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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星崇拜与“救星”意识的发生

王子今

2018-01-10 09:18  来源:《南国学术》2017年第4期

在中国上古信仰体系中,有着不少星崇拜的内容。当时人们想象中的天界秩序,星辰占据了显要地位。星象与收成、兵战以及个人、家族的命运包括生死健康等等都有神秘的关系。在先秦、秦汉社会通行的用于趋吉避凶选择的《日书》中,可以看到根据星象判断行为宜忌的内容。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星》篇,也是告知人们如何以星象判断未来吉凶的;包括在极端的情况下将致“百事凶”,相反则有“百事吉”的预示。在深信“天人之应”的意识背景下,天上的星辰名号,有时可与世间某种社会身份对应。《史记·天官书》言天际星象,既有象征“太一”(天帝)者,也有对应“三公”“正妃”“藩臣”“上将”“次将”“贵相”“诸侯”等诸星座,还有对应社会底层人等的“贱人之牢”。在这一时期,具有明确劳作者身份的“牵牛”“织女”成为天星名号,颇值得注意。星象与人事的密切关系,使得古人天文知识在民俗方面的表现,是星与人的对应性结合,出现了拟人化的星。天际星辰与世间人事的对应,天星名号与人物形象的结合,在秦汉时期可以找到许多明确的例证。至于体现星崇拜意识遗存的“救星”称谓的出现,与乱世的灾难有关。对于“救星”的崇敬,反映出了处在极端困苦境遇之中的人们完全无助的心态。“救星”的“救”,作为一种社会渴求,其实是乱世梦想的特殊表现。后来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则是民间对“救星”语汇使用的普遍化。这一现象,较为集中地表现在俗文学作品中。从元明时代“救星”语汇的产生,到明清小说中“救星”一语的泛用,可以看出后世形成赞颂“救星”的社会心理基础。考察与此相关社会文化现象,既可以发现天人关系学说的久远影响,也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民间政治迷信的历史渊源。
文献中所看到的“救星”语汇最早的出现,见于辽代耶律纯《星命总括》。
在中国上古信仰体系中,有着不少星崇拜的内容。当时人们想象中的天界秩序,星辰占据了显要地位。天星名号与人物形象的结合,在秦汉时期已经可以看到明确的史例。到元明清时期,民俗文化现象中所见“救星”称谓的泛用,反映了出处在困苦境遇之中的人们完全无助的心态,是人们乱世梦想的特殊表现。考察中国古代星辰崇拜意识的流变,关注天文与人文神秘对应关系的政治解说,分析元明清俗文学中“救星”语汇的频繁出现,既有助于认识上古信仰体系的世俗风貌和精神基底,也有助于发现天人关系学说的久远影响,更有助于理解古代民间政治迷信的历史渊源。
一、上古“星”崇拜与“祭星”礼俗
关注上古时代的天文意识,可以发现,中国古人曾经将包括星象在内的天界秩序,看作充满神秘意义的体系和制度;同时,又深信天文与人文的对应关系。对“星”的崇拜,曾经显著影响了社会理念和社会生活。
《尚书·洪范》曰:“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月星辰,五月历数。”“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汉代孔安国传:“星,民象。故众民惟若星。箕星好风,毕星好雨,亦民所好。”【注1】所谓“五纪:一曰岁”者,其实也是“星”。而“星有好风,星有好雨”,体现出农耕社会“庶民”“众民”的“风雨时节”期望。【注2】《管子·四时》写道,“东方曰星”“南方曰日”“西方曰辰”“北方曰月”。在天象秩序中,“星”“辰”非常重要。而体现为“柔风甘雨”,使得“百姓乃寿,百虫乃蕃”的即所谓“星德”,“其德喜嬴而发出节”。【注3】《孙膑兵法·月战》:“孙子曰:十战而六胜,以星也。十战而七胜,以日者也。十战而八胜,以月者也。”反映“星”在兵阴阳学说中占据与“日”“月”并列的地位。星象与兵战的关系,又见于《史记·匈奴列传》:“举事而候星月。”《史记·封禅书》记述秦汉神学中心雍地的祭祀之所:“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诸逑之属,百有余庙。”在秦帝国最重要的神祀中心规模为“百有余庙”之信仰体系中,“日、月”之后,“风”“雨”之前,“星”即所谓“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等,作为崇拜对象占据了当时的信仰世界中相当大的比例。据唐人司马贞《索隐》的解释,“诸布”也与“星”崇拜有关:“案:《尔雅》:‘祭星曰布。’或‘诸布’是祭星之处。”【注4】汉代民间信仰史料也提供了重要的相关信息。河南省南阳市出土的许阿瞿墓志,感叹这位五岁童子的夭亡时写道:“年甫五岁,去离世荣。遂就长夜,不见日星。神灵独处,下归窈冥。”【注5】“日星”以分别照耀昼夜的光明,受到特别的崇敬。
