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晔梦︱那些对你施暴的邻居：1941年的波兰屠犹
二十世纪上半叶对犹太民族而言是刻骨铭心的，特别是纳粹德国统治时期，希特勒对德国本土以及占领区域内的犹太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导致六百万犹太人死于非命。纳粹的暴行不仅改变了欧洲犹太人的历史，也动摇了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石。在过去的几十年，无数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档案学家以及大屠杀幸存者收集了大量的文献和证据，建构了“大屠杀记忆”，以此来铭记历史、警醒世人。
二战前的波兰是欧洲最大的犹太人聚居地，大约三百五十万犹太人生活在这里，而战争中被迫害致死的高达三百万。战争结束后，人们把灾难的主要根源归结于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德国的战争机器。然而，2001年，波兰裔美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杨·T.格罗斯（Jan T. Gross）推出了《邻人》（Neighbors）一书，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向读者展示了另一种令人目瞪口呆的“大屠杀”，揭开了尘封多年的历史真相，从而在波兰及欧美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反应。
然而，1939年德国和苏联相继进攻波兰并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打破了耶镇的宁静生活。小镇在被德国短暂占领后，又归于苏联人的势力范围。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德战争全面爆发，耶镇又重新被德国占领。6月23日，德国人进驻村子。从25日开始，镇上的波兰居民就开始进行反犹屠杀。他们“用砖块砸死了雅各布，用小刀剜出了克拉维基的双眼，割掉了他的舌头……”（第11页）波兰暴徒在“犹太人的住房之间徘徊，拉着手风琴、吹着笛子，以此来掩盖犹太妇女和孩子们的尖叫声”（第10页）。7月10日，几名盖世太保来到耶镇，波兰人和犹太人被分别召集至广场一侧，德国人与波兰人很快达成共识，全面清除所有犹太人。
大屠杀随即开始。波兰人看守住镇子四周不允许犹太人逃跑，然后挨家挨户地抓捕。迫害的手段五花八门，包括将人活活溺死、用小刀捅死、石头砸死、强奸妇女、用斧子或插着钉子的棍棒殴打，等等。暴徒们驱赶犹太人搬运巨大的列宁纪念碑，并且挖坑将石碑埋葬，之后杀死犹太人并丢入同一个坑中，“命令每个犹太人都挖一个坑，埋葬之前被杀死的犹太人，接着这些人又被杀死、被埋葬、如此往复”（第13页）。有犹太妇女为了免受侮辱，将自己刚出生的孩子亲手溺死，然后自己再跳河自杀。旁边的暴徒目睹整个惨状，还建议她“面朝下没入水中，这样就能淹死的快些”（第11页）。暴徒们还强迫犹太人亲手烧掉犹太经书和宗教物品，从肉体和精神上极尽侮辱。
后来，他们觉得以这些方式屠杀成百上千的犹太居民不够效率，将剩余的犹太人全部驱赶至一个谷仓里，并且在路上“命令他们做一些可笑的体操动作”（第79页），之后将谷仓浇上煤油并点燃。暴徒们“将小孩子的脚捆在一起，背在背上，接着用干草叉叉起这些被捆在一起的孩子，放在灼热的炭上烧烤……大火过后，他们用斧头劈开尚未完全肢解的尸体寻找金牙，极尽所能地破坏这些‘神圣殉道者’的肉身”（第15页）。这场灾难导致了一千六百名犹太人被杀害，耶镇仅有七人幸存。
作者以众多的证据、沉重的语气揭示了一个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惨烈的情景确实超出了人们的接受力。然而，同样让人震惊的是，施暴者并不是盲从的法西斯军人，而是普普通通的乡村平民，是和犹太人长期相处的邻人，是他们熟悉的镇长、镇政府办事员、鞋匠、木匠……这是一群“拥有真实面孔和姓名的人们，这些犹太人所熟识的人：他们过去的校友、向他们买牛奶的人、与他们在街上闲聊的人”（封底）。施暴者就像野兽一样疯狂宣泄自己的兽性，仿佛那些千奇百怪的虐杀手法是与生俱来的。其中最小的参与者耶日·劳丹斯基（Jerzy Laudanski）仅仅九岁。
