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创新|面对伦敦住房危机,建筑师能做什么

卞志文 谢陶/ 英国AA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研究生
2017-11-20 15:56

伦敦城市住房危机日益加剧,一方面,低收入人群和青年工作者越来越难以支付昂贵的房租,伦敦自有住房率已跌至30年来的最低水平。目前伦敦住宅平均价格已达到53.1万英镑,相当于伦敦人平均年收入的10倍左右。

另一方面,住房状态处于极其不平衡的状态,租差理论表明随着租差不断增大并到一定值时(注:潜在地租水平与实际地租水平之间的差额称为租差。地块刚开始开发,潜在地租水平=实际地租水平;随着建筑物与其他基础设施折旧,实际地租水平下降,随着城市发展,地块可达性以及周边景观设施增强,潜在地租水平上升,从而形成租差),开发商、投资人和地方政府等主体可利用租差,通过改变土地的使用来创造利润。城市的绅士化进程也在加剧,不同的开发商开始在伦敦改造衰败社区,大量廉价房正在遭受拆迁和替换,大约超过30万的居民受到影响,不得不选择搬离逐渐被富人占领的社区。

英国有两个年轻的建筑师组织——具体行动(Concrete Action)和公共服务(Public Service),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对英国的住房危机,做出自己独特的回应和尝试。

英国住房危机

英国的住房危机要追溯到1980年代,撒切尔政府提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主张自由市场的力量将能在许多领域创造出最高的价值,在铁路、重工业和水电逐步私有化后,开始推行社会住房私有化(注:在英国,住房系统分为商品房和社会住房。低收入人群、残障人士和失业人群均可申请社会住房。至1970年底,社会住房的发展达到一个顶峰,超过45%的英国人住在社会住房里,享受资本主义巅峰时期的社会福利待遇)。英国工党成员Tom Copley称这一举措动摇了“福利社会的基石”,是“英国当代住房危机的起源”。

撒切尔政府提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推行社会住房私有化。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撒切尔首相颁布了“政府廉租房买卖法(Right to Buy)”,鼓励租户用一定补助金购买所租住的公共住房。当时政府提供的房屋价格折扣高达6成,大约200万廉租房租户在1980年至1998年期间购买了第一套住房。与此同时,有另一群人利用法律的漏洞,低价购入并高价转手,赢取暴利,扰乱了住房市场秩序。到了1996年,220万套社会住房变成了私有财产。社会住房私有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伦敦经济,但也让很多人成为房奴。

具体行动(Concrete Action)的发起人

通常拥有强大投资者的开发商,有足够的资金支付优秀的律师、建筑师、顾问团来确保项目的顺利进行,而在另一端,是那些需要廉价住房和捍卫当地社区免受房地产项目侵占的弱势群体,由于缺乏各种有利资源,他们的反抗声最终淹没在复杂且不透明的城市规划过程中。

具体行动团体(Concrete Action)是由一群建筑师建立的网上平台,他们呼吁在建筑设计、建筑工程、城市规划领域工作的人们通过这个平台匿名泄漏规划过程中重要的信息以及各类一手资料,并经由平台告知当地社区,同时向那些缺乏专业知识的居民普及专业知识,从而帮助他们避免遭遇新开发项目的驱逐。

在具体行动平台上,专业从业者可以选择匿名泄露信息,降低个人的风险。

为什么要采取具体行动( Why Concrete Action now)

任何一个项目的建成包含了各种利益的抗衡与协商,包含客户、政府、居民和企业,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鼓励同质化,公共空间的私有化,权利逐渐向金融家转移,在一味迎合逐利的地产开发商的市场背景下,建筑师和规划师似乎逐渐失去发言权。而具体行动(Concrete Action)的年轻建筑师们认为,是时候应该重新发挥建筑师的职能,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设计能力来帮助弱势群体。

不同的行动

泄露信息(Leak Session)

居民的城市规划信息是滞后的,当地居民只有到了相关“规划预申请”阶段,才得知自己的社区将会被重新开发,实际上,这一提案早在很多年前就开始了。匆忙地成立委员会,摸不着头脑地讨论研究开发商规划方案,期望提出相应对策保障社区居民利益,但由于专业知识的缺乏往往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很难达到满意的效果。

具体行动团体通过收集各种不对外公开的灰色信息,并传递给弱势群体组织,从某种意义上实现了规划信息的透明化。只有当居民充分了解这个规划体系流程,才能更好地找到维护自己利益的方式。

规划设计的4个不同阶段:1)规划框架阶段(the planning framework):了解国家、地区、地方及社区规划法律结构,所有的规划申请必须服从这些规划总则;2)规划预申请阶段(pre-planning application):在提交规划申请之前,与当地政府协作的土地所有者或者开发商,估测方案可行性以及相关条件;3)规划申请阶段(the planning application):正式向当地政府提交规提案;4)后期规划许可阶段(post planning permission):规划申请通过后,土地和建筑通常可以被售出或租赁。

工作坊(Workshops Session)

具体行动团体会组织“适应性规划提议单元”(mobile planning advice unit)研讨会,研讨会分为两类。

一类是“翻译”(translation)研讨会,试图向当地社区解释整个规划方案,介绍参与到这项规划中的公司类别以及政府机构的信息,阐述各个利益共享方(包括市政委员会、开放商以及建筑师)之间的关系,给进程中每一阶段的应对措施提出建议,并且就一些相关文件做出详细的分析与阐述。

另一类研讨会则是,致力于帮助当地社区而提出设计方案,该方案是根据当地居民对城市的愿景而提出,并对那些以各方角逐利益为主导的规划提出反对方案。

可视化(Visualizing Session)