文物资料中可见于楚帛书所反映的星岁纪年和岁星占的内容。湖北省随州市发现的曾侯乙墓,所出土的箱盖漆文表现的星象,有学者认为其有确定的意义。湖南省长沙市发现的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有《五星占》。【注6】所谓《天文气象杂占》中的彗星图,也各有对应的世间政治军事现象。有的研究者称之为“彗星图占”。【注7】大量汉墓出土画像资料中,多有表现天际星座的画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墓葬壁画二十八宿星图【注8】、南阳画像石星象图【注9】等,均显示了当时人对“星”的崇拜。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养生方》中,可见“敢告东君明星”等文字。【注10】这里所谓“明星”,指的是可以以其神力影响人生健康与命运前景的天星。这里的“告”,应是指请示、祭告一类在神圣语境中的对话形式。
二、星象与人世“吉”“凶”
在中国古人的意识中,天际星象与人世“吉”“凶”有着神秘的对应关系。
在先秦、秦汉社会通行的用于趋吉避凶选择的《日书》中,可以看到根据星象判断行为宜忌的内容。例如,湖北省随州市孔家坡八号墓出土《日书》中的《星》篇,在二十八星宿每宿名下各有警示文字,提醒用户选择时日必须注意。其中有:“东辟(壁),不可行,百事凶。司不(府)。以生子,不完。不可为它事。(六二)。”【注11】
中国古人认为,有的星象出现,预示着“疾疫”;有的星象出现,预示着“饥馑”;有的星象出现,预示着战争或者政治变乱。例如,《史记·天官书》:“(土星、水星、金星)三星若合,其宿地国外内有兵与丧,改立公王。”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日书》中的《星》篇,也告知人们,如何以星象判断未来吉凶——极端的情况下,将致“百事凶”;相反,则有“百事吉”的预示。【注12】“玄戈”是星名。睡虎地秦简《日书》有《玄戈》篇,其中写道,在有的情况下将“大凶”,有的情况下“少吉”,有的情况下则“大吉”。【注13】导致最后一种情形即“大吉”而出现的天文现象,其积极的社会作用值得特别注意。对于《史记·天官书》所谓“黄圜和角”,唐人张守节《正义》解释道:“太白星圆,天下和平。”对于“毕星”,又说:“星明大,天下安,远夷入贡。”又如,《汉书·天文志》写道:“填星所居,国吉。”说的都是全社会普遍期望的吉祥星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织锦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注14】,更是知名度非常高的体现相关理念的文物发现。
《史记·律书》还介绍了当时人知识体系中二十八宿“营室”的作用:“营室者,主营胎阳气而产之。”就个人境遇而言,在中国上古时代,难产往往会导致母子死亡,而营室这时对于产妇及其家庭的意义,可以说有救死的作用。
三、拟人星:人际称谓与星辰名号
星辰崇拜,体现古代中国人信仰理念中的天文观。而天文与人文的对应,透露出有关天人关系的思想。《史记·天官书》写道:“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司马迁(前145—?)在致任安的信中自叙撰写《史记》的心志,有“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话。班固(32—92)把这段文字记录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介绍“八书”的撰述主题,也说“天人之际,承敝通变”【注15】。有人评价《史记》,以为正是因为追求这一境界,于是成就辉煌,“七十列传,各发一义,皆有明于天人古今之数”,而《史记·货殖列传》“亦天人古今之大会也”。【注16】
理解“究天人之际”的文意,需要回到当时的文化背景,来关注人们对于“天”具有浓重神秘色彩的内心崇敬。曾经就《公羊春秋》的研读对司马迁有所指导的董仲舒(前179—前104)曾经应汉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的询问对“天人之应”多所讨论。【注17】《汉书·刘歆传》说:“刘氏《鸿范论》发明《大传》,着天人之应。”《史记·五帝本纪》说尧“敬顺昊天”,张守节《正义》解释为“敬天”。后世注家对《史记》文字的解说,也可见“敬天常”【注18】“严敬天威”【注19】等说法。如果认识到秦汉社会的“敬天”理念包含对自然的尊重,对生态的爱护,就应当珍视其中值得继承的文化因素。《韩诗外传》卷七写道:“善为政者,循情性之宜,顺阴阳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际。如是则天气奉养而生物丰美矣。”又说:“修往古者,所以知今也。”“《诗》曰:‘昊天太怃,予慎无辜。’”当时,“天人”与“古今”的关系,似乎是许多人共同关心的文化命题。