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空间｜上海华东大学：纸上的包豪斯
大学校园因为承载高等教育之任务，推广现代教育之理念，从诞生之日起，其建筑风格往往成为中国社会探索现代与传统对话的先锋。例如，近代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Henry K. Murphy）在燕京大学（今北大校园）、金陵女子学院设计中所追求的中国古典建筑的复兴样式（Adaptive Chinese Architectural Renaissance），可以说是这种探索中的早期代表作品。
有意思的是，在校园空间组织上，中国大学的校园更亲睐古典主义的纪念性空间，这一点与通过大学教育而追求人性的自由解放、实现平等的知识交流的浪漫主义情怀，似乎存在着悖论。其中最具影响力（被广泛拷贝）的，可能莫过于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创建的弗吉尼亚大学校园、园林景观设计大师弗莱德里克·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设计的略带西部土豪风的斯坦福大学校园，以及将壮观宏大推向极致的莫斯科大学校园。
随着当代高等教育的扩招、大学园区的快速建设，虽然校园建筑仍然是最受设计师们青睐的项目，但大学校园越来越脱离原有相对宁静的浪漫想象，变得日常、生产和世俗化了，越来越与城市融为一体，抑或成为新城新区中孤独空旷的一部分。
现代主义大师们曾经在校园规划中创造新的语汇。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1883-1969）主持下的包豪斯德骚校园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因为规模有限，对大众而言其建筑风格的影响要大于校园规划。很多现代主义风格的校园作品，处于“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境地，受到设计师们的追捧，却遭到社会的冷落，例如密斯的伊利诺工学院（IIT）、格罗皮乌斯晚期的巴格达大学校园，以及台湾的东海大学校园等。
鲜为人知的是，现代主义校园规划也有过一次落地中国的尝试：1948年，格罗皮乌斯与他的学生们曾为拟建于上海的教会联合大学——“华东大学”进行过校园规划。格罗皮乌斯将该项目放在“协和建筑师事务所”（The Architects Collaborative，简称TAC）里完成。TAC是由格罗皮乌斯与7名年轻建筑师在1945年秋创建的，上海华东大学的校园规划是该事务所承接的第一个重要项目，项目首席设计师在TAC档案中署名为格罗皮乌斯和诺曼·弗莱彻（Norman .C. Fletcher），刚从哈佛设计研究生院毕业、随即被聘为助理教授的贝聿铭也参与了这个项目。
联合华东大学的艰难诞生
1930年代，随着近代中国大学教育日趋发展，美国各基督教派考虑通过重组在华教育机构而提升其竞争力。1932年，10所中国教会大学的代表在纽约成立了在华基督教大学校董联合会，筹备校际间合并与重组。由于各校宗派利益、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资金问题，这一提议进展缓慢、几近搁置。
抗战爆发后，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杭州的东吴大学和之江大学先后迁往上海。在战争的特殊条件下，这几所院校不得不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之间合作，以解决各校普遍面临的师资与课程不足问题，谋划多年的华东联合大学变成了事实。抗战结束后，资金问题和实际困难让联合华东地区基督教大学的计划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然而，联合过程并不顺利。1946年，沪江大学宣布退出联合计划。
