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爽︱盖叫天的苦衷

《采访盖叫天》收录作者上世纪五十年代对盖叫天的系列访谈，是第一手资料，可惜作者当时年轻，且是外行，只是转述了盖叫天的部分生平，偏重于盖叫天出身贫寒、勤学苦练、不畏强权之类的老生常谈，这些内容在《粉墨春秋》（盖叫天口述，何慢、龚义江整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9月）一书里有更详尽的记述，至于盖的艺术理念则谈得很浅，因此并没留下太多有价值的史料。相比同样是《新民晚报》的老记者，张之江的回忆文章《盖叫天和他的盖派艺术》（见《京剧谈往录四编》，刘曾复主编，北京出版社，1997年10月）就有价值得多。张之江上世纪五十年代也曾以记者身份与盖叫天来往，他是懂戏的，在闲谈中记下了不少有意思的事。《采访盖叫天》里的百十篇短文，虽然没什么价值，书的序言倒值得一看，这是秦绿枝为了介绍本书缘由而作的一次访谈，其中不少细节可以与张之江的文章参照，尤其提到盖叫天对一些人的态度，很值得玩味，对研究盖叫天和京剧史都有重要意义。

一是对杨小楼的态度。杨小楼是北方武生的一代宗师，长盖叫天十岁，在上海演出时二人曾多次合作，但他们头一回相识是在北京。据张之江记录，盖叫天回忆，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那是盖叫天第一次去北京，出演于吉祥，头一天打炮戏是《四杰村》，演出时杨小楼到了后台，台上盖叫天正在耍三节棍，三节棍在当时还是新鲜玩意。杨小楼用手掀开帘布看了一会，旁边有同行讥笑盖，说这是天桥把式。杨小楼说，哦，是天桥的把式，可是人家翻打跌扑都从规矩中来，一般人就练它十年八年的，也到不了他这点意思。这话后来由俞振庭口中传到了盖叫天耳里，盖自然心存感激。自从民元以后，杨小楼经常来上海，盖叫天为报他这一句话的知遇之恩，心甘情愿地陪他演了好几场戏。

那么盖叫天是否真如他所说，是心甘情愿的呢？这倒未必。

据戏曲评论家汪侠公记述，1912年杨小楼第一次赴沪，出演于天蟾，盖叫天要求园方安排他和杨小楼合演，意在比赛。起初商演《莲花湖》，按理说应当由盖叫天扮配角韩秀，杨小楼扮主角胜英，但是盖叫天认为这样抬高了杨的身份，拒绝演出，提议改演《薛家窝》，由杨扮薛金龙，盖扮黄天霸。谁知到了台上，杨小楼的念白响亮、身材高大，盖叫天嗓音低哑、身材短细，对刀时盖迈三步不如杨一步快，得的好远没有杨多，未下场已甘拜下风。演出结束后，盖叫天对身边的同行说，我等真不如杨老板（见《立言画刊》第二十九期）。

同年，杨小楼演《挑滑车》，盖叫天看完对人说，演得太容易了，不甚卖力。隔天，盖也演这出，武功起霸虽然异常火炽，但一举一动不符合高宠的身份，演出后自愧不如杨（见《立言画刊》第两百四十二期）。

掌故大家陈定山记述：“盖叫天与杨瑞亭合演《拿高登》，去花逢春，扎打凑合甚紧。托靴一场，盖叫天亦高捧如仪。杨小楼南下演《拿高登》，盖五亦去逢春，不肯为杨宗师托靴，后演是剧，花逢春改用张德俊，杨宗师每以为恨。”（见《春申旧闻续》）

张之江文中盖叫天的自述：“杨先生演《八大锤》，我曾跟杨先生开玩笑，戏中有岳云连打陆文龙三锤的身段，我脚穿厚底背插靠旗人是够高了，这三锤我是尽量靠近他打的，在杨先生不后退一步我的头不低半分的情况下，他刷刷地三个左右偏腿从我头上轻松自如地跨过，事后，我领悟到他若后退一步他也就不叫杨小楼了。”

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里的记述：“盖叫天和我说过：‘我年轻时在上海，当杨老板第一次到上海，我们武行都以为他就是好嗓子好扮相，可是腰腿功夫不见得比我强，要讲“翻”，大概比不过我。头一天打炮《青石山》，我的大马童，钱先生周仓，他们两人那一场四边静曲牌中的身段，那份好看是我想得到的，惊人的是和九尾狐打的那套，一绕，两绕，三绕踢九尾狐的抢背这一踢的时候，他自己的靠旗都扫着台毯了，就这一下子后台的武行全服了。他跟迟三哥、傅小爷演《水帘洞》闹海那一场，在曲子里的跟斗翻得那份漂亮，落地那份轻，简直像猫似的，我是真服了。后来我们拜了把兄弟，还有俞五哥。’”