可视化是一种重要的工具,具体行动团队通过制图(mapping)呈现整个伦敦地区正在进行的城市社区更新项目,让居民和当地社区能实时了解自己周边的变化,并且积极参与维权运动。

伦敦城市社区更新项目的可视化成果

建筑师的角色(The Role of the Architect)

Finn Williams在大伦敦政府(Greater London Authority)区域改造部门担任负责人,还致力于发展非盈利机构——公共服务组织(Public Service),该机构为当地的政府规划部门提供设计师。Williams提出了一个问题:建筑师对建筑环境究竟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在英国,66%的新建住房是由建筑商及其聘用的建筑工程师完成,而不是建筑师。在这个大部分不需要专业知识的建筑环境背景下,建筑师需要了解自己的定位,明白建筑师的角色究竟是什么。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建筑师的工作更多是为3%的精英阶层服务。

一般来说,一个建筑的限定因素(位置、功能、目标用户、建筑指标和预算等)在建筑师参与前就已经设定,而建筑师更多是考虑建筑本身的空间和形态设计。

建筑师Alejandro Zaera-Polo的建筑外皮理论(General Theory of the Building Envelope)认为,建筑设计现如今更多被局限在建筑表皮的设计中,外表皮设计似乎已经变成了建筑师所能掌控的最后一片领域。为已经预设的盒子包裹上不同的外衣,这套做法在现今的建筑大环境下变得越来越普遍,它也满足了当地规划和市场的不同需求。

这种倒退至表层的设计反应出建筑师夹在政治、经济、规划、开发商和预算等众多因素间的尴尬处境。同时,建筑过程中技术、立法和法规条例的复杂也进一步阻碍了建筑师的参与。所以,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是接受作为一个仅仅设计表皮的设计师的现实,还是重新思考建筑师的职能究竟是什么?

Williams指出,对该问题的回应不是简单的重新夺回建筑师失去的权利,或要求参与建筑设计的每一个环节。而是换一种思路,通过打破政府和建筑师割裂的工作等级关系,鼓励建筑师与经济、政治等当地部门共同合作参与规划设计。

大伦敦政府(Greater London Authority)认为公共部门的效率低下,已经成为了伦敦住房紧缺的四大主要原因之一。首先,由于一些规划部门缺少丰富技术经验的建筑师和规划师,使项目建造过程无法顺利有效地进行。根据研究显示,政府对与资金联系紧密的部门(如复兴/经济发展管理部门Regeneration/Economic Development Management)给予充分重视与财务预算,而对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部门(Urban Design/Architecture Design)投资明显不足。

此外,在规划和发展(Planning & development)领域,政府逐年缩减财政预算,数额已超过50%。根据2014年的调查,伦敦许多城区的规划能力都无法与现有的增长计划相匹配。

这样的结果使67%的伦敦各行政区认为在住房问题上,他们需要更多拥有建筑专业知识和经验的建筑师,来帮助当地政府进行建筑设计、区域规划和总体规划。然而,由于政府部门无法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审核、筛选建筑师,而不得不聘用额外的咨询机构工作。

实际上,超过80%规划部门通过聘用中间机构来完成规划项目。这些外聘人员通常需要工作3到6个月,并花费超过普通员工3到5倍工资,来完成项目的前期调研和设计方案。这不仅对政府已经不断压缩的财政支出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而且由于外聘设计人员缺乏对场地实际情况的了解,所提出的设计方案有时并不一定适合当地发展。

公共服务( Public Service)

基于这样的想法,Williams创立了公共服务组织(Public Service)。这个组织为公共机构,如当地政府和城市建筑开发公司,输出优秀和经验丰富的建筑师和规划师。他们在1-2年时间内通过全职或兼职的灵活方式,参与政府的规划项目,特别是针对不同地区的项目,为政府提供对此区域了解的建筑师和规划师。

在此过程中,设计师们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为当地的规划项目提出改进措施。这使得原本局限在建筑用地红线范围的设计师们从一开始就能积极参与整个规划环节,表达底层民众的心声,使规划方案变得更为有效和可持续。

政府为这些设计师们提供基础工资,为了降低规划过程中的风险和时间成本,私人开发商也愿意为政府聘用的设计师进行前期的集中培训,并做出相应的补贴。在这样紧密的合作和成本节约下,多方都能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作用,最终使得城市更新朝着一个有效且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过半数的城区对这项提议感兴趣,超过30名设计师注册并希望能参与到公共服务组织的活动中。

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关系

显然,住房危机不可能是通过建筑师本身就能彻底解决的,但是如何把建筑师的效用最大化,上述两个年轻的组织给出了新的答案,或许答案还不成熟和完善。但重要的是,它们为城市可持续更新提供了新的思路,无论是具体行动组织“泄漏重要信息”给弱势群体,还是公共服务组织跳脱传统建筑行业与各部门协同合作,提出更合理可持续的更新方案,这些尝试从一定程度上,都能抑制房地产业的不健康发展。

在城市更新进程不断加速,房价不断攀升的今天,建筑师的角色到底是什么?无论从建筑师的社会责任,还是市场萎缩的现实来看,建筑师都应该寻找下一个出路。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全球知识雷锋”ID:gkleifeng2000。“全球知识雷锋”是一个纯原创的建筑平台,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周榕老师发起,全球五大洲57所名校200余知识雷锋整理提炼,每周提供当代建筑最in新知,10分钟洞悉世界建筑最前沿讲座精华。)

    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