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垂范大国学：冯其庸学术馆建馆五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12月17日至18日，“大师垂范大国学——庆祝冯其庸学术馆建立五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于无锡市冯其庸学术馆举行，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冯其庸学术馆联合主办。无锡市各级相关领导出席，国内外40余所高校及科研单位的近百名会议代表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17日上午，会议开幕式由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沈卫荣教授主持，无锡市惠山区副区长范良、冯其庸先生家属代表冯幽若女士、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常务副院长乌云毕力格教授先后致辞，他们均强调，此次学术讨论会正值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十周年、冯其庸学术馆建立五周年之际，多方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各抒已见，不仅是为纪念、缅怀冯其庸先生，更是为了进一步实践与弘扬其所倡导的“大国学”理念，促进有效交流、推动共同发展。
一
10位学者为大会做主题发言。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姚大力教授以“从国学到中国学：一个主题取向的跨学科领域”为题，回顾并分析了西方“文化多元主义”等关于民族国家的讨论，指出当下所谓“文化多元主义的终结”即等于现代国家建构将回归民族国家同质化道路的思潮日渐泛滥的形势，使得冯其庸先生的“大国学”理念更显眼光与气度，姚大力教授认为有理由和必要将国学范围从汉学扩大开去，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现实与宿命，亟需“大国学”研究的学术平台，以支撑跨学科研究的知识生产，乃至一个特定形态的学术资源配置、学术传统承袭和人才培育的专门化领域。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王子今教授“《龟兹左将军刘平国诵》考论及相关语文学思索”的发言，对新疆拜城的汉代时刻“龟兹左将军刘平国诵”所载“秦人”称谓与“作孔”事等作了详细的梳理与辨析，尤其对于“作孔”即“凿空”的理解进行了精彩的讨论，为相关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华瑞教授围绕“后世如何看待宋朝历史”这一话题，探讨关注宋史的原因并比较了元、明、清以及近代等各个时代对宋史的不同评价，元朝主要是从程朱理学方面进行评价，认为宋朝弊端在于积弱，明代继承元编《宋史》之外，强调对宋朝历史文化的继承，并以程朱理学作为明朝统治思想，清代在汉宋学之争中抬高汉学，批判宋朝的积弱。李华瑞教授指出要注意区别国内外的“近世说”概念，并简要介绍了新世纪以来对宋朝的关注与评价。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范金民教授的发言题为“明后期到清中期苏州的引领时尚地位”，他强调，从16世纪初到19世纪中期，苏州的经济社会发展居全国首列，引领社会风尚，具体从苏州戏、苏州妆、苏州酒、古玩收藏、书画欣赏、行为语言等诸多方面举证说明，分析认为苏州风尚盛行的原因包括发达的商品生产、制定商品样式，以及对生活和时尚领域话语权的掌握等。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华涛教授以“‘国学’与伊斯兰学视野下的西域研究”为题做了发言，他认为我国国内的西域研究尽管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对于阿拉伯—波斯史料的了解和利用仍然十分有限，而伊斯兰文明对西域地区乃至世界各地的文化、历史、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有重要影响。华涛教授指出，在“大解、阐释新疆历史与现状的重要条件。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刘绍刚研究员在发言“新出简牍帛书对书法史研究的意义”中指出，我国现今简牍帛书研究技术发达，对简帛的认识提高。战国时期到秦汉是汉字演变最剧烈的阶段，中国的文字在这一阶段完成了从古文字到今文字的演变，此间最重要的资料即简牍帛书，简帛所展现的各个时期的墨迹，纤毫毕现地保留了古人的用笔，简牍帛书的新材料对学术研究与艺术发展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张学锋教授“释‘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六朝时期的江南贵族’”的发言，充分利用《晋书·谢安传》《晋书·高崧传》《十七史商榷》等文献材料，讨论剖析谢安出仕与谢氏家族利益背后的关系，兼及六朝时期门阀政治与士族共同体规则的深层问题。