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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市场

18个难民,18个国家,以及他们2018新年愿望

卢南峰 编译

2018-01-05 13:57  来源:卫报

目前有超过6500万人流离失所,几乎每100人中就有1人无家可归。如果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IDPs)组成一个国家,他们的人口总数将名列世界第21。
新年来临之际,他们的希冀着什么,又恐惧些什么?为此,英国《卫报》特别项目负责人马克·赖斯-奥克斯利(Mark Rice-Oxley)以及来自《卫报》、西班牙《国家报》、德国《明镜》和法国《世界报》的记者采访了来自18个国家的18个难民——这18个国家几乎产生了全世界的90%的难民,询问他们2018年的希望与恐惧。

南苏丹——400万
“我希望战争结束,然后我们可以回去找我的父母。如果我不得不待在乌干达,我希望我们能有足够的食物并且平安无事,但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我能开始接受护士培训。”
——Nuela Etaku,18岁,来自南苏丹耶伊(Yei)省,流落在乌干达的Imvepi难民营

伊拉克——560万
“我的新年愿望是和我在德国做难民的父母团聚。在伊拉克,我每天都在担忧失去另一个亲近的亲属,我的兄弟已经在2014年被杀害了。
“在土耳其,我关心的是我大女儿的教育问题。她上了一所土耳其学校,我不得不在家里教她阿拉伯语。在土耳其,生活成本太高了,但是工作机会却是有限的。我的丈夫是一名建筑工人,最近因为背痛病倒了。他花了好一些时间才恢复过来,现在必须回去工作,否则我怀里的小女儿将不得不在寒冷潮湿的地方挨饿受冻。
“我们确实精疲力尽了,总是整夜发愁如何维持明天的生计。我希望伊拉克能有一段时间的和平与安全,我们也许可以带着孩子们回到巴格达的祖父母那里,为我死去的兄弟上坟。我非常怀念他,他曾是我最好的朋友。”
—— Marwa Kadhim,29岁,来自伊拉克巴格达,流落在土耳其萨姆松

伊朗——18万
“在全球范围内,过去5年发生了很多糟糕的事情。许多人死于战争,数百万人成为难民,而我们被困在这些充满不确定性的监狱里。
“2018年,我希望澳大利亚政府给予我们自由,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梦想,也就是,所有因为战争、歧视和迫害而离开自己国家的人到达一个安全的地方,得到开始新生活的机会。我希望2018年是和平的一年,世界上所有的难民都被给予公正和更多的同情。我希望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能回归他们内心的人性。”
——Behrouz Boochani,34岁,来自伊朗,流落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马努斯岛

乌克兰——210万
“我希望生活回归正常,神经不需要一直紧绷着,那里有着坚实的土地。背井离乡导致了如此多的不确定性,当你从一个时刻进入下一个时刻的时候,你无法预测任何事情。现在,你付出多少并不意味着你得到多少。
“我担心我在卢甘斯克的家人。前线作战带来了一些风险,但我更关心的是叛军组织之间权力斗争的影响。我离家越远,能做的就越少,对他们生活的了解也越少。
“乌克兰人需要清醒过来,防止自己堕入深渊。很少有人理解东方生活的现实,双方都有罪过,但人们有一个很肤浅的把握,把一切划为黑和白。战争不是乌克兰的主要问题,腐败才是。但是人们还是像旅鼠一样奔向悬崖的边缘,却看不到自己正在被抢劫,这必须改变。”
——Anastasia Gundar,27岁,来自乌克兰卢甘斯克州,流落在俄罗斯莫斯科

利比亚——64万
“我没有家,我住在街上,睡在所有能睡的地方。为了生存,我时不时在地里干活,采摘水果和蔬菜。我对新的一年能有什么期待?太多了,每年都是如此。我希望能再见一次我的兄弟,他在米兰的一次事故中被有轨电车撞了,如今卧病在床。我希望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我怕找不到家,我怕在街上睡一辈子。”
——Akram Ben Boubker,28岁,来自利比亚的黎波里,流落在西西里卡塔尼亚

索马里——270万
“我的梦想?明年我希望能在意大利找到一支球队,我想生活在这里,我想踢足球。在索马里,我没有机会展示我在球场上的天赋,我希望在欧洲能做到。
“我的恐惧?我害怕不能养活我的家人(他即将成为父亲)。我害怕找不到工作。”
——Ayaanle Ahmed Ibrahim,24岁,来自索马里摩加迪沙,流落在西西里

