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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人物

酒徒的战争

澎湃新闻记者 袁璐 实习生 王倩

2017-12-29 10:34  来源:澎湃新闻

你可能遇到过这种情况:一个浑身酒气、喝得烂醉如泥的人从你身旁踉跄而过;你也可能在公园的椅子上,街边的垃圾桶或电线杆旁见过醉得不省人事随地而卧的人;你可能会和同伴说,嘿,看那个醉汉。
他或她可能是一个酒精依赖症患者。
国家卫计委医学科普平台对这种病症的描述是:饮酒者无法控制自己的饮酒行为,并且出现躯体化和戒断的症状。它的病因包括遗传、心理和社会因素。
这种病可能找上许多人,男人或女人。酒精依赖症已成为世界性的公共卫生问题。和它的对抗与意志力无关,酒瘾像恶魔一样侵蚀患者。
但一些想摆脱恶魔控制的患者正走在戒酒的路上。戒酒将是他们一辈子的战争。
2015年11月30日,安徽省蚌埠市,安徽30岁男子饮酒成性,苦求母亲将其用铁链锁住。视觉中国 资料图
“酒鬼”
“我是一个酒鬼。”
40岁的女人安宁端坐在椅子上说,她的目光投向远方,没有焦点。在一个男人分享完自己的故事后,她主动发言。
“他的故事让我很有共鸣,只有酒鬼才能懂。”她有五分钟时间,让其他人听到自己的声音。
这里是Alcoholisc Anonymous(嗜酒者互诫协会,以下简称AA)的现场,房间里一共坐着20个男人和女人。
安宁看上去是一个精明干练、气场十足的女人,丝毫嗅不出酒鬼的气息。虽然已经停酒几年,但她每次和会员分享自己的故事,都会哭得稀里哗啦。
她讲的故事,只和酒有关——
小时候,她的父亲经常喝酒,家里隔三差五就有人来吃饭喝酒。15岁时,她初次端起酒杯,几秒钟,就将一杯啤酒咕咚咕咚灌进了肚中。她瞧不起那些在酒桌上扭扭捏捏的女孩,而她,要表现得与众不同,酒可以让她成为焦点。
前几次喝酒的经历已经记不清了,她依稀记得18岁时喝完一杯红酒后,通体舒畅,直到现在还难忘那种感觉。
从2003年起,酒精成为20多岁的安宁的生活必需品。那年夏天,她通过了执业医师的考试,立即买了两瓶啤酒庆祝。
此后的每一天,她脑中都萦绕着喝酒的念头。“工作顺利,生活美好,怎么开心怎么来”,从两瓶到四瓶,从啤酒到白酒,喝完一场再换地方喝第二场,从一家卡拉OK换到另一家迪厅。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年。
2005年,安宁开始独自喝酒。那时她在外地学习,没有朋友陪伴,每到夜幕降临,就想痛痛快快地喝一场,然后一觉睡到天亮。她给自己找了很多喝酒的理由,然后自然地将小瓶的二锅头白酒送入口中。
学习结束后,她返回家中。朋友邀约她吃饭喝酒,她坐立难安,熬到下班,迅速脱去身上的白大褂,骑着自行车顺路买上熟食和酒,就往朋友家奔去。
那年年底,她喝酒的频率越来越高。早上起来就期盼夜晚到来,好尽情喝酒。
伴随酒精渴求的同时,是轻微的戒断反应。每天凌晨5点,安宁会从心慌中醒来,只有喝酒才能让她平复。
“怎么就那么爱喝?”她隐约觉得不对劲,但又没太在意,还是那么喝着,量越来越大,次数越来越多,晚上,中午,早上……
又过了一段时间。她自觉一个女人不能毫无顾忌地喝酒,或许自己该结婚,成了家,也许就不会喝那么多酒了。
她开始找男朋友,但男人也爱喝酒,他们吃饭,去KTV,夜宵,都离不开啤酒。一直到结婚几个月后,他们计划要孩子,这才开始戒酒。28岁时,她怀孕了,到儿子出生满月这段时间,滴酒未沾。
但出了月子,身体里的那个魔鬼又蠢蠢欲动了。那时,安宁回了趟娘家。舅舅从宁波带回来一桶杨梅泡的酒,告诉她,酒刚泡上,不好喝,要泡上一段时间。她看着玻璃罐子里红颜色的酒液中泡着梅子,有些按捺不住。当着全家人的面,她要求先喝一口尝尝味道。“就那么一口,我一年都没有停止喝酒。”
