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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研究所

美国到底怎么了

加藤嘉一/日本作家

2017-11-25 14:30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加藤嘉一,1984年生于日本伊豆市,2003年入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科,2010年硕士毕业。就读北大期间广泛接触中国社会,担任电视节目嘉宾,并为中日平面和电子媒体撰写大量专栏文章,被誉为“最懂中国的日本人”。
著译有中文、日文著作十余部,包括:《七日谈:来自民间的中日对话录 》(新华出版社,2007)、《以谁为师?———个日本80后对中日关系的观察与思考》(东方出版社,2009)、《日本的逻辑》(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中国的逻辑:一位日本青年所看到的中国》(云南出版社,2011)等。
2012年8月离开中国,前往美国哈佛大学访学,历时三年。2017年11月,新著《我所发现的美国》在中国出版。本书记录了加藤嘉一在美国访学三年期间广泛接触美国政治、经济、学术界重要人士以及普通公民后的所思所想,话题涉及美国的国民性与价值观、国家与个人关系、教育与大学、大选与政治、民主与爱国等。
2017年11月19日,在上海钟书阁书店芮欧百货分店,加藤嘉一作为主讲人,与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传兴一道参加“美国怎么了?——《我所发现的美国》新书分享会”,与读者进一步分享了他的心得。
以下是加藤嘉一在本次新书分享会上的发言实录,由澎湃新闻记者依据现场录音整理,内容涵盖主题发言及与嘉宾、主持人和读者交流环节,未经本人审阅。

日本作家加藤嘉一
2012年,我在上海待过半年,然后去了美国,所以严格意义上讲,我是从上海前往美国的。有这样的一个缘分在,这次能够回到上海,非常高兴。
美国怎么了?这个话题,原来在中国的时候我关注过。作为一名日本人,我在日本生活了十八年,期间也关注过,但毕竟当时没有在美国生活过,不知道美国社会的基本逻辑是什么样的。我当时去美国,一是为好好了解美国的社会;二是为了解那些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是怎么看待中国,怎么看待中国崛起的,或者说,在他们的眼里,中国崛起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与中国官方的宣传一致,还是有一些不同点;第三,是想了解日本这么一个美国的盟国、中国的邻国,它夹在中美两国之间,能做些什么?
我大概是带着这么三个目的去了美国。我当时是一种游学的状态,把自己定义为流浪汉,唯一的优势就是自由自在。我就尽量去访问那些教授,包括这本书(《我所发现的美国》,下同——编注)当中提到的比较关键的两个人物,一位是傅高义,《日本第一》、《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另外一位是弗朗西斯·福山,日裔美国政治学者,《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的作者,到现在为止,《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仍然有影响力,中国国内还出版了他的《政治秩序的起源》等著作,各位可以看一看。
特朗普上台是一种进取的过渡
美国怎么了?用特别通俗的话来回答,其实美国没有怎么了,我不知道王老师(对谈嘉宾、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传兴,下同——编注)怎么看,我个人认为,让特朗普上台的美国社会的土壤也好,基础也好,确实正处于过渡的情况。
比如说,美国要不要继续承担世界警察的角色?美国还要不要到中东,到欧洲,到亚洲(亚洲现在毕竟受关注比较多)?共和党的传统是美国积极介入海外事务,推动自由贸易,但看看特朗普,起码上台之前,他很多的姿态和主张是违背共和党传统的。
这么一个商人(以前里根都当过地方的一把手),这么一个没有过任何执政经验的人怎么能上台呢?当时我在华盛顿观察,无论是智库的还是大学的,至少我没有听说过有任何一位专家、精英,非常强有力地主张特朗普一定会当总统,甚至很少人主张特朗普有可能被提名为共和党候选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都看到了,特朗普的竞选瞄准了中南部那些对现状不满的白人,迎合了他们的口味,然后上台。
我把特朗普的上台视为是一种进取的过渡。为什么这么说?美国不论是对外政策,还是对内的税务、医保政策,我认为,方方面面都处在比较明显的过渡当中。特朗普应该是占了整个大形势的便宜而上台的。从当时与中国有关的情况来看,他与蔡英文通了电话。然后他要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编注),现在是真的退了,这对日本来说打击非常大。TPP对日本来说确实是国家的战略,但是安倍晋三没有放弃。再就是,他认定中国是汇率操纵国,扬言要与中国打贸易战。甚至有可能要打朝鲜。
他当时有很多看起来很危险的动作,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王老师怎么看,他有一个收缩的过程,这从这次他访问亚洲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来。现在最起码,热朗普不像他上台前后那样不靠谱了。为什么?