在纽约方面的敦促和给予巨额资助的承诺下，圣约翰、之江和东吴共同签署了联合计划书，认可联合大学应有一个校园、一个行政和一个预算。三校围绕新校址、联合程序和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繁复的讨论。对于联合大学的新校名，三校在“江南大学”和“华东大学”之间选择了后者，以便与其他地区的基督教大学（如华西、华南和华中相对应）。然而，联合大学的选址最令筹划者头疼，最终确定在沪西的虹桥机场旧址。
在纽约的联董会承担了联合华东大学所需资金的募捐任务，并聘请了时任哈佛大学建筑系系主任的格罗皮乌斯来负责这个新校园规划。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浓厚，1940年代中后期的美国教会大学在不可逆转的“本土化”、“世俗化”浪潮中风雨飘摇，希望通过机构重组而恢复对华教会教育机构的有力控制，其对校园设计形式风格的选择（“现代的”和“国际的”），应当说折射了这一心态，从而促成了在华教会与现代主义者一次奇妙的合作。
正如TAC事务所名称所指向的（C指Collaborative，合作与协商），格罗皮乌斯和七个年轻的合伙人们相信，在建筑设计中，集体的团队合作是最为重要的。TAC日常运营的核心理念是每一个合伙人平等地参与设计项目的讨论，而不像传统的设计事务所按照效率和专业化分工的原则进行工作分配。随着后期事务所规模的扩大，这种理想的模式慢慢变得效率低下，不再具有可操作性。
格罗皮乌斯在TAC是“居于核心位置”的一位“思想者、合作者和评论家”。他每周参加事务所例会，提供哲学和理论层面的指导，放手让年轻建筑师充分参与，在平等地协商、评论的基础上共同完成设计工作。华东大学校园规划作为TAC第一个主要的设计项目，严格地执行了这一工作程序。最终设计成果中，所有平立剖面设计图均未署个人名，效果图表现中，诺曼负责图书馆和教学楼、商学院、法学院、文理学院，贝聿铭完成了宿舍楼和教工宿舍，模型由刘易斯·麦克米伦（Louis McMillen）制作。
现代主义中注入传统元素
在格罗皮乌斯主持下的华东大学校园设计，尝试了在现代主义设计中注入表达传统建筑与空间的新语汇。如果说燕京大学是以西式的纪念性空间组织方法，串联带有传统中国宫殿样式的古典风格建筑，华东大学则从传统江南园林和民居得到启发，在较为自由和自然主义的校园空间格局上，通过廊、道、水系串联起简约风格的现代建筑，并依据华东大学三校联合的特点划定了功能区块。
华东大学校园所在区域地势平坦，建设面积约150公顷，计划容纳3000名学生，并为1000名学生提供住宿。校园的总体布局是由较低矮的建筑围绕一个人工湖组成，建筑分4个组团灵活地安排在湖的周围。学校入口设在基地东南角，操场和球场等运动场地位于入口以南，教学区位于人工湖东侧，三个宿舍组团则位于西侧，从北到南围绕着人工湖，各组团间以连续的路径和水系相连。
教学区以各学院的教学建筑为主，包括文学院、工学院、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法学院以及医学院，功能主要有教室、实验室、办公室、报告厅等。各学院大多通过2-3栋单体建筑围合，并以长廊串联。
公共建筑有两座：含图书馆（设计30万册藏书）在内的学术交流中心，以及具备博物馆、餐厅、商店、舞厅、游戏室等多种功能的学生活动中心，两者均被安排在靠近人工湖的一侧，行政办公楼与这两栋建筑有直接联系。整个教学区平面呈现非轴线的形式，建筑布局灵活自由，多种尺度的室外庭院之间相互流通和联系。
宿舍区分成3个组团，分属于圣约翰、东吴和之江三所大学。学生宿舍与教学建筑布局类似，通过几栋2-3层的单体建筑围合出庭院，以长廊串联。考虑到中国传统文化，女生宿舍受到较好的保护，庭院内设有围墙，男生宿舍则相对开放。教员住宅与学生宿舍分开设置，为一层的平屋顶独立建筑，住宅中间设计有内院。在教员宿舍和学生宿舍之间设有小教堂，这是设计中唯一具有宗教色彩和讲究街道对景的地方，分别为圣约翰大学的圣公会教徒、东吴大学的卫理公会教徒和之江大学的长老会教徒服务。
在华东大学校园设计方案中可以看到，格罗皮乌斯自德骚包豪斯校园以来一贯的现代主义风格和主张，例如强调对新材料的充分运用、尽可能利用自然的通风采光、娴熟地以相互串联的开放和半开放空间塑造空间的流动感等手法，并且从本土建筑文化中，抽象出传统建筑和空间语汇来呈现地方文化、景观和气候特征等等。从他在TAC参与完成的作品风格看，他职业生涯的中后期更加趋于平和与成熟，对被简单地贴上“国际主义”标签表达了否定的态度。
