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祠记①｜宗祠：宗族势力最直观的表达
【编者按】
徽州有俗语：八山一水一分田。不过，徽州先民走出了群山的围困，并在徽商崛起的过程中传播了独特的徽州文化。而徽派建筑，尤其是徽州宗族热衷建造的华丽祠堂，成为典型的徽派文化代表。本系列共分4篇，以徽州和祠堂为线索，介绍徽州祠堂的历史及现状，并且通过了解徽州的宗族社会，加深对中国古代乡土社会的理解。
中国东南丘陵的地势起于徽州、杭州、宁波一线，此线以北是中国最大的平原区——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徽州山区以西的长江沿岸亦属中下游平原），一马平川直抵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以南是贯穿至岭南、延至南海海岸的大丘陵区——中国第三阶梯70%的山地都集中于此。从国家地理的角度看，徽州和浙江省的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平原与山地的转折地带，这片山域是中国丘陵地区的起点，而长江正是穿过大别山与徽州丘陵间的一条“细缝”，奔流入海。
徽州：八山一水一分田
徽州（古称）地处安徽省最南端，除了沿长江依次排布的马鞍山、芜湖、铜陵、池州、安庆市为沿江城市以外，长江以南的安徽省境内都是徽州与宣城市的地界，而宣城市又基本占尽了江南东北角的平原地区，群山围困下的六座县城：歙县、休宁、黟县、婺源、祁门、绩溪组成了旧时的徽州府。
徽州有俗语：八山一水一分田。其实此话不尽准确，如果看高清卫星地图，在万米高空下，徽州这片土地除了山地，几乎看不见任何其他东西。因此徽州先民会感叹自己的命运：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走出群山的围困，是他们唯一的生路。
走出大山并不是所有山地百姓都能轻易做到的，尤其在只能依赖原始交通工具的古代。然而“位处山地与平原的转折地带”这一点决定了徽州的先民可以走出大山。绩溪人胡适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谈到，徽州人在穷困潦倒时安慰自己的一句话便是：不要慌,十天到余杭！因此，虽然徽州先民生在缺少农耕土地的闭塞的山岭地区，但隔着围困在眼前的大山，外面便是无限繁华的江南平原市镇。于是，历史上出现了吃苦耐劳的徽州先民，也出现了徽商在江南长达四百多年的繁荣。
面对四周的茫茫群山，徽州古人开拓了几乎所有可能的通道——一条新安江水路，若干条古道陆路，他们朝着四面八方背井离乡。
“徽杭古道”是绩溪入杭的最近通道。“徽安古道”自休宁县入安庆，转水路长江即可通武汉。长江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交通流域，承载了徽州盐商运两淮盐入湖广、载湖广米至长江下游的贸易通道。“徽宁古道"自绩溪出关至宁国县，入宁国便是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平川沃野，于芜湖入长江可直通南京、扬州，运河北上便可直达北京，因此徽宁古道亦是官员往来徽州的主要官道之一。“徽开古道”自歙县向南至开化，通向浙江省内最大的盆地——金衢盆地。“徽浮古道”由休宁至江西浮梁县，入鄱阳，通长江，是往返湖赣的最短路线。
因翻山越岭的不易，徽州六个县域会以其出山的最短路线，决定落脚的目的地，如绩溪商人胡雪岩，当年通过绩溪的徽杭古道前往杭州开设商铺，而胡雪岩的父辈们离开绩溪老家到江苏泰州时，走的亦必定是北上最近的徽宁古道。地理因素使徽州各县形成一种方向固定的人口流动，如江苏、浙江和其他处于徽州东北方向的徽商，必多来自于绩溪与歙县；祁门、休宁的徽商则多去往湖广发展。
徽商文化
这些徽商赖以生存的命脉通道，不仅承载了当时的贸易往来，亦将徽州自身的文化特质向周边地区传播开来。在今天的江浙、湖广能尽数看到各类徽州建筑的风格元素。由于新安江交通的便利，其所流经的浙西、浙中地区，则更是反映出徽州文化的深刻影响。
新安江即钱塘江，在徽州至建德市（古称严州）梅城镇一段称新安江，梅城至富阳一段称富春江，富阳至杭州湾入海一段称钱塘江。一江含三称，每个名称在中国历史上代表着一个特定的文化符号。
自徽州蜿蜒而出的新安江有如此深厚的人文积累，与其流域繁荣的交通有极大关系。除了建德和杭州，在梅城所分出的新安江支流——兰江，将徽州人的影响力带向了兰溪、金华（古称婺州）和衢州这一片大盆地，因此对于浙江的中西部而言，徽州的文化特征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徽州先民不仅没有自困于群山的包围，反在明清两代徽商崛起的过程里，将其独特的徽州文化不断向周边地域扩散，冲出重围，形成了一个广阔的徽文化影响圈。
现代徽州人的祖先主要由西晋至北宋的三次人口迁徙所构成，当初的中原士族家眷在南迁过程中选择这片山地，主要是考虑了封闭的地势可以避免王朝覆灭所带来的战祸。但随着太平年间的到来，徽州人口不断繁衍，地少人多的弊端就暴露出来了。徽州人迫于生计，不得不离乡谋生。但这样的人口流动，却未让徽州散尽。
