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专稿｜我国第一部中型《法汉词典》编写往事

2014年12月“上海文学艺术奖”揭晓，获得“杰出贡献奖”的有著名翻译家、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陆谷孙教授。因编写词典而个人获奖的，似乎是破天荒第一个。虽然跟他不相识，但作为同龄人、同行，我在心里还是默然地向他祝贺。欣喜之余，不禁勾起我们参与编写跟《新英汉词典》为姐妹篇的《法汉词典》的那段鲜为人知的往事。四十七年过去了，《法汉词典》的编写人员统统成了“70后”“80后”，还有“90后”郝连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等，甚至104岁高龄的周昌枢（别名周退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谢世的人数超过三分之一，除患病卧床的，至今尚能外出走动的已不到15人。如果再不进行“抢救”，那么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五百万字的中型法汉词典恐将成为“外星人的礼物”，下面要叙述的，是反映历史的真人真事。

 “必须尽快编一本中型综合性法汉词典”

1968年11月，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简称“市革会”）向全市各行各业借调各个外语语种人才，凡本人不是“牛鬼蛇神”也不是学术权威的专业人士近两千名，分别集中在上海多处，借期一年半，任务是翻阅解放前的敌伪档案以及中外文的报章杂志，根据要求制成卡片，集中上交“清理敌伪档案领导小组”（简称“清档组”）。在工作中，英语和德语都有中型的双语词典供参考，虽然陈旧些，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足够使用。只有法语，仅有一本巴掌大小的《简明法汉词典》，另有一本解放前出版的《模范法华词典》，已经年代久远陈旧不堪。在清理法语档案的队伍中，有一些人的专业外语是英语，他们掌握的那点法语已经不够用了，因而在工作中，遇到很大困难。于是，他们着急了！ “法语必须尽快编一本中型的综合性语言词典，才能适应形势需要”的呼声，在文化出版系统的清档成员中间传开了！

1970年4月，眼看清档工作已经进入尾声，上海戏剧学院英语青年教师杜定宇，联络了同一个组里的七位同志（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法语界前辈王道乾，译文出版社资深编辑祝庆英，丰子恺的大女儿丰陈宝，上海电影译制厂的资深俄语翻译肖章等）一起议论：趁着当下各方面外语人才汇聚的机会，在清档工作结束时，争取留下一批既有各学科的专业知识、又会一两门其他外语的人才，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编一部中型的法汉词典。如果等清档结束，各自回到原单位后，再想聚集这些宝贵人才，那就绝对不可能了！现在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我们必须抓住它。

杜定宇看到七人的想法一致，都有些情绪激动，就低声说：“那我们八人联名写信给市革会，要求在这批法语清档队伍中，挑选足够多的人成立法汉词典编写组。我来写这封信吧，明天交稿！”不知谁提出：“如有不测，风险共担，我们按姓氏笔画多少排列签名，怎样？”第二天，这封八人联名信，经由市清档组直接交上去。八位同志焦虑不安地等待着。出人意料，批示很快下达：“同意在清档队伍中挑选55人成立《法汉词典》编写组，由副主任徐景贤领导，清档组负责人任联络员，王道乾为负责人，交上海外国语学院主持。”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像春风般迅速在全市清档成员中传开。高校的几名英语教师急忙也给“市革会”领导写了一封联名信，请求修订《英汉词典》。同意的批文也很快下达了，又是一片欢呼声！在那个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年代，竟然有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在本单位领工资，又另外集中在一处编写中型双语词典，如果不是我们亲身经历，会有什么人相信呢？！

捉襟见肘，稿纸从废品回收站中来

1970年6月上旬，各用人单位纷纷收到市革会的借调令。作为主持单位，上海外国语学院为我们派来了两名工宣队员，提供了足够大的工作场所和水、电等最基本工作条件。我们被安排在西江湾路574号的一座尘封了多年的独立小院里，这是一幢二层楼的西洋式小楼，名叫“钧儒楼”，以前是沈钧儒的私屋，“文革”初期是上海外国语学院关牛鬼蛇神的“牛棚”。当我们走进那幢楼时，里面空无一物，厚厚的尘土，到处挂着蜘蛛网，好像走进恐怖片的拍摄现场，所以，我们第一个任务是大扫除。工宣队员带领三四名二十岁上下体格健壮的小伙子，到马路对面的院本部打开一些教室的门，挑选几十张肮脏不堪然而没有缺胳膊少腿、桌面无破损的桌椅板凳，又打开后勤组的门，推出几部黄鱼车搬运过来洗刷干净。后来，在工宣队员带领下，十几个人又去打开法语教师阅览室的门，搬运各类厚厚的法语原版词典，还有英语的、法语的、日语的、俄语的科技类字典、语言类词典，把四个放工具书的书橱都搬空了。工宣队宣布纪律：这些拿来的词典，特别是原版的，那可都是用外汇买来的，市面上是买不到的，所以，要求大家在使用时不能折出角，不能在上面写字或做标记，更不能有破损，一定要爱护公物。后来又到院图书馆借来法国大百科全书十二卷。外国语学院拨给我们的经费极少，只够买些圆珠笔，几万张稿纸没有着落，怎么办？大家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东张张西望望，期待着出现一张春风得意能给大家带来希望的面孔。

