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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评

施展谈“新遭遇论”视野下的中国历史

黄晓峰 丁雄飞 林文侯

2018-01-07 09:30  来源:澎湃新闻

施展(澎湃新闻 蒋立冬 绘)

近日,政治学学者、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的《枢纽——3000年的中国》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他调用了地理、历史、哲学、思想、经济、财政、货币、军事、人口、社会、法律、国际政治等各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对中国几千年的复杂历史,以及百年来的成败兴衰给出了一个统一的解释框架。
《枢纽——3000年的中国》
您的新著《枢纽》讨论了中国三千年的历史,洋洋洒洒七百页。您写这本书的核心关切是什么?能不能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

施展:我在写作中最关切的问题,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遭遇(encounter)、革命、建国。
先说“遭遇”,这指的是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在近代历史上的遭遇,这是中国近现代转型的一个根本大背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相关研究,就西方的研究来说,即便是对中国抱持善意、多有同情式理解的列文森,在他提出的遭遇论里,仍然有一个特征,那就是,西方被呈现为一个多元的、充满内在活力的、立体动态的存在;而东方则被呈现为一个没有内在活力的客体,有待西方消化和吸收,才能走上现代之路。西方学界的遭遇论所隐含的前提假设,在国内关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思考中,激发出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态度。一种是,面对世界,中国只能无条件改造自己,加入世界,成为它的一部分;另一种是,拒绝接受那个世界,索性另来一套。实际上,这两种态度共享了一个前提,都接受了,与西方相遭遇的东方,是一个静态的、没有生机的客体,其历史性有待西方来激活。
我这本书,想在这个问题上寻求突破。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我发现,在东、西方遭遇之际,存在着一个生机勃勃、不断变迁、多元多样的以中华文明为中心的东亚世界或东方世界。这样一个东方世界是如何历史性形成的?这就引导着我去研究更早的中国历史,一步步追溯到了上古时期,尝试理解此后三千年中国历史的演化逻辑。有了时间维度的视野,我又在空间维度上努力探索中原、草原、西域、高原、海洋等各个亚区域的多元互构关系。
这一研究过程让我发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深层机理,也让我意识到,历史上的中国,并不是一个静态的、了无生机的、单一平面化的存在,相反,它同样是一种内在多元的、立体动态、充满生机的存在。这种内在的生机,来自中国内部诸多亚区域之间的互动过程,它推动古代中华帝国的演化。这里面的历史动力机制,到了清代也仍然鼓荡而前,并未衰竭。正是因为这种内在的动力机制,才使得中国近代遭遇西方之后,并不是被单向度地吸收与改造,而是形成了与西方深刻地相互塑造、共同演化的关系。应当看到,这种遭遇是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今天还在继续。
当然了,这里要再插一句,技术是我们理解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变量,随着技术的进展,那种多元互构的关系,会逐渐在更大的空间范围上展开。其中重要的质变是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在此之前,中国这边所能看到的多元互构,主要就发生在前面说的那几个亚区域上,主要还是东亚秩序;在此之后,多元互构就进入更大的空间结构当中,进入现代世界的海洋秩序与陆地秩序的互构当中,进入东方与西方的遭遇当中,中国的位置,要在这个全球性的空间结构当中来获得更为立体的理解。
这种意义上的遭遇,姑且称之为“新遭遇论”吧——让各个区域的历史真正展开为世界历史,否则,我们看到的“世界历史”只不过是西方历史的对外投射,是西方吸收了一些新的质料而已,而东方世界的历史性被完全遮蔽掉了。事实上,东方与西方,两个同样充满生机、活力的历史主体,彼此遭遇、冲撞,过程中相互塑造,共同演化,彼此都发生了深刻改变,演化出一个新秩序,这才是我理解的真正的世界历史。
这种“新遭遇论”对我们理解中国历史,特别是现代中国的革命与建国历史,有什么新的启发?