汉武帝说:“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董仲舒说:“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注20】公孙弘也曾经言及“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注21】。《淮南子·泰族训》写道:“天之与人有与相通也。”“故圣人怀天气,抱天心”,“学者能明于天人之分,通于治乱之本……见其终始,可谓知略矣”。《淮南子·要略》总结全书,也强调“尊天”“仰天”“取象于天”,“上因天时”,“合诸人则”,“通古今之论”,“经古今之道”,“埒略衰世古今之变”,“擘画人事之终”。看来,相信“天人”之间存在神秘关系是贯通“古今”的规律,代表了一种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历史文化理念。【注22】
在深信“天人之应”的意识背景下,天上星辰名号,有时可与世间某种社会身份对应。《史记·天官书》言天际星象,既有象征“太一”者,又有对应“三公”“正妃”“藩臣”“上将”“次将”“贵相”“诸侯”等诸星座。张守节《正义》释“太一”为“天帝之别名也”,又引刘伯庄云:“泰一,天神之最尊贵者也。”相反,对应社会底层人等者,有“贱人之牢”。星象与人事的密切关系,使得古人天文知识在民俗方面的表现,就是出现了星与人的对应性结合,出现了拟人化的星。例如,《史记·天官书》说到“婺女”星;张守节《正义》解释,“婺女”就是“须女”,又说:“须女,贱妾之称,妇职之卑者,主布帛裁制嫁娶。”而“婺女”,按照《广雅》的说法就是“务女”【注23】,劳作者的身份是明确的。此星象征的世间身份是负责“布帛裁制”的“妇职之卑者”。而“织女”星,据张守节《正义》,“主果蓏丝帛珍宝”,如果星光“暗而微”,则“天下女工废”。【注24】劳动者身份成为天星名号的情形,值得人们特别注意。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的《取妻》篇可见“牵牛以取织女”的说法【注25】,说明至迟在秦代,牛郎织女爱情传说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主题,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结构。而男耕女织的劳动生活以此拟人形式进入到天文体系。
在中国的传说时代,部族联盟领袖“蚩尤”曾经与黄帝、炎帝作战,被尊为“兵主”。“蚩尤旗”则成为星象名号。《史记·五帝本纪》裴骃《集解》引《皇览》曰:“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为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阳郡鉅野县重聚,大小与阚冢等。传言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杀之,身体异处,故别葬之。”此“蚩尤旗”是兵战之象。《汉书·五行志下》:“占曰:‘是为蚩尤旗,见则王者征伐四方。’”所谓“赤气”,多理解为星象。《后汉书·献帝纪》:“(初平二年)九月,蚩尤旗见于角、亢。”《续汉书·天文志》:“孝献初平二年九月,蚩尤旗见,长十余丈,色白,出角、亢之南。”《后汉书·苏竟传》:“流星状似蚩尤旗,或曰营头,或曰天枪,出奎而西北行,至延牙营上,散为数百而灭。”如果理解“蚩尤”是远古人物,则“蚩尤旗”或许可以看作最早的以人名为天星符号的实例。还有一位神话人物“造父”的名字也成为星座代号。造父是秦人先祖,曾经为周穆王驾驭八骏,远行至西王母之邦。据《晋书·天文志》,有被命名为“造父”的天星。【注26】造父虽然后来身份显贵,但是成名时的身份,只是服务于君王的御车者。
据《史记·封禅书》记载,秦代已经在杜亳建“寿星祠”。司马贞《索隐》说:寿星,就是南极老人星。老人星出现,“则天下理安”,所以“祠之以祈福寿”。《续汉书·礼仪志中》也说到仲秋之月在国都南郊老人庙“祀老人星”的情形。
明季小说《西游记》里的“太白金星”,在天际世界是一位风格平和的老者。【注27】唐李筌《太白阴经·杂占·太白占》指出,传说渊源久远的“太白金星”具有多方面的神能:“太白一名长庚,西方金德,白虎之精。……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太白主为大将,为威势,为杀伐。”明人万民英《星学大成·三辰通载·五星》也写道:“双女宫太白星,又名天军星,主兵军武贵也。诗断:太白金星主大权,喜临楚分息尘烟。出则将兮入则相,三分足用喜骈骈。”顾炎武《日知录·湘君》说神界配偶形式时指出:“甚矣,人之好言色也。”所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太白星”:“太白,星也,而有妻。《甘氏星经》曰:‘太白上公,妻曰女媊。女媊居南斗,食厉,天下祭之,曰明星。’”天星“有妻”,应看作体现民间对作为崇拜对象的天界予以人性化理解的情形。民间传说中太白星的人格化,至迟不晚于汉代。《风俗通义·正失》“东方朔”条:“俗言东方朔太白星精。”《太平广记·梁玉清》讲述了这样的故事:“《东方朔内传》云:秦并六国,太白星窃织女侍儿梁玉清、卫承庄,逃入卫城少仙洞,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岳搜捕焉。太白归位,卫承庄逃焉。梁玉清有子名休,玉清谪于北斗下,常舂。其子乃配于河伯,骖乘行雨。子休每至少仙洞,耻其母淫奔之所,辄回驭。故此地常少雨焉。(出《独异志》)”与汉武帝时代真实历史人物东方朔相联系的太白星,在这些传说中却是不大庄重的形象。
