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之争|美国力量若被“锚定”在中东,对中国有何影响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王鹏
2017-12-07 18:05
来源:澎湃新闻

当地时间2017年12月6日,美国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视觉中国 图

当地时间12月6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启动美驻以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的进程。

国际法规定,当一国将大使馆驻扎在另一国某地时,表示派驻国承认驻在国对这一领土拥有主权,后者可以控制这一领土并行使其权利。因此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所在地是对耶路撒冷的实际地位的强调。

毫无悬念,特朗普此举在进一步获得美国国内犹太-金融集团、以色列院外游说集团,以及大量美籍犹太人和基督徒福音派支持的同时,也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引起轩然大波。

当下崛起中的中国,国际影响正在全球拓展,在中东及周边地区也存在巨大的商业和安全利益。此次由特朗普一手导演的“耶路撒冷事变”对中国究竟是利好还是威胁?又当如何应对、趋利避害?本文试做浅析。

利好:美国力量将被以色列“锚定”于中东

已故地缘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曾把日本比作美国的“远东之锚”(Far Eastern Anchor),旨在强调日本对美国维系远东军事存在的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国际关系同盟理论却告诫决策者们,同盟(alliance)也是一柄双刃剑——在为一国带来军事外援的同时,也因其连带作用而存在“拖累”该国介入无益纷争的可能。“锚”一方面可以让船不被风浪卷走(当它不想走时);可另一方面,当飓风威胁或敌舰迫近、船必须逃离时,不能及时拔出的“锚”又会让船因无法动弹而被卷入漩涡与炮火之中,最后粉身碎骨。

这个隐喻指涉的就是“铁杆盟友”的负面效应:在地缘层面,它可能将大国有限而宝贵的国力“锚定”于是非之地,所受伤害远大于新增收益;同时还削弱其重新部署军力以应对其他地区挑战的能力。

上述国际关系基本原理在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那本切中时弊却又惹上无数是非的《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一书中得到淋漓的体现。一言以蔽之,米、沃二人认定是以色列(在美游说集团)误导了美国对其国家利益的判断,从而制定了过分偏袒以色列而开罪于全世界16亿穆斯林的错误的中东政策。

奥巴马时代中后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看起来似乎对上述“错误”有所修正。或许部分因为奥巴马的出身背景、政见理念,或许是为了在总体国力有限条件下实现针对中国的“亚太再平衡”而不得不从中东等地抽离力量的战略考量,总之奥巴马在全力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全球调兵遣将围堵中国的同时,在中东地区采取了相对缓和、务实、中正平衡的立场和政策。譬如,在最敏感的巴以关系上,奥巴马口头支持巴勒斯坦对东耶路撒冷以及有关建国大业的部分主张;对待宿敌伊朗,奥巴马末期的伊核协议为缓和两国敌意、修补地区安全与互信都做出明显贡献,并作为他引以为豪的两大外交遗产(另一个是古巴,而这两项遗产都遭到特朗普的全面清算);在叙利亚未尽的硝烟中,奥巴马也逐步认清莫斯科的实力与决心,遂抵挡住国内鹰派试图重现越战模式的妄想,始终克制,仅以有限投入来支持一场没有十足把握的代理人战争。

综上,可以说奥巴马时代的中东政策,由于包括为了策应针对中国的“亚太再平衡”等种种考量而呈现出“撤离”、“脱手”的态势。然而,特朗普上台后,由于种种上得台面(美国国家利益、中东地缘安全等)或上不得台面(个人权位护持、集团间利益勾兑等)的考量,在中东问题上采取了对以色列彻底、公开“一边倒”的路线。奥巴马精心构建的脆弱的平衡轰然坍塌并被弃之如敝履。

从缓和巴以冲突、推进中东和平进程的角度看,特朗普无疑是开历史的倒车。主观上,我们当然祈愿和平,希望巴以问题能够早日得到公正解决。然而,从美军被“锚定”于西亚、抑制美国向东亚投送力量以围堵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挑起了16亿穆斯林人群对美的怨恨之心,从而转移美战略焦点的角度看,这在客观上对中国而言,又不失为一可能的利好。

利空:地区与全球安全威胁上升

“美驻以大使馆迁址”之变,本质上讲并不是一个“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问题。因为它不仅在国际层面影响美国、以色列以及众多阿拉伯国家等“主权国家”间的关系,更因耶路撒冷城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宗教与象征意义而在美国、以色列等西方国家与16亿人口的世界穆斯林群体之间酝酿并强化了超越国界的仇恨与对抗。

外交学院高尚涛教授认为此次耶路撒冷迁馆事件,来自哈马斯和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反制可能比较弱。美国进行舆论测试,来自阿拉伯国家反应并不强烈,巴勒斯坦除了口头反对以外,没有任何有效的抵制办法。其他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沙特和埃及等国,也没有进行像样的反对。

高教授认为前者的原因可能是,巴解等组织在过去的斗争中发生重大战略失误,包括在阿拉伯国家内斗中屡屡“站错队”,因而得到阿拉伯国家的支援也在减少,在面对美-以强硬行动时,反制能力不大。而后者,则是因为近年来一些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沙特、埃及等国,已经私下跟以色列进行了长期的深度战略合作,他们跟以色列的关系,甚至可能比他们跟巴勒斯坦的关系还要密切。在这种形势下,高教授判断,如果以色列正式迁都耶路撒冷也不会遭到这些国家的强烈抵制——这或许是特朗普如此“一意孤行”的底气之所在。

考察当下埃及、沙特等孱弱且较为依赖/畏惧美国的中东国家对此事隔靴搔痒、不痛不痒的“抗议”、“警告”,高教授的分析似乎正在被应验。然而,相对这些政府的“软弱”而言,真正的愤怒在民间。一旦极端势力以此事在穆斯林社群中挑动仇恨,那么对该事变的反应将变得更为强硬且具行动力。而这种愤怒的集体行动几乎必然如过去一样以对美国、以色列和作为整体意象的“西方国家”恐袭的形式体现出来。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对于借“一带一路”东风在中东地区投资建厂的中资企业而言,未来的整体安全环境无疑将进一步恶化——即便这些新兴的恐怖组织、极端派别的第一目标指向美、以。相对于美、以公司人员“身经百战”而形成的高度戒备和丰富经验,初出蓝海的中方企业、人员在应对中东地区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时,毕竟太年轻、太简单,因而也更容易遭受池鱼之殃,在恐袭中“受伤”。

综上所述,耶路撒冷事变对于中国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而言,在国际层面上存在一定利好,即通过“锚定”美国力量于中东从而减少其对亚太、东亚事务的关切与对华之威胁。但在走出去的公司及个人安全层面,“一带一路”上的中资企业和员工在未来的中东地区恐怕将面临更加危险、不确定的安全环境,需要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讲师,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