进行了为期8个月的考察、研究。这实在是非常幸运而宝贵的一次机会！
（一）
10月3日下午3点余，我在小浜正子老师（现为日本大学文理学部教授）的引领下，来到了位于文京区本驹込2丁目28番21号的东洋文库。东洋文库是日本东方学研究的重镇，其前身是清末民初位于北京的莫理循文库（Morrison Library）。1917年日本财阀岩崎久弥男爵出资35万英镑，将其2.4万册有关远东问题（主要是中国问题）的珍贵西籍悉数购下，并运至东京。经整理后，于1924年对外开放，定名为东洋文库。1948年起，该文库隶属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迄今藏书已达100万册。
2006年初我首次访日时，岩间一弘先生（现为庆应义塾大学教授）曾领我来此走马看花。不过，现在的东洋文库已经建起了一栋很气派的新楼，有7层之高。在底楼进门左侧的办公区域，我拜会了文库研究部的负责人会谷佳光先生（研究部课长、主干研究员）和山村义照先生。后者随即给我了一张“书库入场许可证”，凭借此证，以后的8个月我便可以自由出入文库里的各个书库，这当然是给我这个“外国研究员”的优待。山村先生随后又将我带至7楼，那里有一个公用的大研究室，已经为我准备了办公桌子，接着他又引领我浏览各个书库。
山村先生和我年龄相仿，为人非常客气，几乎每讲一句话就深深一鞠躬，带动我也不得不时时鞠躬还礼。后来我曾问小浜老师，“他这么多鞠躬，一天下来一定会非常辛苦吧”。小浜老师答道：“他是特别客气的人，一般的日本人也不是这样的。” 山村是研究日本近代政治史的，不会中文，似乎也不会英文。和他沟通只能依赖我那可怜的日语，要么就是靠手势或笔谈，或是求助旁人翻译。
10月5日上午，我正式来到东洋文库“上班”。从底楼的电梯可以直上7楼的大研究室。进门时可见一位接待人员坐在右侧，左侧则是一个告示栏，上面贴有一些学术活动的海报。在附近的角落里有一个盥洗室，还有饮水机和咖啡机。研究室的中间是一排排书架，堆满了各类史学书籍，其中又以工具书居多。房间朝窗一侧有许多连在一起的办公桌，供来访的研究人员使用，旁边放置有两三台大复印机。房间另一侧通向一两间小会议室和会客室，有些小型的讨论会常在里面进行。房间后侧亦与数个小型研究室相通，著名学者本庄比佐子（中国近现代史）、大岛立子（蒙古史）、土肥祐子（南宋史）教授常常进进出出。整个7层有Wifi，输入密码后即可使用。研究室星期一、三、四、五每天早上9点开放，晚5点关门。若星期六进门的话，则需要输入密码。星期二、六、日是休馆日。
大研究室的接待人员是非常勤性质的，每天都由不同的人轮流充任，我先后认识了多多良圭介、谷家章子、金子由纪、矢野真弓、原瑠美等人，而其中又与多多良君接触最多。多多良是个身材不高、长相俊秀、为人谦恭的小伙子，34岁，未婚，九州大分县人，已在日本大学文理学部拿了博士，学位论文是有关清代中国的法医问题。此前他曾到台湾师范大学访学一年，所以汉语听、说比较流畅，当我与其他日本学者交谈时，他常常为我当翻译。在8个月中，他对我关照有加，我们曾经多次饮酒叙谈。每当生活上、学术上和语言上有问题时，我都会向他咨询。他曾告诉我一个网站“日本の古本屋”，即日本旧书网：https://www.kosho.or.jp，后来对我于购买相关书籍颇有帮助。
谷家章子是一个脸圆圆的中年女性，以前曾在河南开封待过一段时间，但她似乎不会说汉语，而且讲日语的速度很快。我曾对多多良说，若能听懂谷家女士的日语，那日语肯定是过关了。
金子由纪也是一位中年女性，她是上智高中的老师，以前曾随父母在德国待过一段时间。她为了让我听懂，常常有意放慢语速，甚至日语中夹杂着一些英语。
同样是中年女性的矢野真弓，外表和谈吐显得十分温婉，我曾经和她谈论过她的名字。我说自己小时候看过日本电视剧《姿三四郎》，那位柔道大师的师父名叫矢野正五郎，和她正好是同姓。而且真弓这个名字，让我想到了“真由美”，因为两者的发音是完全相同的。