盖叫天一生心高气傲，和杨小楼的几次交锋，总要和他斗斗，虽然屡战屡败，始终口服心不服，简直像七擒孟获一般（七擒孟获也是盖的拿手戏）。到了晚年，人已经老了，可是好胜之心依然未改，这一点秦绿枝和张之江文中都有生动的描述。秦绿枝说：“他对任何人都不服帖。你讲起杨小楼他也觉得不怎么样，常常把话绕开，好像怕失言的感觉。”张之江说：“有的书上说，杨小楼和盖叫天是拜把子兄弟。没有这档子事。盖老在日常闲谈中常常口称‘杨老板’‘杨先生’，从来不是称兄道弟的。这恐怕是俞振庭之误。”终究还是不服气的。

二是对李春来的态度。在盖叫天崛起前，李春来是江南第一武生，长盖三十三岁，靠把短打皆擅。演《伐子都》，金殿赐宴一场，窜扑虎过桌子，平地一蹬双脚，直落到下柱台口，又直又远（见《京剧前辈艺人回忆录》）。演《花蝴蝶》，采花行凶一场，能从一张半桌子上翻台漫，在翻头悬空中拔刀，落地刀已在手，这是他的绝技。翻桌子是越低越难，因为距离短，空间也短，不利于转身，何况还在空中拔刀，就更难了（见《芙蓉草自传》）。淌马也是一绝，绝在圆场的脚底下快而匀，步步踹在急急风的锣上，以致靴底衍成一条白线（见《修竹庐剧话》）。

一般京剧研究者认为，盖叫天是宗李春来的，他在继承李派艺术的基础上创立了盖派，但这一说法盖本人并不同意。《采访盖叫天》序言里谈到：“华东文化部门有两个干部合写了关于盖叫天的一本书，很薄的。两位作者之一就是今年刚刚去世的有名的戏曲史家、上海艺术研究所顾问蒋星煜先生。这本书也是颂扬盖叫天的，但盖叫天不满意，因为书中说他是李春来的学生，他当然不承认李春来是他的老师，好像他的成就是从李春来那里继承过来似的。这两位作者的书出版以后，盖叫天认为写的不对，耿耿于怀，两位作者跑来解释他也不听，反正他不开心。”

蒋星煜和徐以礼写了什么，以至于盖叫天这么生气呢？原来这本七万字的小册子里，单有一章叫“向李春来学习”，虽然是捧盖叫天的，可是话里话外，多少有点抑盖扬李的意思，比如说“盖叫天的《恶虎村》之所以能做到‘静如处子、动若脱兔’般矫健敏捷，之所以能做到庖丁解牛那种‘游刃有余’的从容不迫和自然，是李春来影响他的”，又说“盖叫天的成就基本上比李春来大，的确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以个别戏来说，则又不可一概而论，《伐子都》一戏盖叫天就没有达到李春来的艺术水平”。显得过于耿直了。

有趣的是，盖叫天不认李春来的情形也有例外。据张之江说：“有一次南昆耆宿徐凌云当面对他说，你年轻时是私淑李春来的，所以那时候你有个绰号叫作‘小李春来’，他也并不否认。”从这件事情的态度上，可以看出盖叫天狂狷的一面。

三是对所拍电影主创的态度。195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了舞台纪录片《盖叫天的舞台艺术》。秦绿枝在《采访盖叫天》序言里说：“拍成后，盖老对这部电影并不满意。听说在拍摄过程中跟导演白沉时有龃龉。我认为，其中最大的矛盾是银幕与舞台的不同。银幕上映现的形象是从多种角度来取景的，有近景、中景、远景、特写等。但盖老在舞台上演惯了，他注重的是一个整体形象，从头到脚，要显示出一种和谐的美。手和脚，腰和腿，上身和下身，脸上的五官等，都要化成一气，合为一体，相互呼应，相互融合。你只拍我某一部分，把其他的地方隐蔽了，我的美也看不出来了。而导演白沉看来，银幕和舞台是两种不同的背景。银幕就是要有变化，不能老是一个样子。否则电影的特点要它何用？大概就是在这些地方盖老和白沉时有争论。编剧黄裳是和盖老的见解一致的，因此他后来成了盖老的朋友，是盖老家的常客。”不过从后来的成片看，这场争论还是白沉占了上风。

1962年，为响应周恩来提议，文化部约请盖叫天到北京拍摄舞台艺术片《武松》，由北影厂的崔嵬担任导演。崔嵬和白沉一样，都是鲁艺出身的干部，并不懂戏。开机没过多久，还是因为同样的问题，盖叫天和崔嵬起了争执，最后竟闹得不欢而散。后来电影改由上影厂的应云卫重拍，才勉强完成，当然，在电影风格的问题上，仍然是盖叫天作了妥协。如今时过境迁，我想套用王元化的话，“最后我想说的是京剧改革，我以为还是应当遵守梅兰芳说的‘移步不换形’这一原则为好，虽然梅兰芳生前为此遭到浅人妄人的责备，但是真理是站在他这一边的”，说一句真理也站在盖叫天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