另一则与太白星有关的故事,即五代人王定保《唐摭言·知己》说李白见识于贺知章事:“李太白始自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业贽谒贺知章。知章览《蜀道难》一篇,扬眉谓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注28】这是以天星喻非常之人的例证。
四、俗文学作品中的“救星”
体现星崇拜意识遗存的人际称谓“救星”出现较晚,但却形成了非常广泛的社会影响。
文献中所看到的“救星”语汇最早的出现,见于辽代耶律纯《星命总括》卷上的一句话:“方入煞神之初,或出煞神之末,不见救星来,未有不凶者。”看来,“救星”的说法很可能源起于古星象学。
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心理,似乎“救星”意识的生成,与乱世的灾难有关。《吕氏春秋·劝学》说到“救病”,东汉高诱注:“救,治也。”《说文解字·攴部》:“救,止也。”清人段玉裁注:“《论语》:‘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马曰:‘救犹止也。’马意救与止稍别。许谓凡止皆谓之救。”《汉书·蒯通传》有“折北不救”的说法,唐人颜师古解释说,“不救”,就是“无援助”。“救,助也”,是通行的训诂定义。【注29】对于“救星”的崇敬,大概出自人们在极端困苦之中完全无助境遇下的心态。“救星”的“救”,作为一种社会渴求,其实是乱世梦想的特殊表现。
后来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是民间对“救星”语汇使用的普遍化。这一现象,以俗文学作品中的表现较为集中。“救星”的出现,以明代小说中最为密集。而《醒世姻缘传》中出现“救星”频次尤高。如第十七回《病疟汉心虚见鬼 黩货吏褫职还乡》:“……却又遇着一个救星,却是司礼监金公。”第十八回《富家显宦倒提亲,上舍官人双出殡》:“若请个名医来看,或者还有救星,也不可知。”第五十六回《狄员外纳妾代庖 薛素姐殴夫生气》:“亏得天不从人,狄员外每次都有救星。”第五十七回《孤儿将死遇恩人 凶老祷神逢恶报》:“若那命不该死,他自然神差鬼使,必有救星。”【注30】所谓“有救星”,是面临“灾难”时的深心期盼。作者对“救星”这一语汇的偏好,或许体现了当时民间的语言习惯。此外,又如冯梦龙《新列国志》第七十回《杀三兄楚平王即位 劫齐鲁晋昭公寻盟》:“灵王一连三日,没有饮食下咽,饿倒在地,不能行动。单单只有两目睁开,看着路旁,专望一识面之人经过此地,便是救星。”【注31】也是同类同的例证。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九《通闺闼坚心灯火 闹囹圄捷报旗铃》:“张妈妈道:‘你做了不老成的事!几把我老人家急死。若非有此番天救星,这事怎生了结?’”【注32】此所谓“天救星”,或作“大救星”。【注33】
大家比较熟悉的文学作品,如《西游记》中,也可见“救星”语汇的使用。第三十一回《猪八戒义激猴王 孙行者智降妖怪》:“师父在洞,幸亏了一个救星。原是宝象国王第三个公主,被那怪摄来者。”第五十五回《色邪淫戏唐三藏 性正修持不坏身》:“孙大圣才按云头,对八戒、沙僧道:‘兄弟放心,师父有救星了。’沙僧道:‘是那里救星?’行者道:‘才然菩萨指示,教我告请昴日星官。老孙去来。’”营救唐三藏的“昴日星官”,当然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救星”。
与“有救星”对应的是“没救星”。《金瓶梅》第五十九回《西门庆露阳惊爱月 李瓶儿睹物哭官哥》写道:官哥儿夭亡,“合家大小放声号哭,那李瓶儿挝耳挠腮,一头撞在地下,哭的昏过去,半日方才苏省,搂着他大放声哭叫道:‘我的没救星儿,心疼杀我了!’”“西门庆即令小厮收拾前厅西厢房干净,放下两条宽凳,要把孩子连枕席被褥抬出去那里挺放。那李瓶儿倘在孩儿身上,两手搂抱着,那里肯放!口口声声直叫:‘没救星的冤家,娇娇的儿,生揭了我的心肝去了!”又第六十二回《潘道士法遣黄巾士 西门庆大哭李瓶儿》:“西门庆归到卷棚内,看着收抬灯坛,见没救星,心中甚恸,向伯爵,不觉眼泪出。”