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杜家骥教授的发言为“曹雪芹祖上之隶旗与领主的多次改变——兼谈曹家旗籍问题”，关于曹雪芹祖上隶属的旗籍以及曹家的领主，是“曹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通过考察八旗制度中与曹家有关的内容，杜家骥教授认为，曹雪芹祖上——曹世选（或作曹锡远）、曹振彦，曾有三次不同的隶旗，按时间先后依次是：正黄旗、镶白旗、正白旗；曹雪芹祖上的领主依次是：努尔哈赤、多尔衮、顺治及康熙等皇帝。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吴元丰研究馆员以“清代伊犁将军及其满文奏折”为题做了发言。伊犁将军是清朝中央政权派驻新疆的最高军政长官，历任伊犁将军绝大部分是满洲八旗人，按制用满文书写奏折，现存的伊犁将军满文奏折属公文档案，是珍贵的一手史料，其数量庞大、内容丰富，对清史、民族史、边疆史等研究领域都具有重要价值。
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孙江教授“诸神之宴及分叉的近代——读梁启超《评非宗教同盟》”，评析了所谓“分叉”的近代史，以大本教和道院·红卍字会这两个宗教团体的信仰、活动和仪式中诸神的作用，反观意识形态化的“国学”阴影下另一种来自民间、取法传统的思想意义，以及梁启超和姊崎正治的批判性言说，并介绍了杜赞奇对红卍字会的研究与评价，科塞雷克关于“批评与危机”的观点。孙江教授认为大本教和道院·红卍字会堪称对“近代”所意涵的“危机”与“批评”之两义性的反叙事。
此次学术讨论会内容丰富、层次多样，涉及历史、宗教、社会经济、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学者们广泛利用汉文、藏文、梵文、蒙古文、满文、西夏文、波斯文等语言文字资料，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在为期两天的讨论会上做了精彩纷呈的报告。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吴娟副教授，围绕“耆那教文献和佛教根本说一切有部律中的平行故事”做了讨论，提出佛教徒和耆那教徒在编纂经典时，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而利用了平行的叙事情节或母题，并以耆婆（Jīvaka）这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为例加以说明。德国慕尼黑大学印度学与藏学研究院讲师MalgorzataWielinska-Soltwedel的发言“关于《八章书》（Aṣṭādhyāyī）中的分析原则问题”，考察了将印度波你尼文法《八章书》划为分析与合成两部分的依据及二者间的区别，并对《八章书》所述原则的定性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学院讲师李灿介绍了关于“《贤劫经》的一些新材料”。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生赵文“从阿毗达摩文献到观修实践中的佛陀二身”，主要对佛陀的色身与法身做了讨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博士后陆辰叶围绕“智称论道次第”，结合《入真实论》藏译本与《密宗道次第广论》来阐释智称论师关于道次第的“三乘九根”学说。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生潘涛就“一些吐火罗语词及其印欧语词源”做了探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博士生录目草的发言“龙树中观经典之《四赞》藏译本”，对《四赞》进行梵藏文本对勘与版本梳理，旨在提供一个更为精确的藏译本。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硕士生陈靖文讨论了“波斯文《史集》中弥勒传记的形成”，通过比较弥勒传记的波斯文本、梵文本及一些其他译本，推测产生差异的原因与历史背景。
二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孟瑜做了“西藏夏鲁寺集会大殿一层回廊佛本生故事壁画的阶段性研究报告”，考察比较壁画情节与榜题内容的异同，并选取“虎本生”“兔本生”等典型故事进行举例说明。德国莱比锡大学博士生侯浩然的发言题为“以图像形式呈现的高僧传记”，围绕一幅描绘竹巴噶举三世嘉旺活佛嘉木扬却吉扎巴之生平的唐卡进行，将却吉扎巴传记与该唐卡所绘场景相结合，二者互为补充印证。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姚霜所做的“西藏博物馆所藏《噶玛巴为明太祖荐福图》再考”，重点关注该画卷记录南京灵谷寺“普度大斋”的主体部分，通过考证汉、藏文历史文献，着眼细节，勾勒出两类叙事语境，为《荐福图》研究提出了新的见解。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讲师安海燕讨论了“明代大慈法王释迦也失的两次进京”，对释迦也失所到的“京”城、驻锡地、圆寂地点等做了详细考证，辩证分析了大慈法王对藏传佛教在中原的传播的影响。