叙利亚——126万
“我并不是不快乐,我只是学会了害怕希望。生活教会了我,我们的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即便走很小的一步,也需要巨大的力气。我和我的家人在2013年11月来到德国,在这之前和之后,我长途跋涉,翻山越海,我目睹我最好的朋友在战争中死去,我自己也差点淹死在地中海。
“我学会了德语,获得了A级,并且努力实现我最大的人生目标,学习医学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做一些之前我想要做却因为战争爆发而无法做到的事情。但是,因为医学的入学许可有很多限制,我的成绩虽然很好但并非顶尖,所以我只能学习医疗技术,我挺喜欢它的,但是成为一名医生的念头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我会在今年春天再次申请,祈求好运。
我的父母历经万难才来到德国,尤其因为语言问题。他们失去了一切,房子,农场。今天他们是安全的,但是他们的生活却是依赖性的:社会福利、强制性的语言课程。我希望他们能够找到某种方法重拾创造自己生活的感觉。
我最大的恐惧是我再也见不到我的祖父母了。他们仍然住在大马士革,尽管一些地区战斗已经结束了,但局势仍然很危险,生活也很艰难。权力经常不在线,一些基本生存物品,比如食物,变得更加昂贵。”
——Ruaa Abu Rashed,24岁,来自叙利亚大马士革,流落在德国耶拿

巴基斯坦——130万
“我并没有什么宏图大志,2018年更多是关乎现实的。我来到卡拉奇,历经艰辛,抚养我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并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我不得不背上整个家庭上路。我不认为2018年会与其他年份有什么不同。
“我在非政府组织部门致力于教育工作,2017年塔利班正式对我发出了威胁。安全部队同样也骚扰我们的工作。我们做普及教育的工作,却受到了塔利班和安全不对的威胁。情报部门认为我们是间谍,而塔利班憎恨我们。
“我希望政府变得稳定。当有法律和秩序时,社会运转良好。安全局势已经好转了一些,但极端分子仍然瞄准人们,把重点放在软性的目标上。如果目前的形势继续恶化下去,恐怖主义将会卷土重来,同样的事件将会重演。巴基斯坦的局势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军事行动,领导层不断地变动。我希望在巴基斯坦,这点能够有所改变。”
——Abubakkar Yousafzai,27岁,来自巴基斯坦布内尔,流落在巴基斯坦卡拉奇

中非共和国——96.9万
“我想要正义得到伸张,惩罚那些强奸我的人。但问题是我不知道他们的长相,我认不出他们,即使我去了法院也无济于事。这让我很伤心,因为我无法得到公正。
“我现在想要重建我的生活,我想要像以前一样,重新开始做生意。我真的希望得到帮助,开始新的生活。”
——Busine Diouf(化名),来自班吉,曾经前往机场难民营,如今又回到班吉

缅甸——92.3万
“我在孟加拉国过得不开心。我非常思念我的国家和村庄,我在那里落下了两只山羊,我非常想念它们,一只叫Lal Fari,另一只叫Hasha,我把它们从小养大,现在不知道它们是死是活。
“我想要上学,否则我不会喜欢这里的任何东西。我想要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就像毛拉。我的祖父就是一名毛拉,他一直上到十二年级,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毛拉,我想像他一样。
“我想回缅甸,在我们的村子里重新生活。如果缅甸政府把我们的权利还给我们,我们就会待在那里平安无事。如果我们得不到任何权利,也许我们就得死在缅甸。”
——Narul Amin,12岁,来自缅甸孟都镇图拉托里(Tula Toli),流落在孟加拉国Balukhali难民营

刚果民主共和国——350万
“如果上帝能记得我,并让我重新定居到难民营外的一个发达国家,我就可以回到学校,实现我的梦想和目标,那2018年将是美妙的一年。我想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工作,因为有很多事情正在发生,比如战争,我们这儿还有国内暴力。
“我想成为一名人道主义者,一名与儿童一起工作的国际人道主义工作者。我认为,如果我被录取了,我就有可能回到学校,取得好成绩,但在难民营,这太困难了。
“孩子的处境是最糟糕的,因为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希望,有时候我真的在祈祷,和平到来。”
——Edward Mola Rushambara,24岁,生于肯尼亚卡库马(Kakuma)难民营

委内瑞拉——5.2万
“我的国家正每况愈下,没有药,没有钱,没有自由,什么也没有。那是一个不宜居住的地方。我的2018愿望是改善局势,承认恢复权利,实现真正的民主。我真希望这事儿能尽快发生,但我知道不会的。委内瑞拉陷入了一个黑洞,唯一的办法是更换统治者或者奇迹降临。
“2018年对我个人而言是决定性的一念,因为我将最终知晓,他们是否接受我的避难申请。我是一名律师,目前正在西班牙攻读硕士学位。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在委内瑞拉,我每天都害怕,我因为同性恋身份和意识形态受到威胁,因为参加了反对派的示威活动被军队绑架。
“我在这里的生活平静多了,我个人和情感上都很平静,但我相信每个移民都渴望在自己的国家死去。我希望能与我的家人和朋友团聚,回归我被迫放弃的生活。”
——Aives Samuel Maiorana Flores,34岁,来自委内瑞拉巴基西梅托,流落在西班牙马德里