徽州人的主体源自衣冠南渡的士族后裔，因此其文化本身源自中原传统，文化上的特征便是一种带有浓厚宗法秩序的家族观念和制度，徽州在这方面的特征表现，可以作为中国氏族社会制度的一个典型。清初学者赵吉士在他的《寄园寄所寄》中写到：
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杂姓掺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名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虽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
徽州人不忘自己出生于中原，虽在地缘上早已毫无联系，但这种根源的意识早已浸濡成一种自然心理。直到今天，都能时常在徽州乡间看到这样的对联：“河南根基远，家族世代新”。
休宁县黄村的荫余堂，是黄姓徽商于嘉庆年所建的宅第，先后有八代子孙于此居住，本是一座非常普通的徽州民居。但在1996年面临拆迁命运时，被美国马萨诸塞州的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Peabody Essex Museum）的一位研究员发现并买下，完整拆运至美国，于马萨诸塞的博物馆重建。当地学者对这座清中期的徽州民居做了完整的研究，从其家族史的变迁至建筑的功能、结构和装饰等。
清朝后期，随着封建静的瓦解，徽商逐渐败落消亡。新中国之后，荫余堂的主人黄振新离开家乡飘落至上海，荫余堂的子孙们亦都离开了这座老宅，四散各处。只是这次离开家乡是永远地离开了。
宗族社会
徽州人先祖的文化源头本来自中原，历史上徽州的三次人口迁入分别是：魏晋时期的“永嘉之乱”、唐末的“黄巢之乱”，以及北宋末年的“靖康南渡”。那些北方的衣冠望族将中原的士族文化随着家眷一起带入了这片东南山林，并逐渐代替原住民山越人。徽州有座著名的“程朱阙里”坊（毁于上世纪70年代），石坊正面题“程朱阙里”，背面题“洛闽溯源”。“阙里”本是孔子的故居，这里用来表示：徽州是北宋二程（程颢、程颐）和南宋朱熹的故里。在徽州，传统和儒家一直都被人们重视和纪念。
我们从小就被告知：中国是礼仪之邦。然而，大部分人都误解了礼仪之邦的含义。礼仪二字的含义不是礼貌，也不是说一个人的“素质”或“仪态”，礼仪是一种社会制度，其内容包含了一个人生老病死的过程，以及种种社会关系。因此，礼仪之邦准确的含义应是：以礼制规范，形成社会秩序的国家。西周灭亡后，礼仪制度的主体和精神被儒家学者所继承，徽州宗族社会的结构基础是典型的儒家宗法礼治。
宗法的隐含含义是，建构和维护父系血缘关系下的宗族内部秩序的制度，在以宗族为基本单位的乡土社会里，它扮演的是一种强执行力角色。
礼治则直接继承于儒家经典学说的一套完整道德准则。在古代中国，国家强权的执行力和法律条文都有极大的局限，中央政权的行政分级也仅能触及到县一级，因此在广阔的乡土社会，社会基层的秩序就需要用“礼治”来约束。
宗族的特征在于多个直系“小家族”拥有一个共同的“宗”，或曰血缘联系上的根。但随着子孙的繁衍延续，紧密的血缘会被树状式传代所逐步稀释，宗族的延续性比家族绵长。宗族亦分大宗族与小宗族，小宗族局限在一个家族的前后几代，供奉分支先祖，各立支祠。大宗族则是一个村落乃至多个村落所有同姓家族的总合，供奉一个始迁祖，共立一座宗祠。
在宗族的各类族产中，祠堂始终都是宗族势力最直观的表达。不同于苏州世家更重视活人在世所享受的大宅园林，徽州宗族更热衷于建造一座华丽的祠堂，将祖辈过往的荣耀和世代子孙所获得的成就通通归集在这一座纪念性的建筑里。
宅院民居是属于在世家族的，无论这个家族当时的地位如何，始终是要面临分裂的（如兄弟间的分家）。但祠堂不会被分解，它本质上应该永远存在，过世的祖先永远都在，所供奉的一方方小小的牌位便是每一个祖先在天之灵的凭证，徽州村落中散布着的各类祠堂就是宗族精神在物质上的联系。
宗族的存在也有其实用意义，尤其体现在政治和商业的经营上。徽商崛起的背后，宗族势力的保障与团结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婺源商人程栋最早进入汉口，以后其族人逐渐进入汉口，形成程氏家族对汉口的商业垄断。徽商极为重视修族谱，这不仅是维护家族统一的情感需要，更是获得商业信息和帮助最为稳固的依据。徽州宗族间的相互倚赖，同时也为其贸易中运输、仓储、采购、销售提供了便利条件，从而极大降低了成本。徽商在这种宗族经营中获利越多，便越重视维持这种宗族模式，舆论上继承了儒家正统，又兼顾其切实利益和情感的维系，因此徽人直至今日都以这种宗族文化而深以为傲。
（作者陈勃文系米兰理工大学建筑设计与历史学研究生，九樟学社成员；任丽系东京艺术大学文化遗产保存学博士生，九樟学社成员。本文经编辑删减，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九樟学社”jiuzhang-soc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