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闫雪的发言“想象与再现——藏传佛教艺术中的香巴拉王的流传与演变”，分析了有关香巴拉王的文本和壁画图像，旨在梳理和阐释以香巴拉王为代表的神话人物在西藏被想象、构建和再现的方式和过程。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后萨其仁贵以“藏蒙《云使》译本比较研究”为题，在详细对照《云使》的蒙古文译本、藏文译本和梵文原本的基础上，梳理蒙古文译本的整体面貌，进而讨论了藏蒙文学翻译的若干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魏建东的发言“清代蒙古寺庙学经系统的建立——以瑞应寺为例”，从瑞应寺一世至五世察罕殿齐的蒙古文传记入手，摘取有关瑞应寺学经系统建立之记载进行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索罗宁教授以“西夏文中鸠摩罗什的传说”为题，通过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金刚般若经颂科次纂要义解略记》序篇所呈现的文字，勾勒出西夏佛学界视野中的鸠摩罗什形象，并进一步分析认为，西夏人将鸠摩罗什（汉传）和帕当巴桑杰（藏传）“混为一谈”，正说明了佛教在西夏“汉藏圆融”的趋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魏文的发言“从《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到‘供养—忏悔偈’：略考普贤行愿在吐蕃和西夏的流传”，讨论在俄藏黑水城西夏文、汉文佛教文献中发现的一段内容比较固定、模块化出现在各类佛教仪轨文书中的“供养-忏悔偈”，初步认定这段在西夏时期相当流行的“供养-忏悔偈”来源于藏传佛教体系中的“普贤行愿赞”。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宗教学系博士生张凌晖以“显乘、密乘及超越显密：德慧所集《大印究竟要集》中大手印思想初探”为题，通过分析德慧所集西夏文大手印文本《大印究竟要集》及其自疏《大印究竟要集记》的义理内容与思想史背景，呈现出一例12世纪从喜马拉雅宗教文化区域流传至河西走廊的早期大手印思想。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生喻晓刚的发言“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写本《四十空幢要言》介绍”，分析了这一写本的来源与篇章结构，并对文本内容做了初步解读。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魏毅以“被放逐的人：哲蚌寺、色拉寺流传‘糌粑团印记’类型故事的搜集和解读”为题，回顾拉萨三大寺的僧源制度，搜集了四组情节类似的口述传说，将其归结为“糌粑团印记”类型故事，以历史学方法予以证伪，探讨了支撑虚构故事广泛流传的社会现实与社会心理。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西部边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励轩的发言“1980年代初班禅喇嘛与西藏自治区党委的关系”，基于回忆录和口述材料对相关问题做了分析。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博士生李殿荆以“进入中心的权利：从‘居住结构’来探讨藏族流动人口的现代民族国家之旅”为题，依据自身对成都街头扎木念弹唱艺人进行的半参与式观察，描述了藏族流动人口在融入现代民族国家系统和市场经济过程中承受的“城乡差异”和“民族差异”，以及这类群体进入“中心”所需要的经济条件、社会关注和政治权利。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任小波副教授以“敦煌《无常三启经》：一件吐蕃赞普功德经本的缀合与研究”为题，分析了敦煌汉文《无常经》写本及其源流、研究价值和作用，最后对成书年代提出了看法。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后杨杰通过“论‘四瑜伽’修习之源流及其与大圆满的整合”，依据无畏洲于其伏藏《龙青宁提》所收《白莲花》一论中提供的线索，找到了四瑜伽所依据的根本续典，并梳理了该系统于噶当派及早期噶举派等传统内部的流传情况，通过检视各传统对其核心架构的阐释，呈现了四瑜伽修习的根本理趣。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宗教学系博士生梁珏以“伏藏中的神圣对话：作为圣典的《问答录》”为题，选取《问答录》中三篇有代表性的伏藏文本来探讨伏藏传承体系、结构、体裁及其与大乘佛典之间的重构关系。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硕士生罗藏才让的发言“一世萨木察赛赤·赤钦南喀桑布初探”，参阅清代藏文文献，加之在甘南、拉萨等地的实地调研，简要论述了赤钦南喀桑布的一生的业绩。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索朗卓玛做了“论传记之多声部风格”的发言，从叙事学的角度出发，讨论藏传佛教空行母传记的特点，对空行母传记文学中的叙事风格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生石美以“从泾渭分明到双运圆融——以朵波巴、多罗那他、措尼嘉措为中心论近代觉囊派二谛思想的一些转变”为题，分析了觉囊派的二谛理论，选择朵波巴、多罗那他、措尼嘉措等人的二谛理论，纵向分析觉囊派二谛思想特点和变化，主要以相关文本为基础，着眼于彼此的不同之处，解读分析文本所表达的涵义。