施展:这就进入我所说的第二个关键词——“革命”的根本背景。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史,直到今天,都还没有被我们有效理解和消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对东西方的遭遇,始终缺乏恰当的理解,已有的理解朝着两个方向展开——或者无条件融入西方,或者无条件拒斥西方,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理解,实际上都将东方世界看作僵死的、无生命的客体。但是,一旦我们把中国革命放在“新遭遇论”的大背景下,就不难理解,革命是东、西方两个世界遭遇的历史呈现,如此,整个二十世纪,包括共产主义革命在内的中国革命史,便都会获得新的理解。
在这里,我提出了“世界历史的主体民族”概念——借用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世界历史民族”观念,它们是世界历史形成的推动者,也是世界精神和物质力量的承载者。反过来,世界历史又赋予它们特殊的历史命运,使之成为世界历史民族。二十世纪的整个中国革命,将这一历史命运给彻底揭示了出来。作为世界历史民族的中华民族,形成于东西方世界遭遇背景下的伟大革命时期,或者说,革命史就是中华民族的锻造史;中华民族的形成史与众不同,它的实体化,即国家的建设,或者说中华民族的建国史当然也是与众不同的。
由此,便引出了第三个关键词——“建国”。在前述世界历史背景下,我们重新理解伟大的中国革命历程,便会意识到,中国革命胜利的全部成果,历史的,精神的,或者更具体讲是政治的,都要转化为一个伟大国家的创制,转化为创制过程的根本规范,就是作为世界历史民族的中国人民对自己历史命运的自觉和持守,经由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制宪立国,最终达成民族历史命运的自我实现。
在这个语境下,“建国”既是指1949年那个光荣时刻,也是指随之而来的颇为曲折的历史过程。站在大历史角度看,这个可能并不算漫长的建国历程,正在迅速发展中。它一方面表现为一系列的物质文明发展,包括相关制度和贸易体制创建,在全球贸易和投资中的角色日益重要——我在书中,以全球贸易的双循环结构刻画了这个方面的发展;另一方面,伴随经济贸易全球化,在文化和精神层面,也进行着激烈的思想论辩,论辩的核心议题正是本书主题。这些深刻的主题,都蕴含在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变迁中。我们可以把这个历史时期称为“社会主义改革时期”。正如这个名称的字面传达的语意,改革时期亦是过渡时期,即从建国时刻,逐渐达到它的目的——完成人民制宪立国的伟大目标。
任何一个气势宏大的过渡时期,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何稳定走向目标,克服或减少曲折弯路的损失。因此,要在世界历史运动的惯性力量引导下,建立一个稳定的可以论辩的社会-法律秩序对其加以约束。这套社会-法律秩序,把中国革命造成的最重要的政治关系,以及在这个关系制约下形成的全部政治和社会关系,置于一个明晰的法权关系体系中,也就是说,在这个体系中,所有的政治关系都稳定地取得了自己的法律形态。政治关系和政治力量就从革命时期的机变灵动转化为稳定的国家构成诸要素。我们把这个社会-法律秩序称之为“社会主义改革时期基本法”。我参加的一个研究团队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
我的这本书,根本上来说,是要通过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讲述,来尝试重构中国的历史哲学,或者说重构史观,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把“社会主义改革时期”的历史前提,把作为世界历史民族的中华民族的现代建国历史,完整地表达清楚。这是全书思考的大背景,书中所有研究都是在此背景下展开的,力图丰富、立体化三个关键词,并把它们置于大的时间脉络、空间结构中,以呈现其内在的历史逻辑。
黑格尔
您在书中用黑格尔式的历史哲学来阐释中国历史。似乎在二十世纪以后,这样宏大的历史哲学之作就比较少见了。您为什么要在今天诉诸黑格尔?在这个时代,还存在总体性吗?
