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农村 | 沙溪：重拾远逝的景象

苏娅

建筑或物形所唤起的感性经验，用语言很难描述，它是抽象的，同时也是直接的。走在沙溪古镇的四方街上，光线、气味、树影、风化的石墙和行人步履的轻音，相混合、联结生成的情境，很容易让人想象一个远逝的古代市集。

这是我第三次去沙溪。汽车穿行在横断山丘陵间的公路上，密集而低矮的松树、高大的钻天杨，沿着缓坡展开，天光流溢，低处平地上的稻田收割完了，田地里留下的稻茬，匀净地顶着一点点光亮，银白色，漂浮在黄色和浅褐色的尘土上，蚕豆苗长高了，薄薄的灰绿色点缀着田野。

一些具体的地理形象，让意识放松下来。

穿过一个个村庄，一棵又一棵开花的树探出院墙，偶尔经过的村舍上悬挂着酒作坊的小招牌——一个极小的经济体。本地人的日常生活、日常劳作就这样在漫漫流转的田野和村舍之上，有序地展开。

如果仅从现象看，这种基于本地的资源禀赋，自然生长的有活力的生产活动，以及由此向现代延伸的生活方式，应该是建筑师黄印武和他带领的团队所诉诸乡村建设实践的愿望。

这一愿望，从对那些曾经破败凋敝的建筑空间的修复中生发出来，延伸为更宽泛的与本地人的生活密切相联的行动。

寺登街的小广场上，古戏台和寺庙隔街相望。在白族人的信仰体系里，尘世的游艺与宗教的救赎从不悖离，安顿这两种生活需求的建筑空间，相去不远。这是“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的建筑核心区域。

上世纪90年代，这个偏僻的古镇，以其完备的建筑遗存和传统村落形态进入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学者的研究视野。2003年， 瑞士联合理工学院(Swiss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和剑川县政府共同组成了沙溪古镇保护项目组，刚从瑞士联邦理工学院读书回来的黄印武，加入了这个项目组，来到沙溪，主持这里的古建筑修复工作。

黄印武说：“一个人在旅行中收获了什么，大概源于他希望在世界中寻求什么。作为集体记忆的空间形式，不同的人面对同一个古建筑时，所做出的解读可能有很大的差异。”

寺登街广场旁的寺庙，很容易让人浮想起在荒山野岭里行走的马帮，需要祈祷神明护佑。马队从广场东边的寨门和小巷依次通过，卸下贵重货物，马锅头随身携带，住进广场旁的马店。赶马的人在广场周边分散的小店落脚，这里还有商铺和戏台，是他们交易的场所，也是途中休息的生活场所。不远处还有寨门，你就知道马帮行路，随时会遇上土匪打劫。

这些事物组合起来，呈现了千年以前马帮生活的一个场景，在其他的地方看不到这么全的面貌。

对于村民而言，这些场景又有不同的印象，唤起不同的情感。“事物之间，有太多不经意地联系，这些事物带来很多回想，往往在你以为自己什么都没想的时候，却有更多的东西浮上来。”

黄印武经常想到一件旧事。2004年，到沙溪工作的第二年，六月有一个庆典。当时四方街上非常杂乱，所有项目都在进行，街上有两棵槐树，其中一棵已经很长时间不长叶子了，虽然知道它死了，但仍然不想那么快地移走，觉得即使树已经枯死了，但枝桠还是很好看，很有气氛，至少等庆典过了再移走。不过，那年六月，这棵死了的树，忽然就倒了。在那个杂乱的现场，很多人在树下走来走去，干活。倒下的树，却没有砸倒任何人。

他经常想到这个事，那棵树，当年的现场。

当时，镇上的老建筑几乎都破损了，这是一个残败的古建筑群落，被随意地荒置在偏远之境，仿佛被时间遗忘了。这些建筑的主人，有条件的都搬到镇子外面，盖了光鲜宽敞的房子，街上几乎没有游客，行人也很少，一两个旅行的人偶然地来到这里，在四方街上坐一下午，见不到一个人。

“这里太荒凉了，我太喜欢了。”人们把喧嚣的城市生活旋即抛在脑后，最初搬来这里的人，为它空寂古旧的氛围，留了下来。

刚来的时候，黄印武的工作很具体，负责修复和规划方案的具体实施。那时候，他的工作方法延续了城市建筑师所特有的遵循“具体分工”的原则，只关注具体的事情。是到后来，在项目临近尾声的时候，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对这个项目的未来走向，充满好奇。

“如果一个古建筑的修复一经完成，我们做的事就结束了，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古建筑有现实的延续性，建筑是拿来用的，但要看怎么使用。”

