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营报告︱被“革命”的公共厕所
【编者按】
今年夏天，20名从事不同领域工作与研究的青年参加了青年社会领袖田野营的暑期项目。这20名青年，是主办方经过两轮筛选从千余份申请中甄选而出，他们有来自牛津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的学生，有来自社工机构、扶贫组织的工作人员。
参与本次调研的学员就旅游、发展、扶贫、种子等议题进行了观察、采访和写作。经主办方授权，澎湃研究所选择了部分研究报告刊发。
青年社会领袖田野营是由新南社会发展中心于2010年发起，旨在提升有志于NGO工作的年轻人开展文化人类学田野研究能力的暑期项目。
以下是第三篇。这一篇以滇北S镇的两个公共厕所为研究对象，浅析在全国“厕所革命”的热潮中，两个分别坐落于景区内外的公共厕所如何在日常生活的空间生产中被不同角色赋予各自的功能性，并承载着怎样的阶级斗争潜在暗流。
引言
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中，杨绛记录了自己在“文革”期间被分派打扫厕所的一段经历。女厕所被她视作神殿庙宇一般的庇护之所，可以将家信等有潜在危险的“罪证”带入厕所作为垃圾销毁。同时，扫厕人的身份还给她带来了摆脱旧社会多礼习俗的自由，并在那样一个尚存隐私的空间中获得了常来如厕的一些群众的关慰。
公共厕所，作为一个解决私人需求问题的公共空间，一直以来既是映射不同文化风俗的一面镜子，是承载复杂权力关系的一个容器，也是各种政治运动的一个中心。二十世纪初，女权组织在为女性争取公共空间权力的过程中得以在1905年落成第一个女性公共厕所。紧接着美国黑人平权运动者们也在抗争中力求争取平等如厕权，打破在公共厕所以及其他公共场所的种族隔离。美国残障人士也开展过与公厕关联的社会运动，并获得建筑改造的公共参与权来推进普及为残障者设计的各项公共设施。近年来，性少数者们也加入到公厕运动中，要求建立无性别卫生间（unisex bathrooms）。
中国这场当下热火朝天的厕所革命起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爱国卫生运动中开展的一场“两管五改”活动，以“管水、管粪、改水井、改厕所、改畜圈、改炉灶、改造环境”为主要内容，其中就包括了改厕。之后厕所革命的主要“阵地”逐渐确立在了中国的乡村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农村改厕一系列工作中，其实并没有在官方文件、学术研究或媒体报道中直接出现“厕所革命”一词。直到2015年一月在全国旅游工作会议工作报告上，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正式提出了“厕所革命”四个字，并提出革命三年计划，预计在全国范围内新建旅游厕所33500座，改扩建旅游厕所25000座。至此媒体和学界中开始愈来愈多的出现该词汇。根据人民网刊文，“厕所革命”甚至出现在了2015年习近平的20个“新热词”之中。
中国西南部的S镇作为正在开发旅游业的一个乡村地区，恰巧拥有农村与景区两个双重身份，该镇的公共厕所也明显的分为两类——在景区外围满足当地居民生活需求而修建的硬件条件相对老旧的传统旱厕，以及在古镇景区内部为满足外来游客消费需求而建造的现代化设施完备的冲水厕所。本文以S镇的两个公共厕所为研究对象，试图浅析在全国“厕所革命”的热潮中，两个分别坐落于景区内外的公共厕所如何在日常生活的空间生产中被不同角色赋予各自的功能性，并承载着怎样的阶级斗争潜在暗流。
厕所概况
