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丽娅·史密斯︱从混沌到启蒙——欧洲龙的自然史（下）
在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影响下，教父们发展了一套理解物质世界的程式，在之后的一千年间，左右了欧洲哲学。圣奥古斯丁（354-430）认为，上帝创造的世界充满了各样符号，只要解释得当，都能透露蕴蓄着的高一层的要义，指向宗教的真理。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圣书的比喻，破译有形世界和精神世界，或“新约”同“旧约”间的类比。神创的有形世界，是一复杂的象征系统，或达到宗教真理的手段；知识的一个用处，就是发现并解释两者的类比。他举蛇的几项正面价值为例，依次说明（De Doctrina Christiana, 2.24）：
知识的缺陷，可使［经文的］比喻显得含混不清，如果我们不了解动植物、矿物或任何事物的本性；而这些，在《圣经》里常作类比。众所周知，蛇受到攻击，宁可藏起头而把身子留在外面。这其实再清楚不过，提示了主的意思：他要我们“务必机警似蛇”（太10:16）。故我们应当将身体，而不是头，即基督，暴露给迫害者（弗4:15）。如此，基督的信仰，［比作］我们的头，就不会横遭杀戮。假如我们藏起身躯，露出脑袋，岂不等于拒绝了上帝！还有，人们说，蛇会用力钻小洞，让自己蜕皮，更新力量。这跟我们学习蛇的智慧，脱去“旧人”，恰是一个意思（弗4:22）。诚如使徒所言，要更新，首先得脱去“旧人”，走窄路。因为主说了：“你们要进窄门”（太7:13）。所以，通晓了蛇的本性，就能理解大自然在那动物身上展现的许多类比。
《圣经》里但凡提到龙的地方，都能用类比诠释。加之《启示录》将龙等同于恶魔，更成全了一大便利。这种思维模式的典型，美因茨大主教拉巴努斯（Hrabanus Maurus，约780-856）可算一个。他曾按字母顺序编了一部《圣经》名喻指南（Allegoriae in Sacram Scripturam），其中“龙”的条目是这样开题的：“龙，即魔鬼，如《启示录》所言”接着，由圣书中别的表述推论，把龙定义为现世的阴谋、敌基督（Anti-christ）；复数的龙，则是魑魅魍魉、犹太人、异教徒。拉巴努斯还写了一部《宇宙论》（De Universo libri XXII），是古代知识和基督教神学的百科。他循罗马自然史家的旧例，将龙、蛇归于一类，解释说，龙就是魔鬼及其走卒、迫害教会者；并以《诗篇》74:13-14（见前文）作一范例，即采用圣奥古斯丁的解经法，取一段经文比附发挥，阐明宗教的真理：
《诗篇》的作者说：“是你，运大力分开汪洋，大水之上，打碎怪物的脑袋”。因为［上帝］分开了红海，命波涛退却，露出一条干路，穿越海底。“打碎怪物的脑袋”：这奇迹最好解释，渡海乃是圣洗礼之预象；［类比的］一边，是海怪的头，那秽物的灵［碎了］化为乌有；另一边，是洗礼盘，即濯净罪人被玷污了的灵。接着的一句，“是你，砸扁海龙的头颅”：这儿，“头颅”用的是复数，意谓各种精神上的恶；而“海龙”却是单数，喻指撒旦……它的头被“砸扁”了，扔出天外，因它的骄傲而不得保留它原本的光彩。
精致的神学解释，对象是有教养的寺院僧侣，做他们研习《圣经》的辅导。简单的象征，如龙做恶魔的化身，则常见于大众阅读［或聆听］的圣徒传记。圣徒传里常有屠龙故事，象征圣徒与恶的搏斗。但如果圣徒是传教士，龙又可代表异教“迷信”。某些情况下，搏龙也隐喻圣徒内心为坚持信仰，抗拒色欲、尘世的学问或享乐等，而展开的斗争（Merkelbach, cols. 247-250; Le Goff, pp. 159-88）。
有一段圣徒传里对龙的素描，值得全文录下，因为从中不难体会到龙的形象可以刺激出多大的想象力（Wrmonoc, p.447）：