她盯上了那桶酒。等家里没人时,从里面偷偷舀出一斤,喝完后再揣着矿泉水瓶到街上打一斤散装白酒,灌回那桶酒里。很快,桶里的10斤酒被喝光了,梅子酒的颜色也被添加的劣质白酒稀释得越来越淡。直到有一天,她还没来得及往里灌白酒,就被哥哥发现了。
从那以后,她开始从外面买酒。
每天下班后,她都要买上两瓶酒,塞到斜挎包中间的夹层里。这种酒的味道偏淡,她以为可以避过家人的注意,但她喝完酒嗜睡,还是被母亲察觉不对劲。
她想戒酒,但已经戒不掉了。早晨上班前,她从家里带走一瓶啤酒,从六楼往下走,刚到楼底酒瓶就空了。她又跑到小区卖早餐的地方买上两瓶白酒和两瓶劲酒,一股脑倒进喉咙里。
她问自己到底是怎么了?如果天天这样喝下去,又该怎么办?但只是想一下而已,很快就有一个强大的声音在她耳边说:“喝吧,没关系,到你想停的时候肯定能停下来。”
病人
又连续喝了一年。
一天,安宁突发急性胰腺炎,疼痛至休克,她被母亲送进医院。看到同病房的两个患者相继离世,她决心病好了再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喝酒了,只在逢年过节和家庭聚会时有节制地喝。
“但没有想到这种病是对酒失去控制的”,当身体的痛苦刚刚消退,大夫告诉她可以喝粥,没过两天,她又开始喝酒了。
几天后,胰腺炎复发,肚子疼得直不起腰来。母亲急忙找车送她去医院,在等车的十几分钟里,安宁捂着肚子跑到小卖部买了一瓶二两的白酒喝下去后,才上了救护车。
她是一个糟糕的母亲和女儿。躺在病床上时,她想到了自己一岁多的孩子和父母,罪恶感袭来,“我怎么那么没出息?都这样了不怕死吗?”
但两次住院后,她依旧没有停止喝酒,鬼使神差般一次次端起酒杯。
母亲问她,为什么要喝。她随口说了一堆理由:抑郁,不开心,睡不着觉。母亲催促她去精神病医院看病。她拗不过,去了。
医生给她开了抗抑郁的药物,她吃完药继续喝酒,清醒让她自责和痛苦。有次醉酒之后,她带上几百块钱,疯疯癫癫从家里跑出来,打辆出租车,跑到当地的精神病医院,找到医生,把那一把钱放在桌子上,说自己很难受。
那是她第一次住进精神病医院。但是治疗没有任何效果,从医院出来之后她依旧在喝酒。而丈夫已经厌倦了这个每天喝得醉醺醺的女人。
在一次喝酒之后,她很难受,跑到丈夫跟前跪倒在地上,让他照顾好孩子。丈夫让她回屋睡觉,她当时感到绝望,猛地从桌上拿了一个啤酒易拉罐拉环片在手腕上一刀一刀划下去。“我也不知道什么想法,我太恨我自己了。我也不想喝酒,但是我做不到。我想他们理解我,但没有人理解,我很茫然。”
那一刻,她恨她自己。但她顾不了那么多了,她必须喂饱潜藏在身体里的恶魔。比起男人,一个总喝酒的女人是离经叛道的。每喝一次,她脑中也在强化这种想法,自己不被原谅。
血流了一地,几条暗红色的疤痕像细绳般永远绑在她的手腕上。安宁主动提出再次去精神病院戒酒,她向医生袒露自己的酗酒问题。
21天里,她和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病人一起住在封闭式的病房里,穿着病号服,定时被人叫出去晒太阳,放风。
治疗结束后,她满心欢喜地从医院走出来,准备迎接新的生活。但没几天,又重新拿起了酒瓶,那时她只感觉自己“是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人,是一个坏人,用世界上所有狠毒的语言来形容都不为过。”
她记得特别清楚,早晨醒来,母亲已经带了孩子一夜,她睁开眼的第一反应是怎么又醒了,自己怎么还活着,怎么面对这一切。母亲抱着孩子走到她床边,满脸愁容,问她怎么又喝多了。
她看了孩子一眼,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伸手往外推孩子,让他们都走。“那一刻我觉得我不配活着。”她恳求父亲给自己打了针安定剂,“我真的没有办法睁开眼睛去面对这一切,面对我身边的任何人。我觉得我是一个罪人。”