这些看起来越过建筑师职业范畴和工作任务的问题，让黄印武充满好奇。他关心的事情，显然已经远离建筑本身，他更好奇在这些古代建筑中生活的人的当下状态，还有建筑空间本身的未来走向。

最开始，做建筑修复的工作，很具体，很多历史信息需要梳理。为了搞清楚这些建筑的建造是如何实现的，黄印武需要去了解当地的技术、工具和材料，“我们想看看自己能在多大程度上使用当地的技艺。”

这里有一些有利条件：白族木匠的技艺普遍精湛，有深厚的传承，他们中的很多人被雇佣，在全国各地从事相关工作。 工匠的技术水平在这些建筑遗产中得以体现：他们用最少材料、最简单的技术，实现建筑的功能，结构很合理，没有过多的修饰，这样的建筑很好用，又很节省。

修复寺登街古建筑的过程中，工匠参与人数最多的时候，场地上有八十多位，整个工程，前后有两百多工匠参与。

国外资金支持的项目一直做到2010年， 但工程临近结束的时候，黄印武决定留下来，再看看。“ 这是没有任何预见性的，”他说， “事情似乎还没完。你不知道它后面会被怎么利用，不知道大家怎么来看待和发展它，慢慢从一个建筑问题，延伸出村落建设问题，到对整个环境、区域发展的关注。”

如果单纯从生活的角度看，黄印武觉得这个地方不错，气候很好，“我没有必须要回去哪里，一定要在哪里。于是就在沙溪待下来了。”

断断续续地，黄印武在沙溪生活了十四个年头。 2003年刚来的时候，从沙溪到外面，要先坐三个半小时的汽车到丽江机场，从丽江飞昆明，转机。仅仅这番路程的周折，就可能成为我们去沙溪的阻碍。现在交通更便捷，提前三小时出发去丽江机场，行程和心理上放松得多。

沿着沙溪镇外面的公路，一路南行，我们到了一所废弃的小学校址。现在这里是黄印武和他带领的乡建团队的办公地。茂密的树冠投下绵密光斑，让这个院落显得像一张等待曝光的旧照片。太安静了，沉寂久了，感觉四围会发出声音。

黄印武并不喜欢用“外地人”这个身份，去定义乡村建设者。他说，住久了，外地人也成了本地人。

在办公室门外，我们碰到下班的年轻人，他在团队中负责画图，学的是建筑。年轻人发动电单车准备回家，临了说了句：这里的人都叫他（黄印武）“黄先生”，大家很尊重他，我叫他“黄老师”，因为跟着他学习。

他指指不远处的房子，说，我的家就在那里。

想起几年前拜访黄印武时，他曾感叹，很多人无法在这里找到工作的机会，去外面打工。如果乡村能创造一些工作机会，人们就不必背井离乡。

那一次我们围绕建筑本身的问题进行采访，但黄印武无意流露的对建筑之外的问题的感叹，让人印象深刻。

黄印武从城市来农村，自身经验也在慢慢发生变化。从一开始总是问“你们为什么不按我的设计做”的后生，转变为懂得等待，等待更恰当的时机表达自己。工作方式也在改变，在城市里做建筑师，越来越专门化，行业分工会越来越细，往往只需要做一类事，针对一件事，把这个事做到最好，这是分工合作最大的优势。在农村就完全不同了，得像个农民，有时候需要下地干活，有时候要干木工活，五花八门都得去做——不管会不会，生活状态是不一样的，“城市总能找到专门的服务。”他说。

在农村工作，对黄印武触动最大的是，人的观念。“怎么样使用建筑，要看人对自己的生活怎么认识。”很多类似马坪关这样的小村子，分散地隐没在沙溪坝子里，生活在这里的人，对于外部世界和现实社会的认识，停顿于原始的农村生活所塑造的单一封闭的状态，他们与外界的交流是隔绝的。

村民不是没有挣钱的机会，而是不知道怎么花钱，黄印武沉默片刻，说：“其实不会花钱的人也不会挣钱。”

说话间，他带我们来到办公室里面，我们立刻被这个小型建筑迷住了。屋顶用玻璃和废弃的塑料瓶覆盖着，冬日正午的阳光，穿过透明屋顶洒下来，暖暖的光线，墙面的一部分打成落地窗，双层结构的木门保暖性能很好，早上推门进屋，也是热乎的感觉。

一个简朴周到的小房子，存在于一个偏远古镇的一隅，这个具备智慧的建筑形式，本身就让人心生温暖。

办公室的西边，是一个正在修复的城隍庙大工地，十多位工匠忙碌着。路过台阶时，黄印武请来其中的一位，让他把最周正的一块条石，换到台阶的正中。又路过一堆正在搅拌的沙泥，黄印武俯身捡起一块，在手中撵一撵，辨识泥的粘性与粗细 。很多很具体的事务，在时间的流程中，慢慢生成可见可触的空间形式。

