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不相识︱提问2018：何如到达欧洲？

2009年末欧债危机爆发后，中欧务实合作，中欧关系迅速走出2008年民意对冲的阴霾，“中欧关系热”持续升温。2014年中国发表《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2016年欧盟发表《对华新战略要素》，双方各自完成了对新时期中欧关系的评估。

但大概2016年下半年以来，中欧关系又隐约有变。中欧都重新打量对方，重新审视对方，中欧关系面临重新定义。盖因经济危机虽然稍歇，但危机所导致的全球大调整还远未结束。英国2016年6月23日公投脱欧，“谁是欧洲”、“欧洲怎么走”再成悬疑。特朗普2016年11月意外胜选美国总统，虽助推中欧走近，但其掀起的满天尘土，也让中欧关系重新定义的过程更加紧张。

幸好中欧关系在前几年积蓄了很多动能，故因应各种情况有所余裕，内紧外松，仍为全球最好的双边关系之一。

2017年的中欧关系有两大特点。第一，中欧都紧张地评估对方的发展前景及国际影响。

过去中国精英认为欧洲战略上是一极，发展模式上是模范，并未认真研究过欧洲的社会问题。即便欧债危机，也只是让中国人反思欧元区制度和欧洲一体化。但英国公投脱欧后，人心浮泛、河山待整的欧洲形象呼之欲出，中国精英对“欧洲怎么了”开始有了真诚的兴趣。2017年荷兰、法国、英国、德国、捷克的大选，在中国受到的关注度远超以往。法国“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未能上台，让中国人也跟着舒了一口气。

而欧洲也在重新审视中国。欧债危机以来，全球格局剧烈调整，欧洲便已开始重新评估中国。但类似美国那样的大规模对华政策讨论一直没有发生。因此虽有《对华新战略要素》，欧洲的“中国观”仍未完全成型。2017年十九大的举行，给了欧洲一个观察的窗口。在欧洲，关于十九大的新闻报道比以往为多，而十九大后各类访欧宣讲团，也比过去为多。欧洲人的视角，和中国人固然不同，但其要“理解”中国的迫切心情却毋庸置疑。

早在一百多年前，中国人就在和欧洲人的交往中得到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并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受到欧洲很深的影响。但在欧洲那边，直到2017年，精英中才普遍有了一种要正视中国对欧影响的意识。智库“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在关于2017年中欧关系的报告中，便有一句话：“现在，中国已经处于欧洲之内”。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欧洲对华的主要看法有两条：一是把中国的发展视作欧洲的机会，二是希望通过与中国接触来改变中国。大概2006年前后，欧方发现，中国的发展对欧洲也构成一定挑战，而中国也并不完全按欧洲设定的方向去发展。因此欧洲对上述两条看法作了微调。欧盟委员会在2006年发布《欧盟－中国：伙伴关系与责任共进》及其“姊妹文件”《竞争与伙伴关系：欧盟－中国贸易与投资政策》，明确要求中国加快改革开放、承担更多责任。

到2017年，欧洲的“机会论”、“接触论”虽无根本改变，但有所弱化。与此同时，后悔让中国占了便宜、呼吁在对华交往中加强自我保护的声音比以往突出。由于欧洲各国国情不同，在对华看法上也出现了一定分化。西欧对中国警惕心理明显上升，但东欧却更倾向于将中国视为机会。

特朗普在2017年年初上台后，一些欧洲人希望欧盟能成为新秩序的领头羊。但欧洲很快发现自己力有不逮，所以有心寻找“靠谱”的全球合作伙伴。恰好，中国外交进入了新时期，积极参与全球事务。在全球治理问题上，中欧似乎结成了天然的同盟，价值观从未如此接近。

目前，中欧双方的认识都还没到尘埃落定的时候，处于引而不发的状态。欧盟倾向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拉中抗美，而在贸易保护问题上拉美抗中。

第二，中欧关系形成了一种“上有顶、下有底”的格局。

中欧关系自2009年以来快速升温，一是因为欧洲在经济上需要中国帮助，二是因为中国大力经营欧洲、大力塑造中欧关系。2016年，欧元区19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首次恢复到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的水平，而2017年经济复苏势头进一步巩固。在此情况下，欧洲对中资的需求不如以前迫切。而在中国方面，随着对欧工作进入“初步收获期”，中国对处于多事之秋的欧洲观望情绪有所上升。

特朗普上台，给中欧“战略走近”带来了绝好的机会。但中欧并未抓住这个机会实现双边关系的突破。2017年7月举行的第19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未能出台共同声明，甚至连关于气候变化的共同声明都没有，成为连续第二年没有共同声明的峰会。中方对欧方处理“入世议定书十五条”问题的不满是主要障碍。中美欧大三角关系的微妙平衡，可能也阻碍了中欧进一步走近。此即所谓中欧关系“上有顶”。