这些邻人是被迫成为杀人凶手的吗？不可否认他们确实受到了德国士兵的怂恿和胁迫，但是作者的调查发现，当天在场的只有几位盖世太保（另一种说法是有几十名德国宪兵队士兵），也就是说德军士兵的人数并不多，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直接参与屠杀，只是在旁边拍照，而且德国士兵起初的提议是可以给每个犹太家庭留下一个活口，但竟然遭到了波兰村民的拒绝，甚至有资料证明，德国人还亲自救下了三名被波兰人驱赶逃到德国前哨站的犹太妇女。
为什么是犹太人？
毫无疑问，希特勒的犹太人政策和纳粹德国对波兰的侵占是大屠杀发生的直接原因，《邻人》一书则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罪恶的施暴者并非单一群体——即纳粹德国的战争机器。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到耶镇时，我们看到的是熟悉的邻人一夜之间成为面目全非的暴徒，心甘情愿做了德国人的帮凶。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惨剧的发生？在作者看来，波兰人对犹太人的不友好是有迹可循的，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波兰根深蒂固的反犹传统。在波兰，犹太人占到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他们对波兰社会的发展也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反犹因素始终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犹太教与波兰人信奉的天主教之间的矛盾与隔阂。波兰长期流行着“犹太人要用天主教徒的血做逾越节的薄饼，他们是世界上所有罪恶的源头”这一说法，煽动教徒之间的矛盾冲突。另一方面犹太人由于其长期的经商传统，大都生活比较富裕，而且替波兰统治阶级收取赋税。这样，宗教摩擦、仇富心理和阶级矛盾所形成的社会氛围共同塑造了波兰人的反犹情绪。
第二，战争气氛激发了人们心底的“恶”。波兰的反犹传统虽然长期存在，但依然处于国家法律控制和道德约束之下，所以并未出现大范围的恶性事件。但伴随着波兰领土被侵占，国家机器礼崩乐坏，法律约束荡然无存，社会秩序化为虚无。人民被战争和死亡的恐怖黑云所笼罩，战战兢兢朝不保夕。在极端恐惧之下，人性中贪婪、仇恨、妒忌、偏见等负面情绪一触即发，许多人失去了基本的判断和自控能力。同时这种情绪也被极权主义者所利用，正如作者所写到的：“极权主义的政治方法与其政治目标一样，会使社会彻底瘫痪……对‘憎恨’的制度化……人们总是受到怂恿敌视对方，如同兽性的本能，社会中任何细小的裂痕最终都会崩裂为鸿沟。任何对立情绪都会不断恶化……人们在不同程度上与政府共谋，镇压了他们自己。”（第1页）
第三、犹太人被看作共产主义的代理人。由于犹太人和共产主义之间众所周知的密切联系，很多波兰人认为犹太人在战争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出卖了波兰的利益。惨案发生初期，当犹太人向镇上的天主教神父求助时，神父竟然表示：“众所周知，每个犹太人，从最年轻的到那些六十几岁的，都是共产主义者……是时候将这些害虫和吸血鬼从波兰大地上铲除了。”（第50页）
作者在书中描写了这样一个细节：耶镇早前存在一个大型的反苏地下组织，后来由于叛徒出卖而被苏联秘密警察捣毁，波兰人普遍怀疑告密者就是犹太人，他们在内心认定犹太人勾结苏联侵占自己的国土。苏德战争爆发后，包括耶镇在内的相当一部分苏占区被德国“解放”（最起码当地民众是这么认为的），波兰人热烈地欢迎了德国军队，并“迅速建立了与德军合作的行政机关，并参与到了以‘消灭犹太人和共产党人’为直接目标的灭绝战争中”（第130页）。
对这一现象，作者分析道：战争“第一次将波兰的乡镇暴露在极权主义政权的统治之下。一个饱受苦难的社会在面对挑战时变得脆弱、动摇，而先后两次侵占的集体经历导致了极端的道德沦丧（demoralization）”（第132页）。管辖权的几度易手，使得耶镇居民的神经更加脆弱；痛苦的回忆互相交织，更是加剧了他们心理的变化。通过积极参与对犹太人的迫害，他们不仅讨好了新的当权者，还从暴行中获得了物质利益，同时抒发了长久以来积压在内心深处的莫名其妙的怨恨。
真相为什么得不到重视？
早在1945年，“惨案”幸存者之一施姆尔·瓦瑟什塔因（SzmulWasersztajn）就向犹太历史委员会（Jewish Historical Commission）提交了相关证词。但直到1949年，材料才被寄送到司法部，随即司法部和安全部展开共同调查，逮捕了二十二位犯罪者，并于1949年5月16日在沃姆扎（Lomza）地方法院审理该案——这次的官方调查资料和庭审记录是“惨案”最早也是最全面的报告，也是作者的重要文献来源之一。