S镇由政府负责管理的公共厕所一共有6间，其中有三个传统旱厕坐落于S镇的蔬果市场、百货市场以及一个新建的菜市场，另外有三个冲水厕所分布在景区入口的停车场、当地标志性景点的雨经桥旁以及当地历史建筑本主庙旁边。在本文中，笔者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果蔬市场的旱厕和雨经桥旁的冲水厕所两个公厕。
厕所从西到东分别为女厕、男厕、第三卫生间及厕所管理室。其中女厕内有6个带门的厕位，男厕内为3个带门厕位和2个独立小便位，男女厕两边分布有两个洗手池，为感应式龙头，正对洗手台分别有一面大镜子。男女厕隔间内均为可冲水的陶瓷便器蹲位，而在第三卫生间之中则设有成人马桶、儿童马桶、儿童小便器、成人洗手台、儿童洗手台、多功能台板、儿童安全座椅、安全抓栏以及呼叫器。并且位置设置完全遵照了《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中的要求（见下图）。
街天的市场旱厕
星期五是小镇每周一次的“街天”，即当地人赶集的日子。早晨8:30分我来到蔬菜市场时，前一天还空落落的市场已被摊位填得满满当当，人们络绎不绝地进出着公共厕所。此时的女厕所内地面干净，没有异味，厕坑旁的纸篓（实际上是废旧的油漆桶）里只有寥寥三两张厕纸。水管的四个龙头都装上了一直拉到外面看不到头的胶皮管子。望向男厕那边，也是同样的情况。索性顺着水管出了厕所，几根颜色不同的胶皮水管将我引向了同一个地方——鱼摊。原来是鱼贩们为了保证鱼摊上不断有活水给鱼儿供给充足的氧分，将公厕里的水引到自己摊上，而厕所里那个一根水管四个龙头的装置也是他们自己改造的。
我蹲到鱼摊面前，向老板娘请教起她都有什么鱼，从哪儿拉过来的，觉得在沙溪生意怎么样等等。闲聊之中我一直带着自己的疑惑：水龙头被鱼贩们暂时“私有化”了，如厕后其他人怎么洗手呢？于是我再次回到厕所门口观察，发现一方面当地居民几乎没有如厕后洗手的习惯，另一方面大家其实是从面对公厕北面的水泥水箱中取水。其中主要是蔬菜商贩来取水，他们会拿着大塑料瓶过来接水，然后用于在摆卖的蔬菜上洒水，以使“菜看起来好看、新鲜”。有部分菜贩子和刚买了菜的居民也会过来直接就地洗菜。当坐在厕所管理室里补鞋的中年男子看到时，会出来用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嘱咐他们洗完后把落地上的菜叶尽量捡走，保持地面洁净。抱着对中年男子的身份好奇，我走到管理室门口，看到那位大叔正坐在里面为一双粉色的绣花布鞋上黑色胶底。我告知他自己是来学习与公共厕所相关的知识后，他邀请了我进屋，并告诉我自己其实是这个厕所的管理员，只是“也在这里做点针线活，增加一点家庭收入，维持生活”。
旺季的景区公厕
小镇夏日的清晨，太阳与生活在这里的人一样，总是不慌不忙地升起，远处山腰上的云雾也都还没有散去，仿佛整个坝子依旧睡意朦胧。然而勇家的阿娘与阿叔也已经在雨经桥旁的厕所忙活起来了。阿叔因为腿有些瘸，主要负责扫一扫厕所门口空地的落叶和灰尘。阿娘则在厕所内部扫地、拖地、刷厕坑，然后抹一抹镜子和洗手台——当然，是用拖把“抹”。清晨的工作量其实最小，因为每天晚上九点半他们打扫干净后都会将公厕上锁，第二天早上七点再来开时，基本都能保持比较洁净的状态。打扫完毕后，勇阿娘会坐到厕所门口的石台阶上吃早餐。她今早带了两个白糖烤饼，分了我一个。阿叔不爱吃甜的，一个人蹲靠着木头柱子抽着烟。勇阿娘从给厕所管理员设计的小休息室里拿出竹板凳和她装针线的塑料袋子，坐到我旁边也静静地缝起她卖60元一双的手工布鞋。