施展:说得更准确点,应该是二十世纪中后期到二十一世纪初期,我们看到的有关总体性的讨论少了。刚好这个时段是我们的认知成长期,于是我们就有种错觉,觉得总体性的讨论应该是过去时了。但我认为,这种讨论方式的差异,和人类历史发展节奏的差异有关。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不是匀速直线的运动,而是一种变速运动。它可能很长时期都是某种稳定的状态,但过了这段,就可能进入一个大变革时代,短短几十年甚至十几年时间,人类历史的运动节奏就会换档,变化速度大大加快。变革结束后,又会进入稳定状态;再过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有可能再次换挡。
在稳定期,总体秩序近似一个给定的存在,人们已经对它有所理解、有所把握了。这种情况下,对总体性论述的需要没那么迫切了,人们更需要的,是在给定的整体秩序下,对具体问题的处理,于是我们会看到主要的研究都是精细化、专门化的,不会走宏大叙事的路数。而一旦进入大变革时期,人们首先需要对变动不居的状况有一个总体性的理解,才可能有效应对大变革时代,才可能把握住它。
近年来我们看到很多重述中国的学术努力,还看到有人提出重写世界历史,这大概是人们普遍感受到大的变革时代快要到来的一种反映吧。这个大的变革时代,在相当程度上是中国成长引起的,当然也有其他同等量级的力量在起作用,比如亚非拉人口进入全球化、伊斯兰复兴运动、新技术革命等等。到目前为止,对此还没有有效的解释。我尝试用一种新的总体性的叙事,抛砖引玉,打开很多新的问题域。也可以说,这是我重新勾画意义蓝图的一个尝试。我吸收了很多前人的研究,它们就像散落在各处、色泽光艳的珍珠,彼此没有形成联系。我的研究并未给出更多的珍珠,我是在着力找到一个新的办法,用总体性架构把现有的这些珍珠串起来。
您为什么把古代中国视为“东亚帝国”,把中国历史作为“体系史”?在体系史的视野下,中国历史会呈现出如何不同的形象?
施展:称古代中国为“东亚帝国”,也是不得已。我们受中原中心论的影响太深,一说“中华帝国”,很容易又从中原中心的角度出发来理解历史了。我恰恰要突破这个理解进路,所以不得已用了一个人们可能感觉很奇怪的词,也算是用陌生感来强调新的意义框架吧。或许用“东方世界”这个词更符合实情。
在“东亚帝国”视角下,我们会发现,今天这片被称作“中国”的东亚大陆,数千年的历史呈现为一个多元体系的运动过程。这就是呈现为“体系史”的中国历史,前面讲的中国历史内在地立体多元、充满生机的状态,正是在这个体系史的结构中才可以被把握。
这个体系内部包含着中原、草原、海洋、西域、高原等几种主要的自然-社会-经济-生态区域,各个区域彼此相互依赖、相互塑造,以至于脱离一方就解释不了另一方。在几大区域构成的多元复合结构里,历史运动的主线是草原、中原、海洋三大区域的互动;西域和高原两大区域构成副线,它们就像催化剂,影响着主线的发展路径和历史节奏。这样一种深刻的有机联系,让各个区域互为条件,构成一个多元共生体系,所谓“中国历史”,就是这个多元共生体系的演化史。这一体系不断寻求着从多元主体相互对抗的外部均衡,演化为多元复合帝国的内部均衡。
中原地区每一次出现重要的技术变迁,都会导致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中原社会结构也因此从商、周之际原初意义上的封建社会,转化为汉、唐之间的豪族社会,再转化为宋、清之间的古代平民社会。社会结构的变化,改变了中原地区的财政和军事逻辑、帝国政府与社会的力量对比关系、轴心文明的经典解释框架,以及中原地区与非中原地区的互动模式。这些变化,打破了业已演化出来的多元帝国的内部均衡,于是体系会回到外部均衡,前述运动过程在更高一阶上再重复一轮。这构成了中国历史循环上升的逻辑过程,它在古代历史上的最终呈现,就是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多元整合性的大清帝国。这一多元体系的演化过程,也是中国历史立体动态、充满生机的直观呈现。
中国规模巨大,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您在著作中反复强调“中国的超大规模性”,这对您的理论构架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施展:“中国的超大规模性”这个问题,过往的讨论较少有人注意这个要素,但这是理解中国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我就是用这个要素贯穿了从古代一直到当下的历史解释。
过去人们思考秩序问题,习惯于把秩序作为一个给定的外部条件,任何一个文明、国家、民族,都在这个条件下寻找自己的位置,或者活动空间。把秩序作为给定的外部条件,这也是非总体性研究的基本特征。但对总体性研究来说,秩序不是一个给定的外部条件,相反,秩序首先是要被追问的问题:秩序究竟何来,它的基本前提是什么。一旦你开始追问,就会发现,从世界秩序的角度看,秩序当中有自变量、因变量两种组成部分。自变量的行为和活动,确定了秩序的基本框架,超大规模国家就是自变量;其他国家在超大规模国家给定的框架下活动,它们属于因变量。我关注到中国的超级体量,这显然会构成世界秩序的一个自变量,于是它就要求我们,以理解世界的方式理解中国,以理解中国的方式来理解世界。
您是如何用“超大规模性”这个要素贯穿从古代一直到当下的历史解释呢?