原瑠美是个说话声音很好听的女青年，但总是戴着口罩和手套，所以不见其详，据说是患过敏症的缘故。原小姐出自于学习院大学，研究南宋史，但她没有和我说过汉语。我曾和她聊起过日本老一辈的女演员原节子，因为和她同姓。
东洋文库有许多兼职性质的研究员，他们有时候也会来7楼的这个研究室。我遇到过的就有久保亨、吉泽诚一郎、关智英、富泽芳亚、大泽肇等人。
久保亨先生是信州大学人文学部教授，以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见长，在中国很有知名度。以前我在上海大学的一次会议上与他有一面之缘，上世纪80年代他访问上海时与本所中国工运史研究的老前辈沈以行、郑庆声老师亦有接触。久保教授的女儿久保茉莉子女士也是中国历史的研究者，几年前我和她曾在上海市档案馆见过，只是没有交谈过，那时她是东京大学的博士生，正在上海访学、寻找史料。
久保茉莉子的博士指导老师恰是吉泽诚一郎教授。吉泽教授以研究天津史而闻名，曾多次来本所访问。2017年5月2日下午，久保博士在东京大学做了一个关于民国时期中国刑事警察的学术报告，吉泽教授特地邀我前往评论，并在会后请我共进晚餐，其学生数人亦在座。顺便一提，吉泽教授的夫人松村史穗女士也是东京大学博士，10年前曾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访学，研究1949年以后中国的粮食问题，现在她是北海道大学的副教授。可惜此次没能见到。
英俊帅气的关智英博士也是吉泽教授的学生，多年前来本所访问时，我曾在电梯里见过。近年来他致力于汪精卫政权的研究，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他和一些学界青年朋友搞了一个“《顺天时报》读书会”，2016年12月18日下午我也曾应邀参加，一位名叫殷晴的中国留学生做了关于清代邸报的学术报告。会后，大家还在东洋文库附近的一个中国餐厅共进晚餐，气氛热烈。其间，我结识了一些日本中青年学者，如青山治世、阿部由美子、山口早苗等。
长相忠厚的富泽芳亚先生是岛根大学教育学部教授，专攻中国近代经济史，以前在复旦大学、上海市档案馆和本院均多次谋面，他的妻子是中国人。他常常坐飞机从岛根县的松江来东京查阅资料。2016年11月4日那一天，他曾邀请我到大塚附近的一家居酒屋共进晚餐。这家居酒屋似乎是岛根县人开的，有许多岛根特色的清酒，每一种各来一小杯，很是尽兴。
年轻的大泽肇先生也是我的老相识了，2006年我首次访问日本时，他曾作为高纲、小浜老师的助手出面接待过我，还曾陪我逛过神保町的旧书屋。后来，我也曾邀请他来上海开会。现在他已是名古屋中部大学的副教授，而且与一个来自中国广西的留学生结婚、生子。
此外，我还时常见到相原佳之先生（东洋文库并任研究员）。当北京的高士华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抗日战争研究》杂志主编）得知我在东洋文库访学时，曾托我寻觅一本文库编的《解放日报目录》，我便遵其嘱求助于相原先生，后者竟从自己的书架上抽出，慨然相赠。
在7楼大研究室，我还常见到一位名叫Peter Zieme的德国教授，他有70多岁，办公桌就在我对面，故而我们偶尔会用日语交谈。他说自己也懂一些汉语，但只能看不会说。Zieme是柏林的洪堡大学教授，研究的是古畏兀儿文字。有一次，他拿着印有一张古畏兀儿文字的纸给我看，对我来说，真是仿若天书，但其中好像也夹杂着若干汉字。Zieme教授此次访日一年，有妻子随行，故而日子肯定比我方便、好过。1999年底我曾访问过德国柏林，也目睹过洪堡大学的建筑，我向他提及了一些我所认识的德国学者，但他好像都不认识。我还曾告诉他，20年前我曾翻译过德国东方学家克拉普罗特（J. H. Kraproth，1783—1835年）的一个传记，克氏是西方最早研究维吾尔问题的学者。