美国社会不会让特朗普失控
我觉得美国社会的制衡很厉害,就是check and balance。什么意思呢?用特别通俗的话来说,美国社会是不会放过特朗普的,美国社会是不会让特朗普失控的。就是说,它的媒体,它的司法、它的警察部门,包括它的公民,它们都会用它们的方法去监督特朗普,制衡特朗普。只要特朗普做了违法的、不正当的事,做了明显违背美国的国家、长远利益的事情,美国社会本身所拥有的制衡力量,我认为是存在的。
有这样的力量去制衡,特朗普从一开始相对危险的状态,到现在为止就有所收缩。他确实退出了《巴黎协定》,退出了TPP,这些当然是比较大的动作。他还挑战与伊朗的核协议,挑战与古巴的外交关系,确实有很多破坏性的动作。比如要不要继续当世界警察,要不要继续推动世界贸易,要不要作为一个全球大国在全世界发挥规则制定者的角色,在这些事情上,美国现在似乎都处于一个过渡阶段。但是我个人相信,过五年、十年,当历史学家们回顾特朗普的执政到底是一个什么阶段、什么现象的时候,他们会认为,这是美国作为一个移民的社会,一个多元、开放的自由民主的社会,在持续、缓慢、往前走过程当中的一个过渡阶段。而且这个阶段是进取的,是整个美国在折腾过程当中一个进取的表现。
这是我对现状非常初步的预测。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觉得这个还要再看。
美国其实没有怎么了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作者塞缪尔·亨廷顿曾经写过一本书叫《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约瑟夫·奈教授,也是我这本书中比较重要的人物,他最近写了一本书,叫《美国世纪结束了吗?》,有中文版。(塞缪尔·亨廷顿生于1927年,卒于2008年,美国政治学家。《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英文初版于2004年。约瑟夫·奈生于1937年,美国政治学家,“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美国世纪结束了吗?》英文初版于2015年。——编注)
这些书籍当中,“我们是谁?”、“美国世纪结束了吗?”这样一些问题的提出表明,他们非常关心美国的未来,而且关心的角度和讨论的力度都是很有争议的。但问题是,没有争议就没有未来了,如果没有争议,如果你不折腾,我认为未来是弊大于利的。
那么,到底什么是美国人?我最近看到的数据说,过去十年里大概有740万人成为美国公民,光是去年就有70万人,最多是来自印度、菲律宾、中国大陆、古巴的。美国仍然会吸引全球各地优秀的人才,依靠自己的制度和价值体系,去充实美国社会的活力。美国著名的战略家布热津斯基说过,未来几十年,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是重振自己,然后凝聚西方的力量,去平衡东方(实际上说的是中国)。(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生于1928年,卒于2017年,波兰裔美国外交家、政治学家。——编注)
我是觉得,美国没有太把中国的崛起当回事,更多是关心怎么重振自己。美国人认为,危机在于美国自己本身。就像福山先生说的,美国最大的问题不是制度,而是治理。就是说,美国的政府怎么分配资源、怎么分配利益、怎么用权力,而不是制度本身,才是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我是很关注的。在进取的过程中,美国不仅有国会,不仅有有关部门,还有社会力量、媒体,比如《纽约时报》。特朗普上台以后,《纽约时报》的盈利激增,这一点意味深长。为什么?可能人们更想从不同的角度去去看特朗普的执政,大家更多是带着批判性的思维,借用《纽约时报》的一些报道,去观察特朗普。
我非常相信刚才我所说的一种制衡的力量。这种力量扎根于整个美国社会,它来源于美国建国的逻辑。所以,如果你们现在问我,美国怎么了?我的回答是,其实没怎么。暂时来看会有一个动荡,会有一个碰撞,但是长远来看,这种折腾我认为是有必要的,对美国的未来来说,意味着一种营养。这是我最基本的判断。
美国国内对什么是善治有不同解读
我采访过福山先生,他非常强调治理问题。我也问过他,美国现在如何依靠现有的制度进行它的governance(治理)。美国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内政外交,可能不同领域有不同的governance,而且到底是什么善治,什么是good governance,可能美国国内也有不同的解读。
我认为,特别是共和党的智库,以及把与共和党的关系作为提升自己地位的手段的那些智库的人,应该就特朗普时期到底什么是善治,什么是在这个时期(不管是希拉里还是特朗普上台)美国外交方面所应该做的事情,来为决策者建言献策。