施展:我们先来看看超大规模性在古代所带来的效应,顺着这个效应,我们直接就可以理解,二十世纪的历史走向。
二十世纪以来,我们经常在说的话题是,中国是所有古老的文明古国当中,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所谓没有中断,并不是说文明的经典没有中断,因为西方从古希腊开始的正典也一直流传到今天;没有中断的,是现实当中的帝国。古典轴心文明都是普世主义文明,都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冲动,要外化为一个现实的普世主义帝国,以其作为文明的肉身载体。中国这边,文明的帝国载体没有中断过,而西方的帝国载体中断了。
这就是件需要解释的事情了,为什么中国能够维持大一统,而西方却没有做到。其底层的逻辑就在中国的超大规模性这一特征上。一个帝国是否能够维持大一统,与其文化的旨向没有必然联系,基督教文明也渴望大一统,但是欧洲在古罗马帝国分裂之后也没有统一起来过。帝国维持大一统的能力,是由财政跟军事逻辑决定的。首先,中央政权要拥有足够规模的军事能力,能够压制住任何地方性的离心倾向。而中央政权的庞大军事力量,来自于庞大的财政能力。如果中央政权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地方的分裂割据就是不可能成功的。
庞大的财政能力,又需要两个前提。一是有足够庞大规模的财富可供汲取,一是能够低成本地汲取财富。中国与欧洲正是在这方面有个巨大差别。在东西方的文明刚刚发展起来的时候,文明的核心地区对周边还处在蒙昧的地区,有着很强的力量优势,能够相对容易地征服它们,建立起庞大的大一统帝国,东边有了大汉帝国,西边有了罗马帝国。蒙昧地区之所以很容易被征服,就在于它的文明程度不够,自我组织能力很差,无法抵抗帝国的武力征服。但是蒙昧地区在帝国的统治下获得了文明的发展,自我组织能力变强,逐渐有了反抗帝国统治的能力。一旦大一统的帝国崩溃,之后是否还能再次建立起庞大的帝国,就得看刚刚说过的这种财政结构了。
与中国相比,欧洲的地理非常破碎,人口也稀疏得多,其财政成本势必较高。古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查理曼大帝、拿破仑,都曾经短暂地统一了欧洲。但是这种统一都没法持续下去,很快就瓦解了。因为他们都很难低成本地获得足够规模的财政资源,也就无法彻底压制住那些不愿屈服的地方性力量。所以,欧洲的大一统在瓦解之后就没有再恢复过。
中国的中原地区土地辽阔平坦,人口稠密,中央政权的财政成本远远小于欧洲。所以,大汉帝国瓦解之后,还能再统一起来。在社会结构从豪族社会转型成为平民社会之后,还会进一步降低政府进行财政汲取的难度,那么,中央政权就能突破一个门槛,使得它相对任何地方政权都有压倒性的实力,大一统就会成为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过程。因此,唐宋之变以后,中国就再也没有过长期分裂的状态,一个大一统帝国结束了,取代它的不是分裂,而是另一个大一统帝国。
清朝版图
进入清朝的时候,古代中国的多元复合帝国,整合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超大规模人口的发展也进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出现了人口大爆炸,史上第一次让人口突破了四个亿。此时的超大规模人口却带来美国加州学派所称的内卷化效应。人口过剩,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这就使得任何以节省劳动力为目的的技术变迁,都无法内生性地出现了,因其不具备经济效应;其衍生效应就是,中国也无法内生性地出现工业革命了,因为工业革命是以那种技术变迁为前提的。
这些过剩人口靠农业经济是消化不掉的,必须靠工业经济才能消化;但正因为你的人口过剩,又无法产生工业革命,就彻底自我锁死了,陷入内卷化。此时,中国要想突破这个困境,只有从外部获取新的技术和经济资源。历史进展到这个阶段,就意味着,加入世界秩序,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的内在需求;否则中国便无法突破这个困境,中国的文明将会在真正意义上死掉。这个文明即便是为了自救,也需要从外部汲取资源。在这种视角下,就会发现,中国和西方的遭遇,在某种意义上都成了各自历史的内在需求。两种不同的需求,在现实历史中迎头相撞,中国就是在这个相撞中加入世界秩序,开始转型。
超大规模人口导致劳动力价格过低,只有在中国作为一个封闭经济体的情况下,才会导致内卷化;一旦中国加入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超大规模人口反倒会成为竞争优势,因为超低劳动力价格具有了世界性的比较优势。但这个竞争优势要想能够释放出来,前提是中国必须先完成政治上的自我整合。之所以必须是这种历史节奏,还是和超大规模性相关。