然而，二十二人的庭审在短短的一天内便草草结束，八名被告被判无罪。从庭审记录上看，大多数被告仅仅是被询问一些不痛不痒的问题，如“1941年7月你住在哪？”“你参与了7月对犹太人进行的屠杀吗”等等。整个调查工作两周就完成，一切都显示官方纯属敷衍了事。更不可思议的是，在1953年的第二次审判中，一位屠杀者在自辩书中把自己对犹太人的迫害称作爱国行为，并以此获得假释。
真相之所以被忽略，与波兰战后的大环境息息相关。
1947年波兰解放，虽然卢布林政府在《七月宣言》中表示要给予犹太人平等的公民权利，政府也积极干预，使得国内的反犹情绪有所缓和，但平静的表面之下，却涌动着暗流。
一方面，种族之间的敌视不可能马上消失，另一方面国家百废待兴，许多事情都浮于表面。当时，追究战争罪责也是很敏感的话题，许多涉嫌者在坦白时心有顾虑，或者尽可能把罪责更多地推给纳粹德国，以此减轻对自己的惩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整个苏联境内“去斯大林化”浪潮的兴起，让“犹太人为斯大林的错误负责”也成为波兰的政治话语，波兰各阶层的反犹情绪随之抬头，还出现了两次大规模的反犹事件，直到八十年代迫于舆论的压力，波兰政府才逐渐放宽对犹太人的控制。
在这样的环境下，波兰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意识形态斗争也错综复杂，对战争罪责的探讨变成了社会的禁忌，主流的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都不太愿意提及这一话题。
“耶德瓦布内惨案”所引发的思考
《邻人》一书的写作与出版凝聚了作者浓厚的情怀与担当，正如欧洲著名学者托尼·朱特（Tony Judt）所说：“格罗斯凭借一己之力，强行撬开了波兰现代历史上紧闭的、沉痛的一章。”格罗斯所揭示的，是谁都不愿看到的黑暗历史，对波兰人来说，更是尤其难以启齿的耻辱回忆。此书一经出版，立刻引发巨大关注，也督促波兰政府对这一事件重新审查。官方的调查结果是：当年有四十名波兰人参与了对三百四十名犹太人的屠杀，而远非作者提到的一千六百人。由于数字的出入很大，作者本人也遭到波兰政府的调查以及民众的攻击。
尽管有种种分歧与争议，无可辩驳的事实是，《邻人》一书掀开了沉重的封盖，使“耶德瓦布内惨案”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并由此引发了学界对大屠杀与波兰历史的重新考量。格罗斯也尖锐地指出，应当“重新开启‘二战’期间波兰——犹太关系的史学”，因为“五十余年来，历史学家和记者们关于此事给出的镇静剂一般的说辞，如今必然不可继续相信了”，“战时在波兰杀害犹太人的只有德国人”这一说法在惨案发生之后，就“再也不能用这种虚伪的套话来敷衍战时波兰-犹太关系的问题了”（第117页）。
作者认为，应当“重新评估某些已经被广泛接受的重要议题：对那些年月里人们的态度、官方的制度以及后果的解释”。他特别强调要重视幸存者的证言，在没有明确证据证明其虚假之前，应当承认其真实性，因为“灾难越深重，幸存者越稀少，我们必须去倾听来自深渊的孤独声音”（第141页），“犹太人没有任何理由——在他们对这场他们所亲历和目击的浩劫的记忆里——将德国人犯下的罪行强加在波兰人头上”（第26页）。《邻人》一书无疑是大屠杀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对波兰-犹太关系的历史乃至社会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邻人》打破人们对丑陋往事的刻意回避，引导读者直面最赤裸的人性，拷问道德良知。正如我们不能认为希特勒应当承担大屠杀百分之百的罪责一样，也同样不能把耶德瓦布内惨案的发生完全归咎于波兰村民的残暴和丑恶。事实上惨案的几位幸存者也正是得益于一位波兰妇女的庇护，而犹太人与波兰人精诚合作抵御侵略、共建家园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因此，我们不能得出非此即彼的结论，而是要尽最大可能去还原最真实的历史场景。
格罗斯并没有准确地回答邻人与凶手之间的屏障何以如此脆弱，也没有刻意去分析“邻人之恶”的社会文化动因，但他的书依然触及灵魂，拷问人性。这本书的真正意义，在于启发人们思考如下问题：应当怎样去面对自己不光彩的过去？应当如何去舔开因自身的恶而种下的伤疤？应当怎样去思量非常环境下人性的突然变异？在前言中（第5页），格罗斯呼吁人们要检讨自身的行为：
很多事情是人们本可以做到的，也有很多事情是他们本可以规避的，更有一些事情，是他们根本不必去做却做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