只见那大蛇并无腿爪，却靠一排排肋骨跟一层层鳞甲，对称地从头颈一直到小腹支撑起身躯，仿佛鳞甲就是爪，肋骨便是腿。它又不像虫，靠伸曲柔软的脊背朝前运动。这爬虫的走法十分奇特，它一左一右扭摆起来，让肋骨始终与脊椎相对；边走，边将鳞甲刺进土里，肋骨却直立在那儿。这么左右两侧轮番快速向前，登险坡如履平地，只留下两行肋骨的印子在地上。无论投枪刀剑都伤不着它。那可怕的鳞甲，如同一堵用盾牌连环锁起的斜墙，武器投去，铛一声便奇迹般弹在一旁，那大蛇的皮肉丝毫未损。它一路又咬又踩而来，甚至口喷毒气，伤害的人无计其数。这怪物听见有人接近，便兀地胀了脖子，掀开血盆大口，鼓起双目，闪出灼灼凶光，那只瘟神般的头，抬得比磨坊的风车还高，下身则盘作一团：整个身躯从脑袋到尾巴尖，总共一百二十英尺不止。
有趣的是，这幅活灵活现的龙肖像，并非全部出自作者的想象。事实上，这段文字主要取材于罗马晚期作家奥罗修（Paulus Orosius，约383-418?），只作了少许改动，以配合语境。这就为我们指出了中世纪另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尤其是说到龙传统），即希腊/罗马文化的传承。公元77年，老普林尼完成了他的三十七卷《自然史》。这是一部知识与传闻杂糅相间的百科，由作者从希腊典籍，特别是向亚里士多德收集荟萃，外加自己的观察研究而成。书中论及宇宙和地理，人与动植物，矿物、医药同建筑。后世学者如苏利弩（Gaius Julius Solinus，活跃于三世纪）和塞维尔主教以西多（Isidore of Seville，约560-636），都从中取材或编过简本。中世纪学者正是通过这些人的著作，了解古代的自然知识，包括龙的习性。那时候的人做学问，有一个如今难得的便利，就是可以放心增删古人、旁人的作品而不必注明出处。
老普林尼认为，龙（draco）是一种大蛇，跟一般的蛇有别，但无毒。他记载了龙的种种特异功效：龙头埋在门槛下，可以给家人带来好运；龙眼睛风干，做成油膏，跟蜜和匀了揉进皮肤，可以防止夜晚受鬼魅惊吓。他还讲述了龙和印度象之间永恒的争斗——龙卷住象腿，奋力扼杀大象，却被倒下的巨兽压死（Pliny, 8.11-12, 29.20）。苏利弩重复了这个故事，但解释说，龙因为性热，需要喝大象的“凉”血，所以才成了宿敌。他把龙的主要产地定在埃塞俄比亚，并对龙的性状添了一个说法：龙的威力主要在尾巴，不在牙齿（Solinus, 25.10, 30.15-16）。以西多则更进一步，称龙不但比蛇大，而且是世上最大的动物。它头上有冠，住洞穴，能飞；不仅在埃塞俄比亚，在印度也有分布。
以西多的Etymologiae
以西多是糅合《圣经》跟希腊/罗马典籍中有关龙、蛇的论述的第一人。他指出，蛇性最为机敏，因为《创世记》3:1说了：“蛇，是上帝所造的野兽中最聪明的。”（callidior，兼指狡猾；Etymologiae, 12.3-4）观念上，中世纪的龙是圣书名喻同古代自然史结合的产物；古典传统为阐发基督教伦理提供了素材。例如，奈坎（Alexander Neckham, 1157-1217）著百科全书《物性论》，上自三位一体，下至芸芸万物，为整个宇宙编织伦理注释。他也论及龙象之争，但补充一点：为躲避龙的圈套，母象从此就站在水中央生产。由此，引申出一个清晰的神学观点：人是为了跳出那“古蛇”或恶魔的埋伏，而接受洗礼的（De Naturis Rerum, chap. 145）。
也不是唯有龙和别的神怪，才够格作此发挥。中世纪家喻户晓的，有所谓动物寓言集（bestiary），无论真实的抑或想象中的动物，都可以做基督教伦理的例证。寓言集的文本，由于不断传抄而一代代变化，其影响许多世纪以来，波及社会各个阶层。但主旨永远是：上帝的目的彰显在世界的每一细节，动物和怪物的习性给我们提供了寻求救恩的线索。在寓言故事里，龙代表魔鬼，是确定无疑的（White, pp.165-7）：
Draco，龙，蛇中之巨，事实上也是世上最大的动物。希腊人称之为drakōn［大蛇，目光凶恶故。词根同动词drakein, derkesthai，扫视，或名词drakos，目］，所以拉丁语叫draco。龙爬出洞来，常举足腾云，令身体四周的空气发光。有冠，小嘴，窄喉，从中吐纳空气，伸出舌头。又，其力量不在牙齿而在尾巴，不靠刺击，而靠甩打，所以并无毒汁为害。它不需毒汁杀伤对手，是因为它可以缠杀任何动物，即使大象那么硕壮也不能幸免。龙埋伏在象游荡经过处，用尾巴圈住象腿，将象绞杀……而魔鬼，那条最大的爬虫，很像这龙。它从老巢飞将出来，空气也会放光。因为恶魔自下界升起时，会把自己变成光明天使的模样，用虚假的希望、荣耀、尘世的幸福迷惑笨人。据说，它也有冠，即王冠，因它是骄傲之王。它的魔力也不在牙齿而在尾巴，为的是诱骗那些失了警惕心，不由自主追随它的人。那魔王躲在人常走的路上——他们去天上的路，已经被自己的罪结成的那张网挡住了——也伺机欲将他们扼死。任何人叫罪恶缠上了，都是死路一条，只有下地狱的份。