但我看现在,首先,智库人员对特朗普政权的支持也好,参与也好,都是非常有限的。第二,现在美国无论是白宫还是国务院,很多职位还是空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符合实际、能够解决当下问题的治理基础怎么成立,这肯定是一个问题。
日本到了可以修改宪法的时候
虽然今天的主题是美国,但是美国的全球战略某种意义上是靠同盟政治的,比如说欧洲的英国、中东的以色列、亚洲的日本,这些是美国的主要同盟。日本方面一开始很担心,特朗普总统会不会让日本承担更多的国防费用,或者是责任,从而可能动摇原有的日美同盟之间的一些约定。这样的话,不仅日本要重新调整基本国策,美国的全球战略也会出现非常大的变数。
比如说这次,很多朋友问我,日本支持不支持特朗普向朝鲜动武?首先,我作为一个日本人,最近朝鲜发射导弹飞越日本的领空,对日本社会来说,这已经是直接的威胁了。那我们如何避免?我们是个岛国,这个问题有点不好说了。其次,最近我们越来越把朝鲜视为直接威胁,甚至很多人从当年遭到原子弹轰炸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而且不只所谓的知识分子,老百姓也越来越这样看待所谓的朝鲜核问题。
那这个时候日本怎么办?根据现有宪法,即使有解禁的集体自卫权,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也不可能出兵到朝鲜半岛,出兵是不可能的事情,顶多是给美国一定的、可能比以往更加积极一点的协助而已。但是怎么着都会被卷进去。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首先希望,美朝之间,在中美协调的情况下,不要发生武力冲突。否则的话,就不只是日本怎么被卷进去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宪法,它的生命力、合法性要出问题。因为现在的日本,很多时候是通过对宪法的解释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摩擦。当然仍然会有各种摩擦。为什么自民党和安倍晋三不会直接说,我们要修改宪法?因为这个问题在日本太敏感,安倍前几天在连任后的施政演说中,只是非常小心地碰到了“宪法”两个字而已。
日本前一段时间刚刚选举结束,安倍在选举期间几乎没有碰宪法。但安倍的目标就是修改宪法。这是自民党建党以来的目标,但到现在为止,修宪问题竟然都不能碰,安倍都不能碰,那很少有人可以碰。为什么不碰?因为太敏感了,老百姓不接受。从安倍最近的言论以及自民党现在的情况看,他顶多在宪法第九条里面把“自卫队”三个字写进去。(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利,不保留军队。——编注)
其实安倍是想做更多,但是做不到,做不了。因为在日本,如果要修改宪法,首先要在众参两院获得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然后再公投,需要过半数才能最终修宪。但自从英国脱欧公投之后,日本老百姓对公投的警惕是提高了的。现在安倍首相虽然很有可能做到2021年,但我很怀疑,在这段时间内他能否修改宪法。
在日本,当年是“日本可以说不”(后来中国有一些出版商也出版了“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类似书籍),其实,战后已经过了七十多年,日本是靠和平手段来发展的。就算我们的宪法当中有了“自卫队”三个字,我们成为了正常国家,就是说由自己来保护自己国家安全的正常国家,我也不认为,日本接下来一下就会用武力而非和平的手段来解决朝核问题、南海问题、台海问题等等。我相信,几乎很少有日本人这样想。
在日本国内,我不想用左右两个字,比如说一些和平人士,他们可能觉得安倍首相另外有目的;更不用说日本共产党,他们更是接受不了。甚至有一些政党提出,日美安保条约要调整,这种声音在日本国内是有的。这也是日本国内的制衡力量。
我认为,日本到了一个可以修改宪法的时候了。我也认为,即使日本修改了宪法第九条,中国方面会有一些反应,但也不会认为日本的军国主义会复活。日本国内所谓的“和平主义”仍然根深蒂固,这样的社会基础不允许以安倍为主的执政党去修改宪法第九条。那么作为一位日本的老百姓,我觉得这个和平主义的现实需求和修宪的状况之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鸿沟。我相信,这给整个东亚地区,至少从一个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带来了变数,而且这个变数不一定是好的。