有一次,父母带她出去旅游,坐在飞机上,母亲突然说,“如果这一刻飞机落下来多好,我把你跟你爸都带走了,这世上我唯一不放心的就是你们两个,我们三个人一块死多好。”那一刻,她才知道父母每天在刀刃上过日子。
无法戒酒的自责让她选择喝酒逃避。《小王子》一书中酒鬼的自我剖析,恰如其分地道出了她的心理:喝酒是为了忘记自己感到难为情的事,什么事让他难为情呢?因为整天喝醉酒。到后来,她不是害怕喝酒,而是害怕醒来。
安宁再次被送往精神病医院。那次,她也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往死里喝,还吃了20片安眠药。昏昏沉沉醒来时已经在去省精神病院的路上了。
她只在那住了一天。第二天,医生带她去检查的时候,她试图逃跑,心里盘算着先躲到卫生间,把衣服换掉,再跑出去找一个小卖部喝两瓶酒。但是逃跑没成功,又被抓了回来,很多人把她往封闭病房拖拽,她抱住一根柱子,嚎啕大哭,以死抵抗。母亲没有办法,只能接她回家。
离开医院后,她独自走回家里。丈夫提出离婚。她不愿离,承诺自己一定戒酒。她开始做家务,照顾孩子,上班,努力尽一个妻子的本分。但就在返回上班的第一个晚上,元宵节,她值着夜班,抱着酒瓶喝得酩酊大醉。
醒来时已经躺在家中,父母坐在她的床前,满眼焦虑,央求带她去北京看病。
最终,她又一次住进了精神病医院。
2017年6月27日,沈阳,一男子酗酒后砸车泄愤,被巡逻民警带回派出所进行审查。图为在沈阳市第一拘留所里的赵某对自已的行为非常后悔。东方IC 资料图
失控
安宁的另一个身份是内科医生。
上班时,为了不让同事闻到酒味,她戴双层口罩,嚼口香糖,但那股刺鼻的味道还是会钻到别人的鼻子里。同事问起,她编织谎言搪塞一番,说昨天晚上喝多了。慢慢地,就无所顾忌了,每天带着满身酒气出现在人前。
生完孩子的第一年她还能正常工作;但第二年,身体就垮了,没法再正常工作。现在回想起来,她甚至庆幸当时没有出现什么医疗事故。
长期的酒精依赖,导致她整张脸变了形,头发大把大把掉,“像个鬼似的”,“酒瘾在身体里面,灵魂在外面,完全进不去,我看着魔鬼在一点点折磨我,却无能为力。”
她试过很多办法戒酒,旅游,锻炼身体,喝黄鳝泡酒,烧香跳大神,看风水。但没有扛过身体的戒断反应。只要几个小时不喝酒,她就会严重心慌出汗,舌头发硬,血压升高,晚上失眠,听到开门声或者滴水声,就会惊慌失措。
酒瘾上来时,她心跳加速,双手颤抖,满脑子想着怎么弄到一瓶酒喝。早晨空腹,白酒二两三两的往下灌,心没那么慌乱了,她再去洗脸刷牙,夜晚喝到昏迷,喝完就睡。
她不知道为什么要端起酒杯,也弄不清楚为什么这样抑制不住地想喝。喝酒最严重的那段时间,母亲整天盯着她,拿走了她所有的钱。
但喝酒的欲望盖过了理智,这个体面、威严的医生想方设法溜出去,到超市偷酒,再跑到一个废弃厕所或者阴暗的楼道里,用颤抖的手拧开瓶盖,汩汩送到嘴里。喝完以后,她泪流满面,呆呆站在原地不敢动。一旦动了,肚子里的酒就会翻滚上来。
2010年开始她陆续三次住院戒酒,复饮了就请假在家或者住院,工作和生活成了一团乱麻。
AA的会员大多都有和安宁相似的经历,疯狂饮酒,抑郁,自杀,被送到精神科戒酒。
2014年8月5号是齐昊进入AA互诫协会的第一天,当时他已经是一家上市公司的项目经理。
齐昊习惯性饮酒是从大学开始的。那时他喜欢一个女孩,表白被拒绝,心情很差,总是跑去小饭店喝酒,每次喝一两斤的白酒。
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工作后,齐昊常有应酬,饭桌上需要喝酒,他无所畏惧,日积月累,酒量逐日上升。