这一段生动的写照，细节均出自以西多；作者依照《启示录》以龙喻恶魔的程式，把龙的每一个特征都译作了神学类比。
（De Animalibus, 25.27）
。显然，他对神学观点不感兴趣。然而，阿尔伯图谨慎的怀疑主义，只在大学圈子里有所影响，进不了通俗文化。重要的是，他的著作表明，即使在中世纪，也没有一套人人接受而不存异议的关于龙的信条。博学的哲人和民间艺人共享一个由《圣经》、教父和古典文献融汇而成的大传统，但主观上，对于龙，他们又各有各的体会。尤其丰富多彩的，是视觉艺术中龙的形象；龙给了中世纪艺人一个发挥聪明才智和想象力的好机会。
长期以来，蛇（无翅无腿的爬行动物）与龙的界限是不清的，模样和大小，传统上也没有定规。但是自十世纪起，普遍地，龙有了翅、角、须，以及猛兽的爪，姿态也变得格外凶恶。从此，这形象在西方艺术传统中扎了根。拜占庭帝国跟中、东欧信希腊东正教的各族，龙的造像则稍稍不同，突出了爬行动物的体征。表达上最具戏剧性的，大概要算《启示录》的七首戾龙：或是六只小头簇拥一个大头（如德国邦堡的“启示录”），或是七根脖子并排长在肩上（如法国安茹的十三世纪挂毯“启示录”）。也许，《启示录》的龙的最有名的形象，属于丢勒（Albrecht Dürer, 1471-1528）创作的一系列木版插图。每一片图版都绘制精巧，充满了传统的象征。在十五世纪，七首龙又是七宗罪的名喻（骄傲、吝啬、贪吃、忌妒、懒惰、好色、忿怒），七个脑袋各以其不同特征指其中一罪。丢勒的画，便是这一程式的典范。至于龙的身材盈缩，我们可以这样比较：小的一端，法国阿尔比大教堂有一座十三世纪的圣约翰塑像，描绘他从圣餐杯中驱除一只猫仔大小的龙；大的一端，龙的火焰熊熊的胃，常画作地狱，用来恐吓世人。
中世纪的龙，是上帝的宇宙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形态差异悬殊，其象征功能却始终如一。
然而，龙不仅是一个神学象征；人们相信龙的存在。直到十六世纪，编年史里还不乏人看见龙的记载。龙血，更是中世纪常见的药物，可以从朱砂中提取，据说这种矿石凝结了垂死的龙的鲜血。据称，龙血治肾结石和失明，疗效最佳（Hogarth, p.124）。另据奈坎记载，龙肉价高，生意兴旺，尤以埃塞俄比亚为甚。在那儿，赤日炎炎之下，龙肉是难得的消暑珍品（Neckham, chap. 147）。中世纪的龙，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繁殖起来的；养育它的，是《圣经》意象、古典遗产、民间传说和旅行家的故事，加上基督教的象征思维的通力合作。
人普遍相信世上有龙，这个不难理解。须知龙不过是栖息在中世纪的众多怪兽中的一员。鹰头狮身兽（griffins），半人半马的海妖塞壬（sirens），人鱼（mermaids），蛇怪（basilisks），独角神马（unicorns），诸如此类，绝不比龙来得稀少，且各有各的神学象征和人们熟悉的艺术形象。一如常见的鸟兽鱼虫，怪物在神创的秩序中也占着一席之地。
同样重要的，还有传说中的怪人。老普林尼［的读者］把希腊人笔下地中海以东遥远国度的各色畸形奇人，输送到中世纪来了。于是人们知道，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外面，生活着一种狗头人（cynocephali），而利比亚沙漠有“刑天”样的胸面人（blemmiae），非洲腹地有侏儒族（pygmies），印度则有独脚快人（sciopods）；后者躺在太阳底下，举起一条奇大无比的飞毛腿当阳伞。一俟旅行家带回那些民族的奇闻轶事，传教士便出发，去感化他们——他们存在于这神创世界的目的，得到了教会的认可。怪人同怪兽一样，可以帮助人们理解那超出已知世界的存在，将人对未知世界的恐惧戏剧化、拟人化了（Friedman）。