三
除了上述藏学、西夏学以及印度学等研究之外，本次会议还覆盖蒙古学、满学研究以及西域其他民族地区的研究。
上海外国语大学王丁教授的发言围绕“西域的汉姓胡名问题”，研究的人名取材范围为中古史籍、文集，特别是出土写本与碑志一手史料中的实际人名例证，对音译名按照汉语中古音构拟，对勘人名的可能语源，对义译名则结合胡名原型、汉字语义，尝试进行解释。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唐均教授通过“蒙古语文之三‘国’遗事——从文化圈的交替视角审视”，从文化圈的视角对“国”的核心概念及蒙古人国家意识的逐渐形成及和外扩散的不同层次进行了解释。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孟小强以“元朝征爪哇史事补证”为题，利用多种史料对“爪哇之役”进行考辨，详述战后远征军的返程及此后遭遇，重点分析了元世祖的“海禁”政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求芝蓉以“程钜夫江南求贤补考”为题，结合当时历史政治背景，对程钜夫奉旨赴江南求贤及其引荐的南士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察。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特木勒教授以“1733年喀尔喀兵临图瓦——《图瓦历史档案汇编》一件满文档案试释”为题，主要利用蒙古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俄联邦图瓦共和国科学院合作影印出版的图瓦共和国所藏的一份满文档案，通过详细分析档案内容及其历史背景，认为喀尔喀军队第一次进军图瓦地区，是大清朝在唐努图瓦（后来称为唐努乌梁海）地区确立直接统治的标志性的事件，并为后来乾隆朝在该地区编立旗分奠定了基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张永江教授的发言为“18-19世纪内蒙古农业政策的演变”，重点探讨乾隆初年开始的禁垦—限垦政策及其出台过程，从鼓励发展内蒙古农业政策到禁止、限制政策的转向及其在官方文献中的记载等方面对该时期内蒙古农业政策的变化进行了详细论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樊志强讨论了“‘五族共和’之下的边疆民族教育：以绥远五族学院的创办为例”，利用档案文书、回忆录及报刊资料，探讨五族学院的相关问题，对五族学院地位和历史意义做了评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生柴建华以“十三世达赖喇嘛‘教政昌兴’遗嘱与西藏政教合一制”为题，分析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拟之《告全藏官民书》内容，对其政治倾向及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叶尔达教授的报告题为“宗教的冲突与和谐：伊犁河流域厄鲁特人女性诵经民间信仰”，对使用托忒文的伊犁河上游厄鲁特人进行实地考察，重点分析厄鲁特人民间诵经、抄经、藏书等信仰民俗及其与女性诵经习俗的联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讲师特尔巴衣尔以“西域伊斯兰史书所见卫拉特史”为题，利用波斯文、察合台文两种形式书写的西域伊斯兰文书，如《拉失德史》《伊米德史》《塔兰奇史》等，对蒙古卫拉特部与中亚和西域穆斯林广泛的联系进行了研究。西北民族大学买合苏提·色来木副教授的发言“试论国内察合台语文献研究及存在的问题”，在分析和总结察合台语在目前研究成果中的不同叫法及原因的前提下，主要从语言、文献和内容方面对国内察合台文献研究状况、成果及存在的问题、解决方法进行分析。沈阳师范大学民族文化研究所讲师魏曙光“《史集》中的‘uturamiši’及相关问题”的发言，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元朝秘史》《史集》《双溪醉隐集》等文献为主，对“uturamiši”进行了进一步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生苏日朦以“美国驻张家口领事馆档案所见20世纪初外蒙古政局”为题，利用现存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几件美国驻张家口领事馆的报告，详细分析了清末民初的外蒙古政局。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硕士生陈虹的“清代翁牛特右旗两幅游牧图研究”，借助分别藏于日本天理图书馆和德国的两幅清代蒙古游牧图，与其他汉文史料进行比对，指出汉文译写的错误和原因，考证了一些地理位置名称。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硕士生李毕力格讨论了“清代阿拉善和硕特旗对蒙盐的管理”，利用阿拉善左旗档案馆的蒙文、汉文档案，分析了清代阿拉善和硕特旗对蒙盐的管理等。