2000年,领导派给他一个千万级别的软件项目,那是他第一次独自做项目,在青岛待了大半年,只要一遇到问题,他就找人吃饭喝酒,自信“能用酒摆平”。
顺利做完那个项目之后,齐昊对酒的渴求越来越强烈。他盼望每个周末到来,从早上10点开始喝酒,持续到第二天。一个喜欢他的女孩知道他喜欢喝酒,定期批发几箱啤酒送到他家中。
就这样到了2003年,一发不可收,每个早晨他都在喝酒。星期一上午,他带着满嘴的酒味到公司开例会,同事问起来,他只说前一天晚上喝多了。非典期间,公司放了两个月假,他整天关在家里,肆无忌惮地喝酒。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三年,公司的同事都已经知道齐昊是一个嗜酒者。那年公司裁员,他首当其冲被赶出那家服务了18年的公司。
齐昊感觉自己从高处被重重地摔了下来。没多久,他转战到新的公司,但不过两个月,他又在酒瘾的驱使下每日中午狂欢饮酒,再次被公司开除。
绝望
2004年,齐昊去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寻求戒酒治疗,接待他的是研究酒精依赖的精神医学教授李冰。
齐昊告诉李冰,自己不喝酒的时候心情会非常低落,抑郁。李冰给他开了一盒百忧解,服药期间本不得饮酒,但他趁妻子不在的时候把药丸吐了出来。
他恐惧戒断反应。过去,他自己尝试过戒酒,孤独地躺在床上,恶心、手抖等戒断反应通常持续两三天,最严重的时候,他出现过幻视幻听。
几次戒酒都失败了。妻子备孕期间他也没有停止喝酒,2008年10月,他的孩子出生了。当在得知孩子健康平安后,他兴奋得调头就跑出医院,第一件事是买了瓶酒庆祝。
2009年,齐昊进了现在的公司。起初,他戒了几天酒,但没多久,被公司派往工地办事,新同事请吃饭喝酒,他又不可遏制地喝起来。
很快,齐昊又变回了以前的样子:每天顶着酒气出现在公司同事和领导面前;他成了小区里被人指指点点的“那个酒鬼”;以至于每回买酒,他都像老鼠一样贴着墙走,生怕被人发现。
他戒不掉酒,但喝完之后就迅速被内疚感包裹,他拿头撞墙,责怪自己不争气。
每天早上5点半,他准时被砰砰的心跳声唤醒,咽下第一瓶喝酒;即使在冬天,瓶装的啤酒也只需几十秒就被他灌进肚里,最糟糕的时候,他连续喝了21天啤酒,没有任何进食。
2013年,齐昊和公司老板共同处理一个项目,两人整天待在办公室,他只得找机会溜到宿舍喝一罐啤酒,但回来后身上散发酒气,有次更是出现戒断反应,老板发现了他的秘密。
他停掉了齐昊手里的工作,安排他住院戒酒。他在医院住了41天,每天看书,写文章,吃药,打针,自信能凭着自己的毅力克服酒瘾。
从医院回家后,他又坚持锻炼,看书,吃药。这样过了一百天,齐昊以为自己能够掌控酒精了,他买了啤酒,又喝了点红酒,短短四天,再次失控了。
出路
安宁最后一次入院戒酒是在2012年2月9号。
那时北大六院的医生向她提到“AA”(互诫协会),说这个协会的会员每周一到医院开会,也许对她戒酒有帮助。安宁决定住院试试。
她过去一直认为,喝酒失控是道德问题,戒酒失败是毅力问题。直到医生笃定地告诉她,酒精依赖是一种病。
确认自己是个病人后,她释然了一些,问医生怎么治,得到的答案却是“无药可医”,并且会逐步恶化,想要康复的唯一办法是终生与酒精绝缘。
安宁再次坠入绝望中,“我做不到滴酒不沾啊”,她无法想象不喝酒的生活将怎么过。她焦躁不安,加上戒断反应,那时总是情绪失控,拿书或枕头砸到病房的墙上。
她也为自己得了无法让人理解的病而伤心,丈夫因此抛弃了她,更让她感到屈辱。
互诫协会成为她最后的救命稻草。
周一的会议现场,所有人聚集在一间屋子里,安宁很紧张,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打量四周。
她猜想,人群中那位气质出众的女孩应该是聚会的负责人,但聊起来才知道,这个高学历、英文流利的海归女孩也是一个酒鬼。而其他会员,不是博士生就是公司老板,她突然“如释重负”,“原来世界上还有女人跟我一样,我不是唯一这样喝酒的人”。