在7楼时，我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匆匆过客”，比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的王国斌教授、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张利民教授等。有一次，有两个中国人模样的人走进来了，一对话始知是蒙古国学者，我遂从里面请出了蒙古史专家大岛立子教授出来接待。
东洋文库的“大头头”斯波义信教授（文库长）和滨下武志教授（研究部长），我也从远处望见过，但他们正忙于接待其他客人，所以不便打扰。泷下彩子女士（图书部课长、主办研究员）和徐小洁女士（青年研究员）和我也有少许接触，前者研究的是中国漫画；后者是在日中国学者，目前正在研究明清的纸张。
（二）
东洋文库的底楼大厅里，有一个购买各类纪念品的地方，其中有许多是介绍文库历史和收藏的画册、书籍。二层则是一个博物馆区，原莫理循文库的珍贵西籍放置正中，成巨大的凹字形，多层陈列，做常年展览，另一侧还有一个临时展览区。我在的那段时间，临展的主题是关于沙皇俄国罗曼诺夫王朝与日本的历史关系，展示出不少珍稀的图片和文本。游客进入博物馆区是要购票的，但我是东洋文库的访问学者，所以免票。
三楼是书库的总入口，门前有寄包箱，投进100日元的硬币即可开箱使用，取包时这枚硬币会自动弹出，以便取回。进入玻璃门后，可以见到一个接待台，通常有两位工作人员坐在其后，接待台后面又与一扇门相连，经此可直通书库内部。但一般的查阅者是不得入库的，只能先填写单子，然后请工作人员进库提取资料，再拿到外面的阅览区阅读。阅览区放置了若干桌椅，桌下有电源，四周的一排排书橱上陈列着许多工具书。
由于有山村先生给的“书库入场许可证”，所以我有进入书库的“特权”。进门后，便可见到一排又一排放置中文典籍的书架，有普通本亦有线装书。往内一直走到底端，那里另有一台电梯，可通地下、四楼、五楼。地下藏的是各语种的旧报刊；四楼藏的是旧书籍和旧期刊，主要分日语、汉语、韩语三个区域；五楼除一般西书外，还有阿拉伯、波斯、突厥等稀见文种的书本，以及梅原末吉、榎一雄等日本学术名家的遗书、赠书。上述区域均可自由走动，随意翻检书籍。六楼则是贵重书籍区，需要获得许多、领到钥匙后方可入内。（此外，如果需调阅二楼博物馆区的原莫理循藏书，也须事先向库房提出申请）书库内是禁止拍照的，手机和数码相机均不得带入。如果需要复制，须拿到三楼的接待台附近，那里有复印机，还有缩微胶卷的阅读机。
尽管书库之内尤其是靠墙的书架上藏有许许多多的珍籍，如古地图、老画册、旧方志、线装书等（装帧大小不一，有的还有盒子或封套），但那不是我的专业，我只是偶尔带着好奇心翻阅一下而已。我的主要目的仍是搜检文库里的中文旧期刊，为编纂我的汉学目录服务。为了提高效率，我常常手持笔记本电脑进入书库，然后放置在墙边的一张写字台上，接着直接去书架寻觅，一发现有相关文献，就拿到写字台上将信息输入电脑，再将书刊复位。就这样，我在书库里一待就是三四个小时。中间若需要上厕所，得走出三楼的总入口，接待台的对侧有厕所和自动售货机。
有一次，我正在库内看书，山村先生突然来到我跟前，先是深深鞠了一躬，然后用很慢的语速向我有所说明。我听了半天才大致明白了他的意思：“您有入库的权利，但您不能长时间呆在书库内，若要看书，请把书借到外面的阅览区去阅读”。我随即告诉他，“我是在编纂文献目录，并不需要细看全书，翻一下版权页，然后输入电脑就可以了。若是把每一本书刊都借出去的话，来来回回，又要办手续，会浪费不少时间。”山村先生连连表示，他非常理解我的心情，但很抱歉，这是文库的规定，所以还请我予以协助。说完后，他又深深鞠了一躬。在国内，遇到这样的事情，常常会引起工作人员和读者间的争执，但山村先生以鞠躬为“武器”，我竟然无计可施，只得乖乖就范。之后，我在书库内待的时间明显变短了，通常的做法是晚进早出，以免给人犯规之嫌。
