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从“山西壁画展”到古代壁画研究的前沿问题
“山西博物院藏古代壁画艺术”特展正在上海博物馆对外展出，昨天，由上海博物馆、山西博物院、复旦大学主办，北京大学出版社协办的“空间、图像、思想——壁画研究的维度和方法”学术研讨会暨《壁上观——细读山西古代壁画》新书发布会在复旦大学举行，30余位来自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史等不同领域的国内外学者汇聚一堂，就中国古代壁画研究的前沿问题进行了探讨。
此次研讨会分为“壁画与艺术史研究”、“山西的寺观壁画与墓葬壁画”两大主题。壁画是一种特殊的绘画形式，对于中国壁画，除了在艺术风格、画面内容和绘画技法本身的研究之外，对图像所处的外在空间和内在思想的分析同样值得深入探讨。会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尹吉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等参会学者分别从不同视角探讨壁画图像与思想史、艺术史之间的关联，深入分析中国壁画所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近30年来，山西省出土和发现的墓葬壁画、寺观壁画数量巨大，于历史、考古、艺术、思想史等方面之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图像资料。上海博物馆研究员李维琨、山西博物院研究员渠传福、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孟嗣徽等业内专家，则对山西地区自北朝至元代的壁画风格及其艺术价值进行了深度解读。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李星明通过以壁画材料观察唐代山水画与佛教思想的关联后认为，六朝是山水画观的形成时期，而唐代是山水画发展的关键时期，“当时的山水画已经占有了各种场所，诸如佛寺、道观、官府与私人住宅与皇室宫殿以及墓葬等，以其不同的功能性质与长于表现道德等和幻想世界的人物画分庭抗礼”，他同时认为，淡彩水墨画在盛唐开始流行，而纯水墨山水画则是在中唐后期开始流行。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认为，中国古代的丧葬，有牢不可破的原则，即“事死如事生”“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终始一也”。由于这一思想观念及行为准则，人们把墓葬被称之为“阴宅”。“阴宅”包括建筑营造、壁画雕刻、随葬物品等，出现了既细致入微又奇幻丰富的创造，给死亡赋予了很多意义。了解了人们的生死观，不会感到墓葬阴森恐怖，那里虽是悲情的结尾，却是美妙故事的开始。
北京大学教授李凇分析了山西寺观壁画后认为，从众多的山西壁画图像中可以看到新观念替换、修订和覆盖旧观念的痕迹，看到潜藏在基层民众中建议和谐文明价值观的努力，而以“三教合一”为特征寻找共同的价值框架，是南北朝以来的解决之道。
山西省太原市考古研究所常一民在《太原北齐徐显秀壁画墓的发掘与保护》中认为，山西太原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更是民族融合和文化碰撞的前沿阵地。通过考古发现，山西太原的墓室壁画充分证明了这一地区华夏文明与西域文明的交流与融合。其中，太原迎泽区王家峰村梨园内所发掘的北齐徐显秀墓就是最好的例证。徐显秀墓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绘画方面，而且表现在对当时现实社会生活的描绘上。徐显秀墓壁画布局代表着墓室壁画一种新的格局的产生。它直接影响到唐代墓葬壁画的布置，开唐墓壁画绘画布局之先河，如永泰公主墓壁画就继续了徐显秀墓壁画布局，长卷式一气呵成。众所周知，唐朝政权肇基于晋阳，其文化也有北齐晋阳的浓重色彩，或者可以说北朝晋阳文化为唐文化渊流之一，这或许是徐显秀墓文化信息带给我们的新启示。
北大文博考古学院韦正认为，山西大同北魏墓葬壁画不仅在中国古代墓葬壁画史上，而且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中国古代绘画史上，汉风与唐风之间有本质差异。汉风代表华夏传统，唐风融合中外于一体。汉唐之变主要是在南北朝时期完成的，南朝画迹遗留极少，北朝墓室壁画、石窟壁画所幸多有保存，成为今天探讨汉唐之变的主要实物依据。北朝历史不足二百年，北魏定都大同的平城时代占近一百年，而且是奠定北朝历史走向的近一百年。虽然此后北魏迁都洛阳，东魏北齐又移都邺城，西魏北周定鼎关中，都城几经变迁，但在文化上都是平城时代的延续伸展、发扬光大。因此，可以说，不深入了解大同北魏墓葬壁画，很难了解汉唐之变。
为了让千年壁画“活”起来，由上海博物馆历时近两年半特别策划的《壁上观——细读山西古代壁画》于展览同期举行了新书首发式，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在新书发布会上致开幕辞。杨志刚表示，“作为展览的预研究环节，此书从策划、编纂到今天正式出版发行，令人欣喜得看到博物馆与博物馆之间，博物馆与高校、科研机构之间协同合作的大好前景。这本《壁上观》不仅在壁画的专业方向有所掘进或拓展，而且对艺术史的整体提升带来启示与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