但接下来,安宁没有等来她想象中的治疗方案。她对眼前的一切疑惑不已:到场的人嘴里念着上苍,手里捏着书,还手拉手做祈祷,就像美剧里患有隐疾的人聚在一起寻求救赎,连彼此间礼貌也显得“虚假”。她有些失望。
护士拿给她一套书,她翻看其中一本:“生活中还有一群人,他们往往聪明能干,而且善解人意,但失去了对酒精的控制能力。”这是对酒鬼的描述。
她在书里拼命寻找可以填补内心落差的话,让她觉得自己没那么丢人。
停酒第10天,一个会员告诉安宁,他们在医院外面举办会议,她可以搭乘一名会员的便车过去。到了会场,人们相继和她打招呼,报出自己停止喝酒的时间,有的一年,两年,有的五年,十年。
她听到了一个时长40分钟的故事。那个男人和她的经历并不一样,但是喝完酒以后痛苦纠结的情绪触动了她,“他把我想说的全说了出来。”她坐在那里呜呜地哭起来,觉得自己去对了地方。
接着,会员们陆续发言,有人戒酒为了儿女,有人为了父母,有会员会鼓励安宁也发言,她说,想为自己戒酒,找回自己。如果不是酒,她是一个好女儿,好母亲,好妻子,但是现在她什么都不是。
她一个人租住在会议地点附近的地下室里,自怜自艾的情绪撕扯着她。她决意要戒酒,每天带着本子和笔去开会,坐第一排,积极发言,酒瘾发作的时候拼命喝可乐抵御。
协会的每个会员都会找一个助帮人,助帮人的任务是无条件接受某个会员打来的电话,通话的目的是聊天。
安宁也找到了一个助帮人。对方讲述自己的酗酒经历,让她仿佛看到了另一个自己。
后来,她一次次去开会,出院前夕,她跟一个会员说起自己的担忧,害怕出院后会复饮,对方告诉他,“怕就对了,只有对酒足够的恐惧才会去抵抗它”。
一个月后,她回到老家,一下子回到现实,离婚,失去孩子抚养权等等,很多事情一下子涌过来,她给助帮人打电话,诉说自己依然无法驾驭的痛苦。
2013年,单位有一个在北京进修一年的机会,她争取到了,再次收拾好行李来到北京。她一周参加四次AA的会议,无法静心工作,想要离开,但看到那些离开后又复饮的人,她又打消了念头。
从北京进修回去,她成了单位重点培养的骨干,即将被调到ICU病房工作。那意味着更繁重的工作,她不确定,离开AA后能否独自抵抗酒精的诱惑。
最终,她决定辞职,告别了十几年内科临床工作和公立医院的铁饭碗,回到北京,开始另一种生活——如果不是酒精依赖症,她的人生轨迹或许全然不同。
2017年7月2日,匿名戒酒会的互诫活动结束时,会员们手拉手互相勉励。视觉中国 资料图
嗜酒者互诫
1935年,美国阿克伦市,一个戒酒的纽约商人遇到了另一个嗜酒者。他发现,当他试图帮助那个嗜酒者时,自己喝酒的欲望也降低了。
后来,他和一个酗酒的医生一道戒酒时发现,戒酒的耐力与给其他嗜酒者的帮助和鼓励的程度密切相关。
四年里,美国的几座城市相继成立了戒酒小组。1939年,随着《嗜酒者互诫》一书出版,嗜酒者互诫协会的名称问世。AA向所有人开放,戒酒的愿望是入会唯一条件。
在将AA引进中国之前,李冰研究酒精依赖治疗多年,但没有戒酒成功的案例。
2000年,她到美国进修时参加AA互诫协会的国际会议。大会现场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五万名患者,每个人戒酒的时长不等,但其中没有中国患者。
事实上,中国酒精依赖症有相当的发病率。北京大学回龙观临床医学院副主任医师杨可冰等人曾经做过调查,中国汉族人群,酒依赖的发病率大约在6-8%之间,男性患者远多于女性患者。
在杨可冰看来,酒精依赖症是酒精中毒慢性脑病的表现,发病的机制主要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环境因素主要是饮酒文化地域,此外,跟饮酒的人群、习俗也有关系。