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郭美兰研究馆员以“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珍藏清代诏令文书概况”为题，详细介绍了西藏档案馆所藏诏令文书类型与形制特点，并对诏令文书的保存和修复提出了建议。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庄声副教授通过“清朝前期印玺制度”，对入关前的满文印玺、“制诰之宝”及之后的“奉命大将军印”等进行了系统论述。入关之后，早期印玺均被满汉合璧印取代，清朝进入了多元文化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生马子木以“清初部院司官体制考——兼谈作为过程的‘清承明制’”为题，探讨了司官体制的形成，并对作为过程的“清承明制”进行了解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陈晨以“清代盛京巡察官考述”为题，对盛京巡察官的发展演变、职权变动，存废之间的制度困局等问题做了详细的论述。吉林师范大学满族文化研究院吴忠良副教授的发言“松花江流域锡伯人考察”，利用满、汉、日文档案文献及实地调查，对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扶余市和肇源县三地锡伯人的来源进行了考证。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陈辰以“福音书的满语翻译：以《马可福音》为例”为题，讨论了福音书满语译本的语言特点。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讲师顾松洁以“国家图书馆藏《满汉皇舆山河地名考》刍议”为题，考证了《满汉皇舆山河地名考》的来源、成书时间和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生张闶以“关于王锺翰藏满文《上谕八旗》”为题，考证了满文文献《上谕八旗》的版本，介绍了王锺翰先生对《上谕八旗》的批注利用，并做了满汉文部分对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师马晓林以“元代汉文、八思巴文全真掌教印章”为题，考释了丘处机的汉文印章“玄门演道大宗师之印”与元代全真掌教张志仙的八思巴字印章“玄门演道大宗师掌教之印”两方印章。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博士后谢光典的发言“‘统领释教大元国师’印考释”，借助于审音勘同，对存于西藏博物馆的两枚“统领释放大元国师”青玉印及相关问题做了研究。美国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博士生孙鹏浩以“莲花生、乌坚巴、赞普、大汗：十三世纪的一种政教理想”为题，尝试从思想史的角度，联系乌坚巴传与莲花生—赤松德赞的故事，论证赞普的传说为新兴的蒙藏关系提供了叙事模型和一种政教理念。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生杜旭初的发言“朕即法王：雍乾二帝的政教观”，通过分析清代皇帝对藏传佛教的态度来考察雍乾二帝的政教观。陕西师范大学国外藏学研究中心博士后石岩刚通过“清前期托忒文文书翻译研究：以《清内阁蒙古堂档》文书处理记录为中心”，以《清内阁蒙古堂档》文书处理记录为中心，考察托忒文文书的翻译情况。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博士生李志英以“吴三桂反清与清朝对蒙古在康区贸易管控”为题，利用相关汉文、藏文及满文文献，分析吴三桂反清事件与清朝管控康区贸易之间的关系，以及此贸易管控措施对和硕特蒙古在康区统治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本科生曲强以“锁喃嚷结的真相—‘梵僧’锁喃嚷结传记研究”为题，详考了锁喃嚷结的传记，指出该传记内容的非真实性。
四
18日下午，一场圆桌会谈为会议划上句号，由沈卫荣教授主讲“我看‘新清史’的热闹与门道”，梳理了所谓“新清史”理论的发展脉络、相关学者及其学术主张的实际内涵与影响。与谈人包括姚大力教授、张学锋教授、孙江教授等。姚大力教授认为，“新清史”存在很多争议与问题，关键在于在何种情形下、以何种方式来讨论，需要明确的是，学术讨论不应以政治目的为主导，而“新清史”的确为学界提供了新的反思，即中国史的叙述不能只站在汉人或汉文化的角度来进行。孙江教授认为，没有必要过于强调“新清史”，并提出“新清史”的源头其实在日本，以冈田英弘和杉山正明两位学者的学说为代表。张学锋教授则指出，学术研究不能滥用概念，更不能过于强调“汉化”的概念。
与会期间会议代表们进行了深入而高效的交流讨论，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们展示了各自近来的研究成果，琳琅满目，尤其是对年轻一代学者的研究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和意见，全程气氛严肃活泼、轻松融洽，会议成果丰硕、回响不绝。此次会议无疑是推进冯其庸先生所倡导的“大国学”学术思想的重要实践。
（本文图片由冯其庸学术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