也门——300万
“我希望回到我的家乡,我希望有人能帮助我从零开始重建家园,我希望战争在2018年结束,因为我们已经崩溃了。
“我希望我能再见到我的家人,他们住在泰兹市,我丈夫在回家的路上被杀。我的健康已经恶化,我没有得到任何医疗护理。我现在真的很伤心,因为战争蹂躏了我的家和我的生活。
“我希望沙特阿拉伯结束轰炸和包围。我也希望胡塞武装和(也门总统)哈迪支持的部队停止战斗,让我们和平地生活。”
——Taqiah Ali Mansour,45岁,来自也门塔伊兹,流落在也门萨那Khamer国内难民营

布隆迪——74.2万
“我希望2018年继续完成学业的梦想能够成真,我希望我对长跑运动的激情能够成为现实,但最重要的是,我希望和平再次降临布隆迪,布隆迪的儿女能够生活在一起,不用担心被杀或因不公而入狱。
“我很幸运,感谢上帝让我逃到乌干达,并在过去两年半时间里能够住在避难所。远离我的国家、我的家庭以及我熟知的一切是艰难的,但现在更艰难的是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难民。”
—— Olivier N,19岁,来自布隆迪布松布拉,流落在乌干达纳基瓦(Nakivale)难民营

哥伦比亚——770万
“我担心,做了这么多年的受害者和人权捍卫者,经历了我遭受的一切苦难后,这一年仍是没有改变的一年。我在2000年流离失所,至今仍然没有过上任何称得上‘尊严’的有质量的生活。我们这些流离失所、一穷二白的人仍然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在哥伦比亚社会眼中,我是一个受害者,也就意味着低下的社会地位。我希望2018年能有所改变,但恐怕不会。
“自从2011年政府通过一项受害者法案以来,我一直在与流离失所的人打交道,这是一个混乱而可怕的世界。这在纸面上是一项很好的法案,但在实施上它只是一个烟幕弹。它说流离失所者能够得到补偿,但在现实中却并非如此。哥伦比亚被认为处于和平,但是今天有更多针对我们的谋杀和威胁。我希望国际社会倾听我们的声音,但我害怕我们将继续生活在权利和安全得不到确定的世界之中。”
——Orlando Burgos Garcia,53岁,来自哥伦比亚巴兰卡伯莫雅,流落在哥伦比亚贝莱斯(Velez)

尼日利亚——320万
“我来到这里是因为‘wahala’(尼日利亚语中意为无处不在的麻烦)。博科圣地袭击了我们的村庄,我们逃走了,但我的母亲因为年纪太大逃不走,所以他们杀了她。
“我们的村庄没有和平,博科圣地仍然在那里。有些人回去了,他们很害怕,但是他们在那里有工作,他们不得不去。
“我的父亲还在那里,我每周都给他打电话。我总是在打听消息,打听谁谁谁是活着还是死了。我不想回尼日利亚,我不喜欢那里,那里没有和平。我希望我有钱去看望我的父亲,但我不会留下。”
——Deborah Morphus,24岁,来自尼日利亚阿达马瓦州,流落在乍得Baga Sola难民营

苏丹——290万
“2018年的第一愿望是找到工作。六个月前我获得了避难身份,拥有了一套公寓。我想要把我的妻子接来这里,她还在尼亚拉,但我得先找个工作。我参加了一次重型卡车司机的面试,我希望能成功,我还在等待答复。
“我曾是达尔富尔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司机,2015年因为受到国家安全部门的威胁不得不离开。情报部门让我去谴责我在难民营里接触到的政治异见者。我曾拥有工作、朋友和妻子,现在我不得不在远离他们的地方重建这一切。
我的亲朋好友很想念我,值得庆幸的是,还有WhatsApp(一个通信应用程序)。我经常回想起我以前的生活,简单的事物——食物、气味、空气、户外的夜晚、斋月的家庭。我希望2018年达尔富尔的镇压能够终结。我在媒体上没有听说太多,但几乎每天都有犯罪发生。”
——Ahmed Khamis,27岁,来自苏丹达尔富尔尼亚拉,流落在法国维希

阿富汗——520万
“我们只是梦想能够生活在一个不必惧怕死亡的国家,我梦想能让我七岁的弟弟离开阿富汗。
“我弟弟对我抱有很大的期望,他不知道我收到了驱逐通知书。
“我们的父母被塔利班杀害了。我们有权提交三次移民申请,但被拒绝三次后,我们就会被逮捕,并被送上飞机。
“我的噩梦没有止境。”
——Nasrat,17岁,来自阿富汗,流落在瑞典弗卢达
责任编辑:伍勤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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