东洋文库有一个开放的网站http://www.toyo-bunko.or.jp，上面有一个检索书刊的入口，一般的文献通过索书号便可直接在库内的书架上找到，但有些文献的阅读，是需要预约的。我先后查得了《东洋文库十五年史》、《东洋文库六十年史》、《东洋文库八十年史》等一大批与该文库历史有关的书籍、小册子、单行本、目录索引等，内容极为丰富，对我助益颇多。
文库没有自己的食堂，中午时分，我会到附近的餐厅用餐，或乌冬，或荞麦，或定食。每餐约800日元左右，但常常吃不饱，于是再到附近的超市买一个饭团补上。
文库附近有一个叫六义园的著名园林，已有300多年历史了，也曾是财阀岩崎家的私家花园。我曾陪朋友在不同时节买票进去游玩，观察过绮丽的红叶，也欣赏过绚烂的樱花，真是美不胜收！
在8个月的访学中，我应邀在东洋文库做过两次演讲。第一次是在4月22日下午，经富泽芳亚教授的牵钱， 我在7楼一间会议室，面对文库下属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组做了题为“1949年前中国文化界是如何译介日本汉学的？”的报告，主要是介绍拙编《全面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界译介日本“中国研究”文献目录简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9月版）的编纂概况。到场听讲并予我指点的学者有久保亨、本庄比佐子、泷下彩子、吉泽诚一郎、富泽芳亚等教授。由于他们都是中国问题研究者，所以我的演讲是用汉语进行的。
第二次演讲是在5月27日下午，经小浜正子教授斡旋，被列为东洋文库的特别演讲会。报告的题目是“东洋文库与中国学术界之关系（1924—1945年）”，实际上这也是我此次访日的总报告。演讲在文库的网站上有预告，结果有二十多人到会听讲。我预先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做了PPT，分发了10多页的书面资料。演讲主要分为如下几个板块：研究缘起；民国学术界对东洋文库的译介活动；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对东方文库的造访；民国时期中国学术界与东洋文库的图书交换；东洋文库出版物、展览会、演讲活动与中国学术界之关系。小浜教授和日本大学文理学部的中国留学生丁世理为我做了口译。
顺便一提，我在文库查资期间，特别想了解文库早年的档案现藏何处。经泷下彩子女士的引荐，我与档案的管理者牧野元纪先生（普及展示部部长代理、主干研究员）有过一番谈话，中国留学生殷晴女士为我做了口译。牧野先生表示，尽管东洋文库是国际级的东方学机构，凝聚了许多一流学者，但就文库本身的历史而言，以往却不太重视。他说，战前的东洋文库属于私人机构，而战后属于日本国会图书馆的一部分，属于前一时段的档案有所留存，但目前堆在一些书架上，正在整理之中，所以还不能开放。我问牧野先生，“档案之中有没有发现读者的签到本？因为我特别想知道1925至1938年来东洋文库的2919个人次的中国人到底是哪些人？”他说他没有见到过。我又问“档案之中，有没有发现中国学者和中国学术机关的来信？”他说也没有见过。对此，我不免有些诧异。
在此次访日临末、即将归国的时候，山村先生告诉我，东洋文库准备在今年年底举办“莫理循文库东渡100周年纪念会”，希望届时能邀请我再来文库参加会议。我欣然应允。山村先生还说，届时会由研究部的徐小洁女士与我洽办相关手续。
就这样，便有了半年以后我对东洋文库的重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