一个整上午，如厕的人加起来不到20个。下午到访厕所的游客其实也不多，偶尔会光顾小摊进行一点消费。当地村民倒是会常到厕所门口的空地上来闲一会儿，住在仕登村的赵叔叔就每天都会来蹲在厕所的柱子旁抽烟斗，他告诉我这里环境好，勇阿娘老两口打扫得干净。古乐社的吴爷爷每次从华龙村到镇上去的途中也会在厕所前空地停留一阵，带着板胡时他总会给我们拉上一段，有一次还在门口教起了来旅游的小朋友们。
相较于八成以上商铺都是外地人在经营的四方街，厕所门前的这块小空地其实能带给游客们更多与当地人实际接触的机会。当地人在这里进行着日常社交，外邦人也时常成群结对到访厕所并在门口休整闲聊，外地和当地人还在这儿进行交流和交易，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里也有充分的机会去凝视对方的行为举止和社交方式。
公共厕所最初的功能是方便人们在公共空间之中解决个人排泄的需求。然而不止于此，以上呈现的两个公共厕所，在空间生产之中延展出了多种多样的功能性。
首先，公厕自身进行的再生产赋予其于生产性。公厕形成了新的充斥着包括贸易、社交、休闲等活动的公共空间。例如蔬果市场的公厕通过水源与鱼贩、菜贩建立起联系并促成他们在新空间中持续的生产活动。雨经桥旁的景区厕所则聚集起了当地居民、在地住客及外地游客在其中相互进行交谈以及交易。
其次，公厕空间的政治性在政府对两个厕所外形的设计、规划与建设之中显现出来。例如为传统旱厕加盖传统白族民居式的屋顶，以符合国家厕所革命所提倡的“推进新农村建设，改善农村面貌”。 而在雨经桥旁的景区厕所不仅建筑结构采用白族大木作形式，在建筑材料上也都选择极具当地特色的青石和土墙，令前来的游客感叹起“认不出是厕所”，还专门拍照留念。这与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2015年在全国厕所革命工作现场会上强调的“不该把厕所当作一般的旅游公共服务，而应将厕所当作全域旅游产品”相照应。依照国家旅游局的构想，公共厕所也成为了旅游业中像古迹、河山、特色美食一样的商品，从公共服务设施转变为了消费的一环。同时，政府通过在传统旱厕中张贴“文明如厕”的标语，在景区厕所设立第三卫生间这些行动，让公厕肩负起了规训的使命。
从S镇公共厕所的整体建构来看，推行“厕所革命”的权力机构将生产性、消费性及政治性加到了厕所这个空间之中。而对于实际在公厕的空间之中进行着生产生活的人们，则在通过日常点滴进行改造，从而使公厕凸显出反话语的抗争性。例如旱厕里被改造的水龙头、景区厕所的空铺子成为阿九姐姐的私人小仓库、厕所管理室直接变成了补鞋铺，这些民间自发的一系列行动打破着权力机构所制定的如《农村改厕技术规范》、《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等条例，也暗含了当地人通过重建自己的日常生活空间以向权力机制所发起的挑战与抗议。
总结与反思
在中国政府发起并引领了半个世纪的“厕所革命”大背景下，S镇两个公共厕所的空间产生交织着社会性与政治性，同时又显现出复杂多样的生产性、消费性与斗争性。
2017年5月26号，第四次全国厕所革命推进大会召开，会上依旧强调“全域旅游理念”及“厕所技术和管理创新模式”。国家旅游局还首次发布了厕所革命“红黑榜”，对厕所革命不达标的一批5A、4A级旅游景区作出处罚。S镇作为国家4A景区，公共厕所自然也面临着考验。
或许空间的商品化趋势已不可逆转，然而研究者和规划师应更多地关注和倾听在地居民的声音，避免公共空间完全“去生活化”。
(为了保护隐私，文中地名、人名等皆为化名。作者谢雨吟系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硕士在读。详细报告可查询田野营官方微信：youthfieldca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