一位头发有些灰白五十来岁的人站了出来说：“我们到废品回收站去找找。”在场的人几乎都惊得目瞪口呆，心想废品回收站会有什么干净的东西，传染上什么毛病那可严重了。这位老同志说：“我是在工厂里搞后勤的，跟废品回收站打过交道，那些规模较大的回收站里有有用的东西。”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工宣队也就同意去找找。

于是两位公安专科学校来的体格健壮的小伙子又到后勤组找了一部黄鱼车去干苦力活儿了。从那以后，漫长的十年里，他俩都跟那些稿纸打交道，整天乐呵呵的，没有半句怨言。他俩的名字叫王辉、魏耀程，大家都很喜欢这两个勤奋憨厚的小弟弟。在那位老同志的带领下，两个小伙子轮流蹬着一辆黄鱼车，顶着七月的烈日，找遍全上海规模较大的废品回收站。终于找到一种废弃的香皂包装纸，虽然是崭新的，很干净，可是尺寸小了些，但是有几百捆之多，价格极其便宜，便宜我们才买得起。于是，十万张纸，三个人一车一车往回运。第二天，向后勤组又借了一辆黄鱼车。也不知道他们运了几天。后来，在编写词条时，同志们拿到这些“粮草”，都要先欣赏包装纸正面绿色图案，然后摸一下反面，虽然纸面略显粗糙，不易书写，而且尺寸也小了些，但没有人埋怨。出于对他们三人的劳动的尊重，大家都十分当心地使用每一张纸，不要说浪费，就是纸角也不让翘起一个。有了稿纸，还要找箱子来存放。这二小一老又蹬了黄鱼车，到全上海每个角落去找。皇天不负苦心人呀！终于找到了一个废品回收站里有全新的皮鞋盒子。几百只盒子又是一车一车地往回运，不要说两个小伙子流了多少汗，就是脸上身上白嫩的皮肤都晒红了，脱皮了。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管ABC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物质条件都准备好了，关键就在人了。编写成员是怎么组成的呢？那是一支特别奇怪的团队：55个人来自将近50个单位，70%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法语本科毕业的只有12人，其中（昆明）中法大学文学院40年代中期毕业的2名，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毕业的2名，各为56届和61届，上海外国语学院法语61届至66届毕业的有8名。另有上海公安专科学校法语班的应届毕业生4名，解放前中法中学（法国人创办）毕业的约有7名。外国语学院看到我们法语科班出身的人数不仅少而且年轻，就从“五七干校”抽调了7名五六十岁的老年法语教师来加强法语力量。科技人员约占总人数的一半，这些年轻人的共同特点是除了自己的专业，都掌握各自专业的外语，如英语、日语、俄语等；至于法语也懂些，但不精通，用他们自嘲的话说，不过“三脚猫”而已，但就是这支由庞大的专业人员组成的科技组保证了《法汉词典》的科技词汇不仅量多而且释义精确无误，成为这本词典的一大特点。

 在编写成员中，还有几位40多岁小有名望的翻译家，他们是：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外文系的祝庆英，她母亲是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卢季卿，她本人翻译过《呼啸山庄》《简·爱》《傲慢与偏见》；毕业于（解放前）中央大学英文系的丰陈宝，她翻译过多部音乐理论著作，还懂日语，研究过佛教、天主教、基督教；莎士比亚研究专家陆吉平（笔名方平）和精通政治经济学的徐锡祥；毕业于（昆明）中法大学文学院的郝连栋（1996年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笔名郝运，译作有《红与黑》《三个火枪手》等；俄国电影翻译专家肖章。这些老大哥老大姐对每个词条的释义精益求精，反复推敲，做到绝对准确，在引申义、转义的释义中，运用大量的同义词、近义词来加深读者对本义的领会，尤其对例句的翻译，更显出他们精湛的翻译功力。每个中长条在他们手中，都能从本义生发成一个枝繁叶茂、精雕细琢的“小盆景”。这也是《法汉词典》自问世后深受法语界和法国汉学界喜爱的原因之一。然而，从编写五百万字、六万多词条的中型法汉词典来说，这61个人统统都是新兵。