日美同盟作为公共产品,如果可以持续巩固和稳定,如果可以一道去解决问题(现在我们看中美关系,也不像美苏那样你死我活、互不信任,反而是经常一道解决问题),这样的时候,我相信中国方面看待日美同盟的角度和心态会有所改变。
福山对“历史终结论”有一定修正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1992年英文初版封面
福山先生是亨廷顿的学生,但是前者的“历史终结论”和后者的“文明冲突论”两者之间,不论在话题本身还是时代背景方面都有所不同,我觉得不能直接对比。
我在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授课时,将两人当年的相关英文论文(不是后来的著作)布置给学生们写读后感,作为学期作业。我让学生们挑选,在“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里面二选一,大多数学生选读的是“文明冲突论”。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都说,“文明冲突论”比较好写。因为“历史终结论”涉及人类的进化、发展,可能理论和逻辑比较复杂一点,而“文明冲突论”涉及未来不同文明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并不是来自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政治、国家利益。“文明冲突论”与“历史终结论”之间,我认为没有直接的可比性。(2016年9月至2017年7月,加藤嘉一担任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是在发表于《国家利益》杂志1989年夏季号上的论文《历史的终结?》的基础上扩充而成。为回应1992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亨廷顿撰写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刊发于《外交》季刊1993年夏季号,后将该文观点扩展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编注)
特别简单地说,我比较尊重也很佩服福山先生的学术。他当然不太可能站起来说,“历史终结论”终结了。“我当年的提法是错的”,他也不太可能这样说。但是后来他写的《政治秩序的起源》提到了强大的政府、法治、责任政府;然后,对中国政治的发展,他也追溯到秦汉,也是有研究。他认为,中国政治确实有特有的生命力,有它维持生命力的特有逻辑,不能简单从一个人类进化的角度评判中国未来政治的发展。我觉得福山先生能够不断去追究自己原有理论的生命力、合理性,最起码至少愿意去探讨
我问他,如果中国不追随苏联的命运,就等于“历史终结论”被现实否定了吗?中国真的有可能开创出与他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那部书里面讨论过的不一样的独特道路吗?他也没有明说。
关于这个问题,很多美国的学者,包括原来的美国驻华大使,他们的观点都是不一样的。有人说中国一定会靠近西方,有人说中国一定会走出自己的道路。我之前在日本出过一本书,叫《中国民主化研究》,从内政、改革、外压三个角度去看中国未来政治的发展。我检验的结果是,中国会开辟自己的道路。就是说,中国不会轻易靠拢西方那一套
福山先生后来的著作在中国国内也有出版,就是《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这两部书从人类的起源探讨到法国大革命,再到现在,他用了“民主全球化”这种概念。王老师刚才认为,这是福山先生对自己“历史终究论”的否定,至少是对自己当年提出的一些论断中经不起历史考验的地方做出了一种修正。
我认为,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尤其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通过自己的作为,让福山先生这样的学者,至少停下来反思自己的理论和论断是不是有问题。我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这样一个过程,迫使他觉得他必须尊重现状