由此可见，要对龙的存在发生疑问，须有一个条件，即诠释自然界的模型不再把全能的造物主作为认知的起点，不再依赖古典传统，把它当作理解自然现象的知识源泉。虽然对鸟兽的直接观察和如实描述，是中世纪后期艺术的一大特点，有关欧洲动植物的经验知识，也早有猎人、农夫、药剂师及别的实用行业的积累；然而，中世纪以大学为基地的经院派学说根深蒂固，就连伴随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而来的欧洲思想的大转向，也触动不了（Raven, chaps. 1-2）。毋宁说，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学者一头钻进了古典传统的故纸堆里，一心一意剔除中世纪的附会和误解。他们对观察自然界不感兴趣，只喜欢编订可信的版本（如老普林尼的《自然史》）和百科式的手册，收集考据古代作者的知识。这方面的佼佼者，是格士纳（Conrad Gesner, 1516-1565）和阿德罗万蒂（Ulysse Aldrovandi, 1522-1605）。格氏颇有影响的五卷《动物史》，出版于1551至1621年间，收录了古今作者描述的各种动物（还特意从中挑出一头两足龙，作插图）。阿氏著作等身，死后有两卷《龙蛇史》问世（参阅Thorndike, vol. 6, chap. 38）。上卷论蛇，就词源、形状、产地、象征、象形文字等一一考证；下卷用同样方式研究龙，滔滔不绝，一百多对开页的记述，都是他从通读了的古典作家跟《圣经》注释中钩沉所得。编者在书里附了插图，其中一幅，画的是1572年发生在波伦亚（Bologna）附近的“真实故事”：一匹两足龙被农民的大车撞到了。这龙的遗体，后来就保存在当地博物馆里。
《龙蛇史》插图
阿德罗万蒂代表了十六世纪欧洲人对知识积累和编纂的渴望。如同当时的一般自然史著作，他的书在方法论上，囿于古典文本的考证，完全缺失对直接观察的兴趣（参见Debus, chap. 2）。他又代表了那个时代的风气，热衷于奇迹、怪物和畸形。不过，这一切已经不再充当神意的符号，而是做了好奇心的研究对象。它们成了君王蒐集的珍稀，由学者录入史书或编进《怪物志》（如Lykosthenes）。在自然史领域，直到十八世纪，阿氏还被人当作权威引用。对顽固的传统自然观的挑战，并非来自文艺复兴时期学术的主流。
十六、十七世纪的地理发现，大大扩充了欧洲人关于远方大陆和动植物的知识。但人们对怪物和奇迹的传统迷信远未绝迹。旅行家仍沿用中世纪的思维模式，解释他们在美洲和西印度群岛的所见所闻，传说中的怪人就住在这片已知世界奇异的边陲。故而阿德罗万蒂相信，意大利航海家阿美利哥（Amerigo Vespucci）发现了史书上早有记载的怪人之一，食人番（anthropophagi；Aldrovandi, p. 359）。古人关于印度产龙的说法，也得到了证实。各种珍禽异兽同怪物的收集，一时蔚成风气，尤以严肃的科学家圈子为甚，包括1662年成立于伦敦的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见Thorndike, vol. 8, chap. 30）。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西方十七世纪对自然界的理解可以这么总结：“珍奇怪诞与正常、自然、科学之混合。”（同上，vol. 8, p. 13）
十七世纪科学革命对欧洲［思想］最深远而直接的影响，是伽利略开创的关于宇宙本质的数学与机械论模型；他的学说把直接观察和连贯的逻辑解释，置于首要地位。但是，由此而起的天文学和物理学的进步，没有立刻触动自然史的研究。在伽利略与教会的《圣经》创世说一刀两断之时，不少博物学家还在用老眼光看问题，把由新发明的望远镜带来的新发现，当作造物主的神圣目的之彰显。他们的著作仍在重复：越是了解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就越能领会神意的安排（Raven, chap. 18; Hankins, chap. 5）。