像泰国、韩国那样规模的国家,靠外部世界的拉动,就可以把国家整体性地拉入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经济现代化之后,政治转型会逐渐跟上,外部世界的拉动能够促动其完成整个转型过程。但中国的规模大到了任何国家都没有办法整体性地拉动中国,只能形成局部性的拉动。比如,上海、广州、汉口之类的口岸地区可以被拉动起来,这些口岸地区和纽约、伦敦的联系,远远大于它与几百里之外中国乡村的联系。结果就是,单纯依赖外部世界来拉动中国转型,首先会让中国的经济出现严重的二元化,这会导致中国深刻的社会撕裂,逐渐引发剧烈的社会冲突,乃至于引发内战,最终沿海局部被拉动起来的那些发展成果被清零,这样一种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中国的历史节奏必须是,先进行政治整合,然后以政治力量做牵引,让中国整体性地加入世界经济体系。这之后,中国的超大规模人口优势,才有可能释放出来。
您的这套叙述逻辑很强大,但似乎有着一种历史目的论的气质,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施展:我的研究方法偏向总体性的研究,因此带有浓厚的历史哲学意涵。历史哲学会呈现出某种历史目的论的气质,因为,所谓历史哲学研究,它不是考证具体的史实,而是要在别人已经考证出来的既有史实基础上,对总体的历史给出一个意义解释。历史哲学所表达的意义,最重要的是,它帮助我们确认自己的身份,确认我们究竟是谁,我们应当走向什么地方。
根据您的体系视野,我们该如何解释二十世纪的革命?
施展:这个话题有些复杂,我书中讲的很多。概括起来说,刚刚说过的,中国要完成现代政治整合,就只能通过革命的方式。近代西方与东方世界遭遇,相互作用,一个全新的世界历史展开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是在这个历史大潮中发生发展的。因此,中国革命带有强烈的世界主义普世主义色彩,尽管它并不缺少民族主义的内容,但一切都以世界历史进程作为大的背景,脱离这个背景,我们甚至都无法恰当地理解其中的共产主义运动。
正如我在开头那段提到的,中国革命,是中国现代史变迁的主要动力,世界历史的运动则规定着中国革命的目标。事实上,即便是在日常生活用语和习惯性思维方式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及相关的普世主义言词的强大影响力,看到今天无论执政党关于社会发展目标,还是企业家关于经营战略的语言风格,都带有强烈的世界主义色彩。我们可以把这些概括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世界主义转向。
过去对革命史的解释,通常就是说这是对西方侵略的反抗,您怎么看这种解释?
施展:这涉及对近代史的理解。过去关于近代史的叙述,通常就是一段中华民族的屈辱史、灾难史,这样的历史叙述,本能地把中国放在与世界对立的角度上。但仔细看这段历史,你会发现,实际上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历史现象。前面讲过,东西方的遭遇,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内在需求,但这种遭遇不一定是和平的。在历史上,遭遇的具体过程多半是血腥的。但我们仍然需要仔细辨析,看看血腥历史背后是否暗藏了新的历史可能性。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大的历史结构性的需求,不以任何特定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的。而这样一种朝向现代的转型,恰好是我们这个民族迈向自我新生的必要途径,是中国历史的内在需求。
这也就是我所说的在东方和西方的遭遇过程中,东方并不是一具等着被西方激活的枯死僵尸;其实东方始终有一个内在生命的逻辑,只不过其中的某些基因和要素,在特定的节点上,需要被西方来激活罢了。即便西方没来激活,那些东西也潜在着,一旦被激活,马上就会释放出新的巨大能量。反过来,东方对西方,也有这样一个激活效应。我们看西方历史便会知道,殖民扩张史对西方的历史逻辑有着多么深刻的影响。在这样一个更大的历史格局下,我们才能看到一种超越了西方历史的世界历史。这里的空间格局已经远远超越了中原、草原、西域等等亚区域的相互塑造了,这些亚区域的相互塑造带来了中国内在多元立体的生命力。
您的解释模型和地理决定论有什么区别呢?