“救星”作为小说语言,亦为较高层次的知识人所接受。李贽(1527—1602)评议《水浒》第三十八回《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条》:“李和尚曰:宋公明每至尽头处,便有救星的,是真命强盗。”【注34】
明代剧曲所见“救星”语汇,有孟称舜《酹江集》:“今来遇着丈人,这是俺命儿里该有救星,天幸得遇丈人,望赐一言救俺则个。”也说“有救星”。又如:“【驻马听】枉煞心痴,向猛虎丛中来救你;无端负义,这鬼门关上诉凭谁。遇着顽禽蠢木总无知,道是屠牛伐树都差异,这搭儿难回避,丈人呵,俺不道救星儿恰撞你。”【注35】又如张大复《快活三》卷上“【风入松】看如螺云结晩山埋,见蜃楼海市堪怪,江豚吹浪如山大,簸箕儿轻舟风摆,许不尽猪羊赛,叫不应救星来。”
讲究“星气”和“人事”对应关系的明人万民英《星学大成》一书中“救星”凡三十见。可以推知民间俗语“救星”的普及,依然是有以“星学”为标榜的文化背景的。书中亦多言“有救星”“无救星”,如卷十五“留段”条:“火入留段,名为天剉天哭星。若人于身命见之,皆主好杀。其心不慈不仁。若有救星,却主平善。若入陷无救星,皆坐远配军州不祥之祸断之。”
清代文学名著《红楼梦》中,也可见使用“救星”俗语的例证。第一〇二回《宁国府骨肉病灾祲 大观园符水驱妖孽》:“贾蓉没有听完,唬得面上失色道:‘先生说的很是。但与那卦又不大相合,到底有妨碍么?’毛半仙道:‘你不用慌,待我慢慢的再看。’低着头又咕哝了一会子,便说:‘好了,有救星了!算出巳上有贵神救解,谓之魄化魂归。先忧后喜,是不妨事的。只要小心些就是了。”又如第一一五回《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证同类宝玉失相知》:“贾政忽然想起,头里宝玉的病是和尚治好的,这会子和尚来,或者有救星。”
总之,作为民俗语言现象,“救星”在相当宽广的社会层面的普遍使用,反映了大众百姓面对灾厄病痛时的强烈求助愿望。尤其在社会动荡年代,这种表现就成为十分醒目的文化景观,也为后世赞颂“救星”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
注释:
注1:〔清〕毕沅 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189、192页。
注2:〔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汉书·魏相传》:“君动静以道,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汉镜铭文“风雨时节五谷熟”是常见句式。
注3: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梁运华 整理,第842页。
注4:〔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1357页。《汉书·郊祀志上》也有同样的说法。可见,西汉对秦的祠祀体系予以全面继承。
注5:南阳市博物馆:“南阳发现东汉许阿瞿墓志画像石”,《文物》8(1974)。
注6:王树金:“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研究述评”,《湖南省博物馆馆刊》7(2010)。
注7:席泽宗:“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彗星图”,《文物》2(1978);王树金:“马王堆汉墓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研究三十年”,《湖南省博物馆馆刊》4(2007)。
注8: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
注9:韩玉祥 主编:《南阳汉代天文画像石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
注10:魏启鹏、胡翔骅:《马王堆汉墓医术校释(贰)》(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第55页。
注1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考古队 编着:《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第134页。
注12: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第159—161页。
注13: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第134—135页。
注14:《丝路之魂: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编辑委员会 编着:《丝路之魂: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北京:商务印书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第106页。