戒酒者要时刻跟酒瘾做斗争,“那种瘾时刻侵扰着他们”,李冰说,酒精成瘾的人只要停止饮酒或者减少酒量就会出现心慌,手抖,出汗,意识障碍,癫痫发作等戒断反应。
杨可冰解释说,目前治疗酒瘾主要通过药物和认知强化的一些动机治疗,包括探索开发一些物理治疗,但总的来说还没有很有效的治疗方法,难题在于防止复发。而AA,严格意义上说不属于治疗手段,是一种康复模式,一种团体的心理训练。它经过多年以来的实验证实,是康复治疗中非常关键的一环。
从美国进修回国后,李冰开始筹划在国内举办AA的会议。她形容AA的方式是“用精神的力量替代酒的力量”。
李冰每个月大约接收20名酒精依赖症患者,她在医院设置了开放式病房,AA的会员人数并不稳定,发展至今,网络会议从最初的四五人增加到一两百人。会员有男有女,年龄从20岁跨到70岁。
互诫协会常提到三要素:一是强烈的戒酒意愿;二是诚实;三是行动。“这对酒鬼来说是另一种生活,它教你以后的人生中除了喝酒怎么去生活”,齐昊认为,这很重要。
有人维持了一年、两年、三年、四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不喝,也有人中途复饮,喝死了,还有人失联了。
加入AA是免费的,会议更像一种仪式,有固定的流程,宣读誓言,重复12个步骤,介绍新来的会员,报出停酒天数,再分享故事。
“会议就是我们的药”,王伦说。他是北京地区AA的负责人,建了一个会员的QQ群。这个群设置为只允许管理员发言,他反对会员在群里交流,担心他们“习惯打字而不打电话交流”。每天有新人进来,管理员发出会议通知,其他时间群里鸦雀无声。
在AA待了十年,王伦见过有人20来岁就喝死的,也见过有人60多岁开始恶化的。他接到过无数绝望者的电话,坚持戒酒到最后的人并不多。
很多戒酒者只是短暂摆脱酒精的控制。包括王伦,尽管断酒多年,但在闻到酒精味时他仍会出现流口水的生理反应,尤其是劳累、孤单、生气时,愈发渴望酒精。
在意识到自己无法独自戒酒后,齐昊参加了AA的会议。在那里,他说生活中的琐事,工作上的烦恼,他把那里视作能说话,能被人理解的地方。
那里是许多酒精依赖症患者的秘密花园。他们不用掩饰自己是个酒鬼,可以无拘束地释放压在心底的苦闷。
每听完一个故事,齐昊感觉自己的人生被回放了一次,不断提醒他回到过去有多可怕,而他想清醒地活着。
沉迷酒精的十几年消磨大把光阴,如今,他正奋力追赶,频繁参加职业证书的考试,下班后复习考研资料到深夜,努力让生活变得不一样。
迄今为止,安宁加入AA已经有5年9个多月,这几年她滴酒未沾。戒酒之后的前三年,她并不快乐。过去遇到过不去的坎,棘手的事,她喝酒逃避,如今要清醒地直面这些。
在新的公司,安宁隐匿了前嗜酒者的身份,她妆容精致,跑步健身,维持一种健康向上的姿态。
在互诫协会她还遇到了现在的爱人,一个停酒12年的“酒鬼”,一个能够理解她过去和现在的男人。他们没有打算要孩子,两人都担心疾病会遗传到孩子身上,“我们活着就已经不错了”。
无论停酒时间多长,没有人敢说自己戒掉了,“只能说在路上”。
戒酒初期的夜晚,齐昊经常梦到自己在喝酒,喝完又轻松戒掉了。“我依然有喝酒的欲望,但我可以选择不喝。”有次喝茶的时候他误喝了一口啤酒,快速吐了出来,暂时抵御住了酒精的诱惑。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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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芳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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