城隍庙的修缮项目，是黄印武下一阶段工作的重要部分。按照构想，这个曾经一度被用作粮仓的地方，经过改造后，将成为沙溪古镇众多的社区中心之一——最核心的一个，周边十三个村庄都将加入这个社区网络，给当地居民发展手工产业的机会，创造收益。他说，“ 建筑遗产是可以利用的。但是不能随心所欲地用，是有限制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全新的、为使用功能度身定制的，在里面做什么需要一种适应性。”

城隍庙的外围，成片地生长着高大的柏树，环形阵列形式的林木，自然地形成一个强烈的空间意象，沙沙沙的树叶声，好像来自一个极为深远的时空， 空阔又神秘。

黄印武的想象力被打开了，他想在这块空地上建造一个空的空间，一个广场，

空的意象。黄印武依循这片林地的长势，设计了一个环形建筑。土木结构，墙体用本地的黏土夯筑而成，黄、褐和灰蓝色的墙面呈流线形环绕展开，中空部分，用榫卯结构的木头梁柱联结。

“这个建筑本身是什么，不重要，我想实现的是这个空间整体的感觉。”其重点大概永远指向没有建筑实相的更大的空无。

澎湃新闻：修复沙溪古建筑，所遵循的价值的核心是什么？

黄印武： 建筑和我们的集体记忆有密切的关系。从文化层面看，这是“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市集”，修复过程中，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去保存这一建筑群落的历史信息，建筑又如何呈现当年的场景和氛围。

对于个体的人来说， 这是一个重要的记忆空间。一个人，来到这里，看到一个老建筑，会好奇跟它相关的故事，这些事是有温度的，是你的历史和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把老的换成新的，新建一个，这种记忆这种温度就没有了。

我们往往喜欢新的东西。人们常常追求自己没有的东西，而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人们又会因为习以为常而不太重视。

我们尽可能地去保留古建筑原来的状态，你能够看到尽可能丰富的历史信息，也许它看起来有点破，不是很标准很完整，甚至你都不太清楚它代表了什么，但你感觉得到这里面一定有故事，当然，不同的人会看到不同的侧面。

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对工艺的保存，它的建造是怎么实现的。我们做修复，需要去了解这些技术，通过这么一个过程，去发掘、整理一些比较好的技艺，让它们有更好的传播和传承，对于本地的工匠而言，也是有意义的。

澎湃新闻：你从建筑修复的具体工作进入，为什么会慢慢延展出乡村建设的内容？

黄印武： 我把它作为一个特别的实验来看。我们开始做维修的时候，在国内来讲很特殊，基本上找不到一个案例相似，用这么大的投入、这么长时间的修造，来对待一个村子。直到现在，很多人来了很惊讶，居然还有一个村子是被这样保护下来的，人们所见更多的是，建筑修复完成以后，空间带给人的体会很单薄，空间之中，所承载的历史和现实信息很少，而寺登街带给人的体会是完全不同的。

它很特殊，我很好奇它后面会怎样发展——因为它最开始的起点和别的古村落建筑修复的情况太不一样了。

澎湃新闻：以马坪关的乡村建设为例，乡村建设的目标是什么？

黄印武： 说到底，这是一个主体性的问题：以谁为主体，来发展乡村的问题。如果我们以村民作为发展乡村的主体，那么乡村的内生性，以及外部资源跟本地人的内在关系，就是一个核心。我们希望培养村民的内生动力，实现村民主导的可持续发展。

从理想构架来讲，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完善，再到村民自己的活力激发，到本身的文化传承，再到产业布局，这些都需要。乡村建设肯定不是一个单向度的。我们需要做的是建立一套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基本的公共服务、持续的村民教育体系和村民引以为豪的文化传承；架构一个健康的经济模式：不是竭泽而渔的暴富，而是细水长流的发展；同时，探索一种适应于可持续发展的基层治理模式，真正实现村民的主体性，自我服务。

所以，我们非常关注村民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力量发展起来的。如果通过一个外来的力量，资本或是其他，村庄的发展也许会更快一些。对于村民来说，在一定程度也会受益，但是如果没有建立直接的联结、更深入的关系，这种受益一定是被动的、有限度的，从本质上说，村民与外来资源的关系，摆脱不了依附的关系。