注15:〔汉〕司马迁:《史记》,第3319页。
注16:〔清〕恽敬:《大云山房文稿·读货殖列传》(上海:世界书局,1937),卷2。
注17:〔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第2513页。
注18:〔汉〕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贞《索隐》引《吕氏春秋》,第3038页。
注19:〔汉〕司马迁:《史记·周本纪》裴骃《集解》引孔安国曰,第138页。
注20:〔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第2513、2515页。
注21:〔汉〕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第3119页。
注22:王子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光明日报》2015-09-09。
注23:〔汉〕司马迁:《史记·天官书》司马贞《索隐》引《广雅》,第1311页。
注24:〔汉〕司马迁:《史记·天官书》,第1311页。
注25: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第292页。
注26:〔唐〕房玄龄 等:《晋书·天文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传舍南河中五星曰造父,御官也,一曰司马,或曰伯乐。”
注27:太白金星即长庚老。曾上炎《西游记辞典》(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长庚老】长庚星。神话传说中的上界神仙之一太白金星。”《西游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第三回《四海千山皆拱伏,九幽十类尽除名》与第四回《官封弼马心何足,名注齐天意未宁》有“太白长庚星”“太白金星”“金星”“招安”“妖猴孙悟空”故事,形象为“老人”,自称“西方太白金星”,又自称“老汉”。孙悟空嗔语亦谓“金星老儿”。
注28:〔清〕王琦 注:《李太白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引《唐摭言》:“李白始自蜀至京,道未甚振,因以所业贽谒贺知章。知章览《蜀道难》一篇,曰:‘子谪仙人也。’”(第166页)文句略有不同。
注29:〔南朝宋〕慧琳:《音义·幻师颰陀所说神咒经》“救之”条:“《广雅》云:救犹助也。谓相起助也。《考赞》云:援助也。”参见《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徐时仪校注,第1250页。
注30:〔明〕西周生:《醒世姻缘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黄肃秋 校点,第251、265—266、812、824、854、1257、1282、1293、1308、137、2424页。
注31:〔明〕冯梦龙 编:《新列国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陆树仑、竺少华 标点,第827页。
注32:又如,第五十九回《孝女于归全四德  悍妻逞毒害双亲》:“唬得脸上没了人色,左顾右盼,谁是他的个救星?”第八十八回《薛素姐送回明水  吕厨子配死高邮》:“众人合了一股,大家作践。若不是有个救星,这个狗命,料想也是难逃。”第九十回《善女人死后登仙  纯孝子病中得药》:“也是胡无翳手段高明,又是这些病人应有救星,手到病除,一百个人吃了药,倒有九十九个好。”第九十一回《狄经司受制嬖妾  吴推府考察属官》:“幸得狄希陈渐渐的有了救星,离成都不远,只有了三站之地……”第九十二回《义徒从厚待师母  逆妇假手杀亲儿》:“源源相接,得晁夫人这个救星,年来不致饥寒。”第九十六回《两道婆骗去人财  众衙役夺回官物》:“虽自家不到跟前,可也是我的护身符,刘姐也是救星。”第一百回《狄希陈难星退舍  薛素姐恶贯满盈》:“胡无翳掐算了一会,说道:‘喜得还有救星。……’”
注33:明崇祯尚友堂刻本《拍案惊奇》作“大救星”。
注34:“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水浒传》(明容与堂刻本)。
注35:《古今名剧合选》(明崇祯刻本)。

本文原载《南国学术》2017年第4期第594—601页,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授权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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