在两名工宣队员领导下，起先有个八人大纲组，以王道乾为组长。可惜不到一个月，上海社科院坚决要求调回王道乾，大纲组也随之解散。代之以核心团队，也没有宣布过成员名单。其中有位某高校的业务干部，叫王庆麟，40多岁，不善言笑，工作经验丰富，虽然也没有编过词典，可是，我们这部词典的体例细则，全由他制定并逐步完善。当时我国出版的法语杂志，只有一本，叫《北京周报》，所以，资料组成员就是通过阅读这本杂志，收集富有中国元素的法语词组制成卡片，比如：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军、长城、黄河、天安门广场、颐和园等等。其余三十几个人负责整部词典的选词。

一个月左右，选词工作胜利完成，六万多个词条，一个月算26个工作日，只用来抄写，一天也要抄2300个。资料组的同志也完成了任务，做了近5000张互不重复的法汉对译的词、词组和句子。

这是一个十分和谐的集体，大家的情绪总是那么高昂，心情总是那么舒畅，这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借用前人说过的话叫：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研究ABC。大家都十分珍惜这个没有喧嚣、没有纷争，能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集体。人人不为名不为利，目标十分明确：赶紧编出一部实用的、中型的、符合时代发展的中国第一部法汉词典，填补空白，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到现在，能够外出走动的十几个人，每年暮春和深秋各聚会一次，共同回忆在这个集体中发生过的愉快难忘的小事情。93岁的郝连栋说：“在法汉词典编写组这个温暖的集体里工作的十年，是我一生中最感幸福的十年。”上海外国语学院的老教授徐仲年，对他儿子说：“我十分怀念在法汉词典编写组的那段时光，大家平等相待，就事论事，畅所欲言。”

编纂具有中国特色、以我为主的《法汉词典》

在全面铺开编纂工作之前，为避免走弯路，核心小组决定举行一次“大练兵”，请《简明法汉词典》的主编徐仲年先生试编一个中长条的形容词“平的”，请翻译家傅辛试编一个中长条的常用动词“带、领”。把他们的稿子像大字报一样用毛笔抄在大纸上贴在墙上，大家坐在下面，毫无保留地议论：从释义到体例，从词组选多少为宜到如何剔除封资修的内容，如何注意思想性……等，气氛十分热烈。经过一天的实例辩论，大家心中都有了底：应当有我们自己的编纂思想，不能抄袭外国工具书，要编出能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实用的词典。

工宣队提出，只有统一思想达成共识，以后的编写工作才能顺利进行。举例来说，在如何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上，毛主席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要不要收进我们的词典？怎么收？翻译如何体现中国特色？大辩论开始了：一些人认为，这句名言很生动很风趣，强调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反对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政权的修正主义思想。另一些人则从翻译角度考虑。他们说，首先那是什么枪？是三八式步枪，还是驳壳枪、冲锋枪、机关枪，还是手枪。有人说，手枪没有枪杆，肯定不是，应该是卡宾枪，或者统称为步枪。又有人说，枪杆子里面是什么？是枪膛，从枪膛射出来的，是子弹。怎么会“出政权”呢？不能够直译成“出”，还要再想一个合适的动词。还有人提出，“枪杆子”可以理解为武装力量或者武装斗争，这句名言还是翻译成“武装夺取政权”……讨论了几天，最后没有统一的看法。但是，结论是有的：凡政治性内容，大家理解不一致或者中译法没有把握的，收录的原则是：宁缺毋滥！一致通过，人人心情舒畅。

与此同时，一名工宣队员带领三名成员和《新英汉词典》的两名成员去北京作调研，他们去使用外语最多的单位，比如：外交部、新华社、马列主义编译局等，询问他们对这两部即将编写的新词典有什么要求。大辩论结束的第二天，去北京调研的三位同志回来了。他们汇报说，北京各单位参加座谈的人都高兴得了不得，发言十分踊跃。一致建议收词范围要广一点，古今中外的、各个领域的都要，释义要尽可能全面，而且同义词，近义词要多，词组和俗语要多，例句也要多一些。大家都说，中国人编的双语词典应有中国的特色，换句话说，中国元素一定要收进去。从外交第一线反馈来的信息不仅具有权威性，对我们来说也十分珍贵，打开了我们的思路，一部中型《法汉词典》在大家心中已经形成。