我们现在希望找到一个方法，让村民在外部力量的支持下自己往前走。我们依然需要外来的资源进入，只是进入的方式，可能不再是惯常见到的单纯的资本的方式。

澎湃新闻：马坪关的现有条件是怎样的？村建项目，目前进展到什么程度？

黄印武： 马坪关很小，户籍人口187人，常住人口140人左右。 明清时期，这里是茶马古道的重要盐卡，现在还有一座风雨桥、一处本主庙、古戏台、一处智慧庵和一座魁阁。

最早的时候，去马坪关没有车可以走的路，得徒步或骑马上山，小朋友下来上学，家长得在镇上租间房子，陪读，读书的成本很高。2014年的时候，我和我的同学吴楠去了一趟马坪关，决定发起一个支持村民发展的项目，并得到了县长的大力支持，那时村里还不通公路，我们走了4个小时山路去村里开现场会。

那一次就确定恢复村小，小学的低年级，给他们配备一个老师，一师一校。

2015年挖了一条土路，车可以通上去。以前全部的生活物资要靠马驮，非常不方便，我们同时改造了贯穿整个村子的溪水，修复了包括本主庙、戏台、智慧庵、魁阁和风雨桥等历史建筑。

马坪关保持了很传统的乡村结构形式。他们有“妈妈会”（一种白族民间组织）、戏班，每年的本主会，以五户人为单位，轮流承办本主会的祭祀仪式，村里保存着明清年代传下来的戏服，用五把锁锁在箱子里，只有五家人都到齐了，才能打开。可以看出，他们有一种结构严密的村落组织形式，传承自己的文化传统。

澎湃新闻：你曾说，乡村建设中最难的是人的认识和观念上的改变。改变人的思想意识，怎么开始？

黄印武： 需要慢慢建立一个村民教育体系。一方面，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看看外面的世界，去亲身地体验外部世界，而不是通过看电视或别人的转述，来想象外部世界。我们给村民提供机会，让他们真实地接触和体验外部的世界，只有拥有足够的经历之后，他们才能客观地认识和评价这个世界、这个社会。

对于在封闭的环境生活的人来说，他们甚至还没有建立起正常的消费观念，他们不是没有机会挣到钱，而是不知道怎么花钱。现在有一些针对乡村的推销方式或者说骗术，很多是利用村民在消费上缺乏判断力。

借助民生银行的公益资金，我们做了“走出马坪关”这个项目，目的很明确，选择一些有想法的村民，帮助他们到外面去看看，激发他们潜在的兴趣和能力。

另一方面，要回到本地的社区教育。村民有一个“爱娃娃”亲子阅读的自组织。小朋友喜欢听故事，大家于是带着小朋友到一起来搞活动，互通有无。这个活动的效果相当显著，家长们能够看到小朋友的变化，以前小朋友见到生人，可能就躲起来了，现在慢慢变得开朗，经常地交流。

看到村民的行动，我们联络了大理的猫猫果，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向村民传递科学化、人性化的教育理念，在现有的条件下，为小朋友们营造最好的成长环境。

与过去完全封闭的状态不同了，有了观察和体验的机会之后，村民的面前多了一扇窗户，美好的事情正在发生。

我们的众筹团队里，有几位热心公益的企业家，他们想做一些事，于是我们发起了一个“卡卡果果助学金”，所有马坪关的小朋友外出读书都能拿到这个助学金。现在给到最高的是本科生，6000元的，小学是600元的。要求对学生的要求是，拿了这个助学金，需要相应地回报社会，他们需要满足一定的社会服务时间。比如每个星期天，你会看到一群小朋友在村里捡垃圾，大概会有一个小时。参与社会服务的过程，或多或少会对小朋友产生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澎湃新闻：做这些事的时候，你内心的支撑点是什么？

黄印武：如果做一件事，我是希望这件事的结果能够超越这件事本身。我做过一个项目，在沙溪坝子里另一处戏台的修复，虽然从建筑层面讲这个项目做得很好，包括里面彩画的修复都做得很好，但我始终认为这个项目是失败的。当时，我们以帮助村民的名义申请的钱，以恢复一个公共建筑的社区服务功能为目的做了这件事，甚至在当年的修复过程中，老百姓还以义工的形式投入很多劳动力，但最后，这个建筑修复之后，租给了一个私人来经营，反而跟老百姓没有多少关系了。——这个结果让我觉得自己是在浪费时间。

一件事做完之后，我希望它不只对我个人有利。从建筑师的角度讲，这个戏台的修复做得很好，但我希望它能对更多人有意义，能够实现一个超越单纯建筑修复的价值。可以这么讲吧，这是我内心的支撑点，但有时候我又会变，觉得自己做得太累了，又会想：自己找个地方看看书不也挺好吗？人总是需要这种放空期，即使什么都不干，也是很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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