T. L. Hankins, Science and the Enlightenment.
渐渐地，直接观察和连贯的逻辑解释才开始进入动植物研究。直到古典遗产残存的权威被最后推翻，严格的、祛除了怪人与龙的生物学——生物分类法才有可能创立。这里，没有相当于伽利略给物理学带来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而是慢慢地脱离植根于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旧分类法。新分类法的关键是“种”（species）这一概念。探索始于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先是植物研究，然后（十八世纪中叶）又拓展至动物研究。只有当“种”作为独立繁殖的类群被认知，所有生物用同一原则系统分类的方法，才成为可能（Hankins, chap. 5; Mayr, chap. 4）。
E. Mayr, 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Diversity, Evolution and Inheritance,
因此，十七世纪的博物学家尚未掌握使他能够质疑龙的存在的概念性工具。接踵而来的，是对直接观察的日益重视，及对《圣经》和古典作家权威的挑战与否定。人们认识到，动物一般只跟同类交配繁育，生命周期自有其内在规律。可是，要证明龙的不存在，却非易事。有一个人大胆尝试了，那就是邦多医生（Jean-Baptiste Panthot, 1640-1707）。他批判了老蛇像蚕变蛾子那样，成精化龙的传说，却驳不倒龙自成一种，即“龙生龙”的理论。末了，只好引述别人的游记，指出作者并没有在印度或埃及亲眼见到真龙。结论是，龙无非是撒谎、害怕、轻信的产儿（Traité, p. 30）：
以上例子说明，人们很容易道听途说，就把种种硕大而危险的野兽的行状，集中到龙身上，说它如何凶恶如何食人；其实根本没人见过，甚至寻找过龙。应该在此意义上理解《圣经》里多次提及的龙，因为经文从未给出任何具体环境，供我们判断，说那些龙跟我们现在听说的有一点点关系。
但是，邦多无法证明自己的论点。他不得不承认，假如真有人见过自然界的龙，则龙一定是由两种不同的动物，例如蛇跟蜥蜴，杂交而生。他的最后一记“杀手锏”，却是诉诸人性：如果有龙，那么人必然有办法捕获它，就像猎取狮子、大象，因为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人类追求荣誉和利润。
邦多代表了人们珍惜的传统信念跟理性常识间的冲突和混乱，这一十七世纪末自然史研究中的突出现象。他的论著清楚地表明，正是实践观察加上物种概念，促成了龙在欧洲思想中的衰亡。无巧不成书，给龙的最精彩的一击，轮到了伟大的瑞典植物学家，现代生物分类法的创始人林奈（Carl Linnaeus, 1707-1778）。1734年，德国汉堡一家商号声称购得一条七首龙，请林奈前去鉴定。林奈看后大为佩服——不过他佩服的是匠人们别具匠心，将不同种属动物的肢体缝补成“龙”的高超技艺。把戏戳穿之后，商人们曾威胁起诉，告林奈诽谤罪（Hogarth, p. 187）。
正是启蒙运动在科学上的进步，让人抛弃了龙。十八世纪的思想家不再需要龙来扮演毁坏力和恶的化身，也不用它象征未知世界。大写的“自然”和“理性”，取代上帝，成了解释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基准。
本文的探讨，是尝试把龙看作从神话、神学名喻，到现代实验科学兴起之时，各式世界观的一个范例。就思维方式而言，龙属于直觉与想象，不靠逻辑和观察。狄德罗在启蒙科学的丰碑，他的《百科全书》中总结了这一点，将龙定义为想象的产物，“传说中的动物”（animal fabuleux）。他认为，龙在不同时代指涉各种不同的奇异、罕见、可畏或巨大的动物，如巨蜥、鳄鱼等（Encyclopédie, vol. 5, p. 104, "dragon"）。这一解释本质上至今有效：古代和中世纪的龙，是非真实的神话动物，它代表了一切非科学而无序的事物。
《百科全书》
进入二十世纪，龙已经离开玄学而出没于小说、幻想和童话。它是不是还起着投射我们危险的毁坏力，或人的本性的作用呢（Bettelheim, pp. 75-6）？假如持这一观点的心理学家没有说错，那么，龙依然住在我们心里，正如它第一次出现在Tiamat和Marduk的时代。
一九八八年三月，原载《九州学刊》2:4, 1988。
朱丽娅·史密斯（Julia M.H. Smith），时任美国三一学院历史学助理教授，现任牛津大学万灵学院中世纪史讲席教授。
作者尾注：我要特别感谢Michael Lestz说服我写这篇文章。David Ganz鼓励探索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犄角旮旯，Gary Reger帮助解读Wrmonoc圣徒传的艰涩的拉丁语，谨此一并致谢。
译文略有订正和润色，个别注文（脚注）并入了正文。方括号内是译注。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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