精雕细琢，“猴年马月”终面世

编纂工作立刻全面展开。选词时的三人小组是自由结合的，这时，新的三人小组就有了组合原则：第一位是法语本科毕业的，任小组长，第二位是中文底子过硬、精通英语、德语或俄语的，第三位是知识面较广，用现在的话来说，是跨学科的人才。这是强强联合，黄金三角组合。组合原则是要发挥每个人的才能、知识和积极性，可以说是各尽所能。大家都心情舒畅地接受了。

编纂工作分长条、中长条、短条三类进行，其中难点在长条，由法语中最最常用的几个动词和介词构成，共有50条左右，由于用法多、释义多、搭配多、内容庞杂，对语法的理解方式、梳理方式，各人有各人的归纳方式，所以很难进行讨论。做一个长条，往往要三四个星期。长条的编纂，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名牌大学出来的人身上，十人不到。

短条的特点是词条数量大且牵涉面广，几乎包罗万象。为了找到动植物的正确名称，我们从上外附中请来了既懂法语又懂拉丁语的教动植物的郑定乐老师，他从法国大百科全书中找到动植物的拉丁文名称，然后再到拉丁语词典中找到它们的中文名称，有时候为进一步核实中文名称，再去翻阅《辞海》。所以，无论哪一个组，大家的工作态度都是极其认真负责，绝不放过一个自己还觉得有疑点的地方。

1974年3月30日，第二稿胜利完成，大家到虹口公园合影留念。中国有句谚语，叫“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法国也有一句谚语，叫“在打铁中变成铁匠”。经过和出版社的沟通，我们成立了六人审稿小组：译文出版社的资深编辑郝连栋，傅辛和徐锡祥、上外优秀青年教师张以群、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翻译倪静兰和做外事翻译的我。并专门聘请岳阳烈先生担任特别顾问。也就是说，这六人各审阅分配到的稿子，经岳先生看过并签名同意后，算第三稿，即最终定稿。岳阳烈先生的父亲在民国时期出任过驻比利时公使，故而他生活和成长都在法国，大学毕业后回沪在法商电力公司任高级职员，他的学历和法语水平在全国法语界首屈一指，连上外的众多法国教师都称道他的法语是地道的法语。有了他的“把脉”，《法汉词典》的质量才算真正过关！

从1970年7月至1976年8月，一稿又一稿，六年磨一剑。组织上认为时间已够长，不能再延长。1976年秋，“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词典组除了由郝、傅、张、倪四人通读全部稿子外，还有一项新任务，就是彻底肃清极左流毒。党支部挑选了几位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较高、担任过领导的年长同志，对中长条和长条的定稿，逐条进行集体讨论，反复推敲以决定取舍，这就是所谓的第八稿。外界有人调侃说：“《法汉词典》七稿八稿，要到猴年马月才搞得出来啊？”

1978年春末终于脱稿。全体人员齐上阵，特别是王辉和魏耀程轮流用号码机两星期内不间断地给六万余张“微型”稿子编页码，“砰”“砰”“砰”“砰”，他们俩的右手手掌震得红肿了，胳膊酸痛得抬不起来，两层楼内的东西都被震得不停地弹跳着，好像发生了地震。同志们跟着又情绪饱满地投入到印刷样稿的三次校对中，有的眼睛散光了，有的眼睛近视了，有的近视度数加深了，看到中国第一部中型《法汉词典》在自己手中经过近十年的打磨，就像年轻的母亲迎接十月怀胎的婴儿即将诞生那样，兴奋得难以用言语来表达，谁会发出半句怨言呢！1979年6月，印刷机开始运转。10月《法汉词典》第一版印刷成册，1980年1月出版，1984年，荣获上海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三等奖，1986年，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奖。一枝独秀的《法汉词典》二十年后又有了自己的《修订版新法汉词典》，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最后，我要衷心感谢王一玲、王辉、戈云良、陈伟，沈谷裕、马永宏等老同事向我提供不少细节，特别是杜定宇和陈志杰，不仅帮我核实细节，而且对本文提出不少宝贵意见。

文章来源：《世纪》2017年第4期，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世纪》是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联合主办的综合性文史双月刊。本文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退休教师。责编：章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