但在新闻通稿中，中欧双方都盛赞峰会成功。且事实上，中欧关系中也出现了一个“战略合作”的良好氛围。下半年，中欧围绕朝鲜、伊朗、缅甸等地区热点问题的沟通明显比过去频繁，为中欧今后在国际事务上合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另一方面，中欧关系中有不少若隐若现的问题，但未对中欧关系构成实际的挫折。此即所谓“下有底”。

中欧关系中的第一个问题，即上文所提“入世议定书十五条”（即过去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2016年底，欧盟拒绝让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自动转正，反而提出反倾销、反补贴新规，其核心内容是放弃原有立法中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概念，代之以“市场扭曲”的概念。中方认为，这有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中第十五条的规定，遂将欧盟“告”到了世贸组织，启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程序。虽然李克强总理在2017年年中访欧期间向德国、比利时等国施压，但新规一旦进入欧盟立法程序，已非单个成员国可以左右。年底，新规得到欧洲议会首肯，正式出台。

中欧关系中的第二个问题，即欧盟对中企投资设限。2017年2月和7月，法、德、意三国两次给欧委会去信，希望对来自欧盟之外的投资进行限制。最终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9月的盟情咨文（施政演讲）中提议出台一个筛选外资的框架。一些成员国已经等不及欧盟统一部署，德国内阁在7月通过对外经济法修正案，对欧盟以外投资者在德国进行收购制定了新的审查规则。

无论是“入世协定十五条”还是欧盟对中企投资设限，欧盟在处理的过程中都尽量不“点名”中国。但是，中欧的“模式之争”已逐渐凸显。欧盟对中国的主要担心是，中企在政府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获得对欧“不正当”竞争优势，甚至抢占欧洲的高新战略技术。此外，欧盟也在这个问题上与美、日进行了协调。在2017年12月的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期间，欧盟、美国和日本罕见发表联合声明，称将在世贸组织和其他跨国组织层面展开合作，联手对抗由政府补贴、国有企业、胁迫技术转移等所造成的不正当竞争环境。

媒体对于中欧经贸摩擦多有炒作，但中国政府的回应比较理性。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中欧经贸合作的实际情况不错。由于欧洲经济和中国经济在2017年的表现都好于预期，中国对欧出口复苏很快。2017年前三季度，中国对欧盟进出口增长了16.4%（而2015年为-8.2%，2016年为-3.1%）。在投资方面，中国对欧投资前几年激增太过（2016年中国对欧投资额是2006年的约70倍），确需沉淀消化；而中国本身也在限制资金外流，在2017年频出重拳引导有序对外投资。第二个原因则是美国在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比欧洲更为强硬。从外交大局看，对欧仍宜以“拉”为主。

中欧关系中的第三个问题，则是欧盟和西欧国家担心中国对欧洲“分而治之”。这种担心在2012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举办首次“16+1”峰会之后即开始浮出水面。近年的一些事件刺激了这种担心。2016年7月，由于希腊和匈牙利反对，欧盟未能对中菲南海仲裁结果及时出台措辞强硬的声明；2017年6月，由于希腊反对，欧盟未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批评中国人权纪录的声明。在担心之下，欧盟也作了些“反击”：欧委会于2017年2月对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标志性项目——匈塞铁路展开调查，以核查其是否违反了公开招标的欧盟法律；在9月的盟情咨文中，容克提议成员国在外交决策中放弃一致表决制，而接受多数表决制。

但是“分而治之”的担心仍然可控。第一，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是众多欧洲国家的心愿。比如在2017年11月的“16+1”峰会期间，东道主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表示：“如果欧洲把自己关起来，那么它将失去发展的可能性。我们16国一直是开放的，未来也会如此。我们一直把和中国的合作看成是重要的机遇。”第二，中国十分重视“安抚”欧方情绪。2015年之后的历届“16+1”峰会都邀请欧盟官员作为观察员出席。而且，中国并未趁“16+1”合作向好之势，进一步推动中国与南欧、北欧的制度性合作——须知中国与北欧板块的互动在2017年十分活跃。

2018年，是英国脱欧谈判的关键年，也是法德携手推进欧洲一体化的关键年。欧洲，仍然笼罩在不确定性当中。2017年中欧关系的两大特点还将持续。诚然，由于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梅、甚至德国总理默克尔可能相继访华，与2017年这个欧洲大选年相比，2018年中国与欧洲大国的双边外交可能会有更多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