仔细读《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你会发现中国是其中非常大的重点。因为苏联不存在了,如果他要研究“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国是绕不开的,而且他在那本书的后面专门提到中国未来政治发展过程中可能面对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像福山先生那样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者,能够下决定写那样的书,还愿意到中国大陆进行交流,跟中国的学者一道讨论。他是一个政治学者,主要是政治哲学学者,对他来说,中国是一个案例,但是一个可能影响到他学术命运的案例。我看到了他和中国之间非常好的互动。
我在斯坦福大学拜访他时,我们之间的讨论始终与中国有关。我问他,福山先生,您总能提出这种特别有创意的主意,您的灵感怎么来的?他说他一年走访二十个国家左右,在不断寻找中找到idea。经过这段时间对福山先生的观察,我非常佩服他,当然很多人对他的观点有不一样的看法,但他的这种学术努力是值得敬佩的。
傅高义先生也是这样,退而不休,正在写从奈良时代到现在的中日关系史。这些美国的学者的观点和研究,我们在亚洲也觉得非常值得借鉴。(奈良时代,起于公元710年日本天皇迁都平城京[今奈良],终于公元794年天皇迁都于平安京[今京都],期间日本社会经济得到大发展,文化上受到中国唐朝的较大影响。——编注)
美国社会的“慢”:利用公民社会
我2012年去美国的时候,正好奥巴马正在竞选连任,我在哈佛和其他人一道从电视直播中看到了奥巴马当选的盛况。我在那里生活,后来往返美国多次,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一个观看美国的状态。
虽然特朗普执政的方法会变,或者美国以外的他者,比如中国、俄国、朝鲜这样的其他国家在变,与美国相比,变化也可能更大一点,所以美国会做出一些回应。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能看到美国是不是变了。但我不认为,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在这段时间内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或者质的变化。那么,我更愿意表达的是什么呢?
我记得很清楚,在哈佛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大家说到中国的高铁,说中国发展很快,但从肯尼迪政府学院,原本过一个桥就到了商学院(这么短的距离,我十五秒差不多就能跑到了),这座桥花了好几年都没修好。大家用这个例子来说明美国的效率低。但是我个人觉得,看看中国的GDP(当然上海可能已经不追求GDP了),看看中国的基础设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投入这么多的资本,那么下一步怎么发展?人类社会还是需要可持续发展。当然中国也在搞“双创”,政府鼓励年轻人创业,肯定有新的产品和产业会出来。
我在美国所看到的是“慢”,可能这正是美国社会的生命力所在:无论是修一条路,还是制定一个政策,它是利用公民社会的力量,慢慢去形成。我觉得这是美国社会的一个特点。可能以前不一定,但至少我在的时候,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特点。为什么我刚才说没有看到非常根本性的变化,原因在这里。
还有一点,我在哈佛的时候感觉到,美国的公民,在我看来其实每个人都是孤独的个体,大家都是各忙各的,不太轻易去参与社交,包括参与自己工作以外的事情,但同时大家在自己的公共空间里面,可能还是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对自己国家的爱。大家都用自己的方式去关心美国的政治、美国的未来,非常珍惜自己的一票,排队也要去投一票。然后,不投票也是一种政治上的表达。
作为一个日本人,我看到的是,美国公民对政治议程的热情和参与,与日本比还是有所不同的。
个人主义与爱国主义在美国形成了有机结合
我生于1984年,在日本上小学的时候泡沫已经崩溃,我在日本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下滑的感觉。然后到中国,当时中国正改革开放,北大正大力推进国际化。所以我能非常显著地感觉到,一个正在变化、正在上升的社会是什么样子的。这是需要要体验的,我在日本没有这种感觉,在日本是负面的东西比较多。
从中国到了美国以后,我觉得无论是哈佛校园内的学术氛围还是别的,说好听就是比较稳定,有一种成型的制度;说不好听,就是有点过于权威主义,那里有已经在位的大牌学者制定游戏规则,很难让年轻人(我不敢说是黄种人)走向一个比较高的舞台,去讨论一些问题。这是我能感觉到的。刚才说到,我到美国后,感觉到的是一种慢的力量,然后每个个体都是一个孤独的个体,无论是跑步的人还是在那上学的。但是大家从个体出发,形成一种公共空间,形成一种政治生活。我也在这本书中提到,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在美国可以感觉到,大家都是个体,但是关注个体的个人主义之间可以形成稳定的爱国主义。这种制度可能是设计出来的,让公民既有个人主义又有爱国主义,去形成一种合力。我认为,这一点是从我到美国的第一天到离开那一天,都是没有变化的。
