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标准是在变，评委的爱好也会决定文学奖的导向
每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都能引起文学界、出版界乃至社会舆论界的“骚动”。
评选出诺奖得主的瑞典学院院士可谓是其中的关键人物。那么，这些院士本身的文学创作与鉴赏水平如何？他们各自都有什么样的文学品位和倾向？
为了解答这样的疑惑，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诺贝尔文学奖背后的文学”系列丛书，尤其介绍了参与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筛选工作的五位评委院士的文学作品。11月11日，“诺贝尔文学奖背后的文学”系列丛书第一部、由瑞典学院院士霍拉斯·恩格道尔所著的文学论文集《风格与幸福》在建投书局举行新书分享会。
《风格与幸福》译者万之、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也来到现场，就诺贝尔文学奖及背后的世界文学进行了交流讨论。
评委审美影响评奖导向
霍拉斯·恩格道尔于1997年当选为瑞典学院院士，随后不久即在1999年出任瑞典学院负责日常工作的常务秘书历时十年，同时他也成为瑞典学院内部五位院士组成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评委至今。
在万之看来，参与诺奖评选的院士们的个人爱好和品位会对评选有很大的影响。
“至今很多人还在争论去年为什么要给鲍勃·迪伦颁奖，鲍勃·迪伦自己都很奇怪，‘我写的是文学吗？’但实际上，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大学读书的那批人正是鲍勃·迪伦的粉丝。”
万之称，去年一个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教授出了一本书，叫做《给鲍勃·迪伦发奖的八个理由》，他还把书稿寄给了霍拉斯，意思是说向霍拉斯提名。这本书是去年5月发表的，所以10月鲍勃·迪伦被宣布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有记者问霍拉斯是不是受到了该教授的影响。
“霍拉斯就不高兴了，他说 ‘我关注他（鲍勃·迪伦）已经有好多年了’。他们都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听着鲍勃·迪伦的歌长大的，这也是他们的爱好。”
万之再举例，不同时期的诺奖评委对诺贝尔遗嘱中的“idealistic tendency”持有不同解释。早期考虑到诺贝尔信教的虔诚，评委将“idealistic tendency”理解为“理想主义倾向”，与信仰相关，所以易卜生、托尔斯泰等对上帝有所怀疑的作家无缘诺奖。后期评委倾向于将“idealistic tendency”理解为“能影响的人越多越好”，因而优先关注影响力大、销量大的作家。
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或许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黑塞搞现代主义实验，一度属于‘小众作家’，影响力小，因此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被评委多次否认。但后来随着新一批偏爱现代派写作的院士进驻，1946年黑塞就得奖了。”万之说，现在陆续有当年的诺奖评审资料被公布，也为人们还原出一个更为鲜活的评审团形象。
陈思和也认为诺奖评委个人对一百多年的诺奖评选标准有显著影响：“这套书 ‘诺贝尔文学奖背后的文学’非常有价值。它并不是讲诺贝尔文学奖怎么评出来的，而是讲这些评委的美学观是什么、文学观是什么、文学标准是什么。通过这些我们或许可以理解某些作家得奖是必然的。因为这些评委个人的爱好可能会决定文学奖的导向。”
“我一直觉得，我们不光要了解获得诺奖的作家，也应该了解一下在他们背后，谁在评他们？有什么资格评？有什么样的趣味与标准？”万之说，因为诺贝尔文学奖已然成为世界文学奖公认的标准，一旦一个作家得奖后大家就会去欣赏，甚至去模仿与跟风。比如1980年代马尔克斯得奖以后，魔幻现实主义在全世界一下子流行起来。
此次霍拉斯·恩格道尔虽然没有亲临现场，但万之带来了霍拉斯的文字发言稿《转型期的世界文学》。在霍拉斯看来，“优秀的文学，就像是没有地址的明信片，是可以寄到世界各个角落的。”
在《转型期的世界文学》中，霍拉斯也谈到了这一问题：“从诺贝尔本身，一直到评委执行遗嘱的过程中，都没有把诺贝尔文学奖看成一个颁给某个民族文学的奖，或者颁给某个语言文学的奖。它从一开始就是面向世界的，只是一开始评委们读不到其他语言的作品，最初几十年的颁奖主要给了欧美他们能读懂的作家。但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他们就开始纠正这个问题，包括让马悦然担任院士，实际上就是希望能够读到全世界各种语言的文学。”
陈思和对“世界文学”这一概念也深有体会。“这个文学观念是从歌德的世界文学过来的。但是那个时代的世界文学，从歌德来说他强调了一个 ‘同’，就是说全人类的文学根本上是一样的，所以中国有才子佳人的故事，德国也有少年维特的烦恼。”
“但世界文学在我看来不是‘同’的问题，是‘异’的问题，就是它能包容更多不一样的文学，世界文学的意义才大了。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它的语言本身就是世界的。不是说‘我不是世界的，别人才是世界的，我们要进入世界或者让世界承认我们’，我觉得那本身会把自己排斥在世界之外。”
在陈思和看来，诺贝尔设立该奖的出发点其实是人类，因为诺贝尔的炸药发明带来了战争和杀戮，所以怀着对人类的忏悔设立了和平奖、文学奖。“诺贝尔鼓励追求的人类精神生活发展，是比我们理解的世界大同的概念还要大的概念。”
而想要真正实现“世界文学”，翻译是必不可少的。
目前，瑞典设立了很多文学翻译奖，瑞典的作家协会特别设立了翻译委员会，国际笔会也特别设立了翻译委员会。万之是历史上第三位获得“瑞典文学翻译奖”的中文翻译家。在此之前，中国只有李之义和高子英分享过1984年的瑞典文学翻译奖。
而万之的夫人陈安娜被人们称为“莫言得诺奖背后最重要的外国女人”。她是瑞典学院院士、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的学生，翻译过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生死疲劳》，余华的《活着》等近50部中文作品。
作为一名译者，万之表达了对翻译工作的自谦：“译者实际上就是把作者的声音传达出来。译者就像在舞台上打灯光的人，让人们看到舞台上演员（作者）的表演。”
“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一个世界级的文学评奖平台，它对中国其实一直关注。但苦于语言的问题，要显示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化真正的魅力，还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一点我们非常感谢万之和他的太太。我觉得翻译非常重要，它能瓦解语言的障碍。”陈思和说。
在《风格与幸福》中，霍拉斯也对作家的语言风格展开分析。陈思和对此表示敬佩：“从语言的表达上寻找作家风格并探索语言的意义，这非常不容易。我很佩服这位诺奖评委，他一定是掌握了很多欧洲语言，他可以用德语欣赏德语文学，用法语欣赏法语文学，用意大利语欣赏意大利文学。”
但对于更多读者而言，精通多门语言者终究少数。陈思和说：“比如我们今天读巴尔扎克的小说，读来读去都是傅雷的语言风格；我们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可我们关注的都是朱生豪、梁实秋的语言。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欧洲语言以外的国家要获诺奖，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这个语言翻译成瑞典语还美不美？我想这真的要靠运气，看看碰上一个什么样的译者。”
对于诺贝尔文学奖评审，万之也表达了自己的一些期许——期望未来愿瑞典方面能招募更多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学者，“也期望中文作家应该有更大的雄心争取更多的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