施展:地理不是决定性要素,地理是约束性条件。比如,你没法想象在草原上可以三从四德,搞儒家的一套,因为它的生态不支撑。你要三从四德一定得在农耕的定居地区,草原上是做不到的。那就意味着草原上肯定没法采纳儒家所要求的生活方式,但这不代表草原上只有一种可行的生活方式,它也有多种生活方式。这就是我所说的,地理不是决定要素,但却是约束条件。有了这个约束条件,意味着有些事你肯定成不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别的事情上你只有一种可能性。
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地说,今天我们讨论历史、政治的时候,忽略地理因素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因为我们在讨论历史和政治问题时,很核心的关注是,第一,秩序是如何形成的,第二,秩序是如何演化的。秩序是什么呢?秩序就是在给定的资源约束条件下,人们彼此如何安顿相互的关系。给定的资源约束条件,这是一切秩序的前提,在古代,最硬的资源约束条件便是地理和生态,你无法在撒哈拉沙漠或者北极圈建立起一个伟大的帝国。地理的约束性,是讨论历史和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我们只要看看那些古典思想家就知道了,直到孟德斯鸠,他们都讨论过地理对历史和政治的影响。你可以不接受他们的结论,但他们的方法是必须正视的。只不过到了二十世纪,我们对历史和政治的研究越来越技术化、专门化,视野局限在特定的领域中,却经常以为得出的结论具有某种普遍适用性,这会使得我们忽视掉一些更本质性的东西,这是很糟糕的。
孟德斯鸠
这几个提示都有启发,但似乎过于抽象了,能谈得具体些吗?
施展:我可以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我在新疆伊犁考察的时候,受到过一个思想上的刺激。我们学习制度经济学,都知道一个基本原理,就是产权越清楚,越向个体和家庭方向收敛,交易成本越低,经济效率越高。这个研究也被经济史所证实,中国在合作化过程中,搞了人民公社,产权从小农户上收到集体,结果农业生产效率受到极大的影响。等到改革开放,解散人民公社,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又落实到个人或者家庭头上,效率不错。于是人们尝试把这个制度全面推广,也推广到了伊犁这边。
伊犁属北疆,是哈萨克游牧山区,哈萨克语里管部落叫做阿吾勒。对游牧民来说,草场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历史上,草场一直是以阿吾勒为单位来划分的。到后来,合作化改革,内地的小农户变成人民公社,那边的阿吾勒也转成人民公社,牧民的草场就以人民公社为单位。实际上,产权单位没有发生变化,不过换个了名而已。所以,虽然内地在人民公社化后,生产效率遭到很大破坏,但伊犁这边却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等到内地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伊犁便也把草场分到个人名下,却出了问题。为什么呢?因为羊只吃一种草,营养就不均衡。羊得吃多种草,这要求草场的面积足够大,才能生长多种草类。足够大的草场,只能以阿吾勒为单位划分,以家庭为单位划分,根本满足不了羊的营养。营养不够,还想把羊养好,只能给羊加餐,加餐的结果就是草场退化。
这件事情给了我巨大的思想冲击,让我重新反思过去接受的那种产权理论。制度经济学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我们没有意识到它的适用性边界。产权单位的有效性,取决于不同的经济形态。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是一种产权单位的适用性,而牧业经济,是另外一种产权单位的适用性。我们不能忽视掉理论的适用性边界。
但反过来问,为什么我们会对这种适用性的边界出现盲区呢?原因在于,我们所有的理论,都是在农业和工业发达的地方形成的,我们以为它们具有普遍适用性。牧业地区没有话语权,就算他们有思想家,因为缺少传播手段,别人很难听到他们的声音。我们所学的理论主要诞生在欧洲、美国,都是资源丰沛、工农业发达的地区。这些理论完全适用于同样资源丰沛、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但一旦扩大它的适用性,马上就触碰到了边界。超出这个边界,制度经济学仍然有效,但它的解释框架,一定要做某些调整,因为它的前提变了,而这个前提的基础,根本上还是地理和生态。
这也是我为什么如此重视地理和生态的原因。今天的很多讨论都忽视了地理和生态,实际上会对有效的讨论带来伤害。假如是韩国那样小规模、基本上是均质化的国家,你忽视地理和生态这些东西,还问题不大,但中国不行,中国如此巨大多元,你不考虑那些约束性条件,你的理论的有效性、适用性,就一定会出问题,甚至会好心办坏事。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些东西,再带回到我们的视野中来。
那么,依照这样一种理论架构,您怎么看中国的未来呢?