说到美国人的爱国主义与日本人的爱国主义有什么不同,我作为日本人,恐怕永远想不到的是,美国老百姓看国旗的眼神是真的。美国到处是国旗(可能在中国不能随便挂),人们是非常认真地去看。但人们对政府的公权相当具有批判性。同时,他们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护和追求是非常强调的,将个人主义和爱国主义进行了有机结合。
为什么要批判?我觉得这是批而爱、爱而批,是希望这个国家越来越好,所以用自己的方式去参与,有时候是鼓励,有时候是批判。我觉得,美国人是用个人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无论是《纽约时报》也好,一家书店也好,都有自己的态度。这方面我觉得中国也可以去借鉴,就是说,如何去把中国这么多的人,这么多有能力的优秀的人才作为个体的爆发力集合起来,形成一种爱国主义的合力。
我在这本书当中引用了一些学者观点,美国的战略家特别关注中国未来的个人主义,认为这种个人主义是对美国的挑战。这个可能是值得关注的。
从制度层面看,中国肯定有自己的特殊性
两位美国学者写过一本书叫《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我在美国除了访问研究中国的学者,这一类学者也有访问。美国国内有一种制度优越感、制度决定论,这方面的研究还是比较多的。很多人问,是什么让战败后的日本走到了今天?毫无疑问,与在国际格局当中保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自由民主制度等等有关。但现在作为一个亚洲人,我特别想表明,根本点还是与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如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等有关。
我相信很多到过日本的朋友可以感觉到,其实日本社会的根本性推动力量,无论是勤奋也好,丰田的什么也好,还是与东方的一些文化因素有关。但在制度层面,日本的三权分立也好,政党政治也好,这些宪法里所规定的制度基础,肯定起到很大的作用。
完全站在第三方的角度,以中国为例,我特别相信,从制度层面来看,中国肯定有它的特殊性。西方很多学者不断向中国提出“你是不是合理”这样的问题,这个时候西方是带着一种偏见,有制度优越感。我认为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挑战。
我在这本书中介绍了傅高义先生的一个担忧,就是现在美国的大学,不太鼓励你好好进行地域研究,好好学习对方的文化和语言,从而去了解比如中国社会、中国未来的发展逻辑,而是比较流行量化分析,从数据、统计的这些角度去概括中国未来是怎样的。
从中国走出去和引进来的角度看,怎样能够让西方人,无论是学者还是学生,让他们充分了解中国崛起的过程中的文化要素,这点还是很关键的。
中国可以从美国那里学到什么?
什么是美国这个国家最大的品牌?我认为是“美国公民”。为什么那么多人向往美国,向往美国作为公共空间的吸引力?有价值观的因素,有制度的因素,有机会均等的因素。我认为,“美国公民”这四个字是美国的品牌,而且我不认为这个品牌会有下滑的趋势。
那么,中国可以从美国那里学什么?虽然国情不同,体制不同,但是有一点可以学。我认为,当“中国公民”的品牌力超过“中华民族”的品牌力的时候,中国有可能超过美国。假如中国人以“中国公民”(“中国公民”和“中华民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个身份为自豪,假如外国朋友都认同甚至愿意加入中国国籍(用王毅外长的话来讲,就是中国护照有了含金量),因为护照的背后是制度、环境、价值观的力量,到这个时候,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可能会有非常大的提升。
怎样用制度的力量,去丰富“中国公民”的含金量和品牌力,让我们一步一步作出努力。
(邢英莉女士对文字整理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李旭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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