包豪斯强调通过标准部件的重复使用，即在不同的建筑物中使用同样的材料，产生协调朴素的城市面貌，并通过几种形式重复使用而造成一种有变化的简洁效果，在华东大学设计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华东大学的校园建筑设计中，钢或钢筋混凝土的骨架、带型窗、伸臂板或挑空翼角作为建筑设计的素材反复出现，借助这些素材去创造因地区而异的建筑风格。
华东大学教学与宿舍区的建筑基本为2-4层，立面采取连续横向竖开窗，以细钢窗棂划分；结构使用清晰的钢筋混凝土框架，底层架空以提供活动空间。设计方案中，不同的建筑形式对应不同功能，如教学楼和宿舍楼是两种不同尺度的“一字形”建筑，报告厅为楔形造型，教堂以十字平面为基础并连接一斜向单体。
尽管整个校园采用的建筑形式相对单一而朴素，但通过不同的尺度、比例和庭院围合方式，加上庭院景观及偏于自然的校园景观的衬托，达到了统一而又多样、完整与差异的平衡。这些手法在包豪斯德骚校园、在后期TAC设计的哈佛大学研究生宿舍、巴格达大学校园设计中也反复出现。
不同以往的是，TAC的几位设计师并未坚持包豪斯学派对建筑平屋顶的偏好，在华东大学教学楼和宿舍楼中采用了江南传统民居的单坡屋顶形式，同时也有别于之前教会大学“中西合璧”的建筑设计中，对传统歇山、庑殿等宫殿形式的模仿。建筑立面设计上，方案没有加入古典柱式或装饰，而是采用包豪斯经典的大片玻璃与钢筋混凝土框架构成的现代形式。但是，现代主义风格的经典的白墙，却也与中国南方传统建筑的青瓦白墙有所呼应。
考虑到江南地区气候温暖潮湿，多数单坡屋顶的建筑都带有天窗以提供自然通风。建筑通过百叶窗和挑檐遮阳，只有图书馆和礼堂装有空调。整体校园建筑设计没有大面积连续的墙面，轻巧素雅，反映了中国江南地区民居的特色，并且与现代主义所追求的简洁明快相一致。
从几幅透视图中可以看出，设计方案中引入了一些体现地方建筑构造方式和材料使用的元素，如斜角屋顶上筒瓦的运用、建筑横向长窗下面砌筑的砖石墙面，以及室外庭院和路径的铺地所采用的石材等。学术交流中心和学生活动中心两座公建采用的材质相对丰富，不仅有大片的砖墙设计，室内装饰也选取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作品，如石狮和木格栅。
在总平面规划上华东大学的校园布局没有纪念性轴线，建筑的组合与院落的组织也未采用对称的形式，自由不对称的组合形成生动有韵律的均衡形式。华东大学校园中建筑与庭院景观紧密联系、相互融合，设计通过建筑单体围合成大大小小、景观丰富的四合院，同时将中央人工湖的水引到4个组团之间和庭院内部，建筑错落配置并以轻盈通透的廊相连。这里借鉴了中国园林中的常用手法，但其连廊设计采用的是现代平顶加方柱的形式，这一连廊设计形式在后来的哈佛大学研究生宿舍中也出现了。
校园的组团之间、庭园内部相互开敞，建筑室内外空间彼此交融，形成现代而开放的校园气氛。TAC的设计师们认为，这种建筑与景观环境之间亲密的关系——才是对中国传统的真实表达（“a genuine thread of tradition”）。贝聿铭的水墨渲染技法，包括鸟瞰近景中他所喜爱的松柏形象，加深了方案与传统结合的现代中国文化想象。
华东联合办学梦的终结
1948年5月，TAC的华东大学校园规划方案获得了联董会的批准，模型展示在联董会纽约的办公室中。然而此时，上海各教会学校的联合热情已经褪去，圣约翰大学首先无视联合协议的规定独自招收了理科学生作为医学院预科班；之江也开始招收文学院的学生，甚至新的校董会的组建都发生了困难。
随着国共内战的全面爆发，联合计划无法继续进行下去。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不久，美国教会在大陆的教育事业被宣告正式终止。华东大学的方案最终停留在了纸上。
（本文源自作者2016年发表于《城市规划学刊》第四期“另一种中西合璧：格罗皮乌斯主持下的华东联合基督教大学校园规划”，有删节。主要档案资料来自哈佛艺术博物馆Walter Gropius Archive、耶鲁神学院及MIT有关TAC的收藏。经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