施展:我这本书的根本意图,是想要重新解释何谓中国。中国的超大规模决定了它是世界秩序的自变量,我们要理解世界,理解人类未来,很重要的一点是怎么理解中国,因为它的活动直接影响着世界秩序。
该怎么理解中国呢?我在书的最后部分,给出了一个说法。所谓中国,从对内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多元复合的体系,从对外的角度来看,它是世界上的海洋秩序和大陆秩序之间的一个枢纽性存在。中国正因其内在的多元复合性质,使得它担当得起外在的海陆枢纽的地位,而它超大规模的体量,为它赋予了动能,使它担当得起这样的历史使命。这个内在的多元复合体系,是在三千年的漫长历史进程中,逐渐演化而成的。即便它成为大一统的帝国,它内在地仍然是一个多元复合体系。
近代以来,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国最后成为世界秩序的海陆枢纽。我们可以把中国的三千年历史进程,称之为一个世界历史民族的生成。黑格尔所谓的“世界历史民族”,不是说你能够统治世界,去压迫别人;而是说,你能够真正深刻地从精神层面,把握住自己的世界历史意义,理解到自己的命运,进而通过对自己命运的理解与实践,成就其他民族与地区,最终成就整个世界,促成人类共同的演化与发展。这样的民族,才配称之为一个世界历史民族。
世界历史民族,不仅仅体现在物质层面上,它还必须获得某种精神的自觉性。今天的中国,在物质层面,已经具有了世界性的影响力,但在精神层面仍有欠缺;中国的精神自觉性,仍然有待我们去发掘与打开。在这个工作完成之前,中国巨大的物质力量,并不必然导向建设性的方向;而一旦获得精神自觉,则中国的成长,将在真正的意义上,重新塑造这个世界,并推动其向一个更富建设性的方向发展。
当然,还要强调一下前面曾经谈到过的,除了中国之外,还有其他同等量级的力量在深刻而又全方位地影响和改造着全球秩序,如亚非拉人口进入全球化、伊斯兰复兴运动、新技术革命等等,中国的影响,会在这几个量级相当的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展开的,对中国的未来的理解,也要纳入对这些要素的考量。
任何一个伟大的世界历史民族,都一定要获得一个国家作为自己的载体。而所谓的国家,并非凭空而来或是想象出来的,构成国家的诸要素,是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是在中国革命中锻造而成的。通过它,我们作为世界历史民族,我们近代以来轰轰烈烈的革命过程,所有的血泪,所有的苦难,所有的痛苦,都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被证成。过往的苦难,就从单纯的死亡转化为伟大的牺牲。
这里就呈现出我在一开始所谈的三个关键词,“遭遇”“革命”“建国”的内在关联性所在。伟大的中国革命,需要在“新遭遇论”这个大的背景下才能获得理解;革命必须通过一个建国的过程,才能收获其果实,而中国的建国过程,也同样必须在一个世界秩序转型的大格局下,在中国成长与世界秩序转型的相互塑造过程中,才能获得理解。这也可以呼应我在前面说过的,要以理解世界的方式理解中国,以理解中国的方式来理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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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晓峰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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