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谁还在佩戴虞美人；向卢梭和黑格尔寻求答案
英国人质疑“一战”胜利日佩戴虞美人的传统
11月11日零时，据说全世界都在网上“血拼”，然而大多数欧洲人还铭记着，这一天在历史上是另一场真正残酷的战争结束的日子。明年“11.11”，人们即将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百年祭，英法德等国的重要媒体都在讨论如何纪念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才能更有价值。“11.11”在英国被定为“国殇日”，这一天里人们都在胸前佩戴鲜红似血的折纸虞美人花，以纪念在一战中殉国的英国士兵，这个延续了近百年的传统，今年又一次在英国各大媒体上引发了争议。
英国《独立报》（The Independent）记者罗伯特·菲斯克（Robert Fisk）首先挑起争论，号召抵制佩戴虞美人的习俗。尽管菲斯克的父亲曾参加过1918年解放康布雷的战役，他却把虞美人看做一种“充满了虚伪和谎言的种族主义符号”。
“我们是在向谁致敬？向萨拉热窝、斯雷布雷尼察还是阿勒颇的死难者？不，我们只会看着电视，为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死者流下我们的鳄鱼眼泪。因为如果不算上后来的一两次小规模殖民地冲突，这就是英国人最后一次大批地死在战争中了。如今是狂轰乱炸的时代，新技术确保我们的目标——通常是棕色眼珠、皮肤黝黑的穆斯林被彻底粉碎，而‘我们的孩子’可以及时赶回家吃早餐。”
菲斯克指责这一传统盛行背后所透露出的无知，他提醒人们佩戴虞美人是来自一首“鼓动士兵投身战争和杀戮”的诗。（约翰·麦克雷写于1915年的《在佛兰德斯战场》，诗中描绘士兵们牺牲的战场上开满虞美人，号召更多年轻人为国捐躯。）
罗伯特·菲斯克的观点引起了《每日邮报》（Daily Mail）的强烈反对。记者贝尔·穆尼（Bel Mooney）谴责称：“这些人蔑视爱国主义精神，蔑视责任、荣誉和对国家的忠诚，是源于他们可怕而混乱的历史观。他们自诩高尚，把我们都妖魔化成愚蠢的好战分子。”
穆尼的祖父也曾在一战期间参加过索姆河会战。她强调英国皇家军团（英国退伍军人协会）每年销售折纸虞美人花的经费，都被用以支持伤亡英军士兵的家属，并不仅仅是为了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罗伯特·菲斯克和他的追随者凭什么如此傲慢地臆断，佩戴虞美人的人们会毫不在乎其他战争冲突中，或是来自其他民族的死伤者？”穆尼对此表示愤慨。
《新政治家》杂志（New Statesman）记者斯蒂芬妮·博朗（Stephanie Boland）抛开反战反种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阵营对垒，让这场辩论进一步深入。文章直指虞美人花和丘吉尔像一样，在今天已经变成了商品，被印在各种杯子、毛巾甚至睡衣上。博朗认为“这一现象很令人担忧，因为它意味着战争正成为怀旧的主题”，而围绕虞美人所展开的辩论已经沦为“一场对忠诚度的低俗测试，戴与不戴决定了你站在哪个阵营，‘我们的孩子’（our boys）这一称呼被一再抹黑，也暗示为国牺牲的不再是‘他们的孩子’（their boys）。”
博朗继而强调：“英国皇家军团远离了他们的慈善初衷，可更让人忧虑的是社交媒体上的侮辱互怼，以及报刊上指责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参观纪念碑时鞠躬不够低的新闻头条。”
《独立报》在最新的一篇文章中不再质疑建立战争记忆的重要性，而是 “为英国的集体记忆对于20世纪这两场全球性冲突的痴迷而感到遗憾，因为这样的痴迷充满民族主义的恶臭，而与战争的伟大牺牲毫无关联”。作者奥托（Otto English）继续写道：“一战结束快一百年了，有一个问题值得好好自省：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把注意力从缅怀过去转移到聚焦当下呢？随着老兵们渐渐离世，从未经历过任何大规模战争冲突的新一代人，必须去应对重塑21世纪记忆的新挑战。”正如《每日镜报》援引的一项“令人震惊”的研究结果：25岁以下的英国人中，今年至少有三分之一都不会佩戴虞美人。
先哲们的“自由”还要去追寻吗
11月9日，法国《摇滚杂志》（Les Inrockuptibles）“思想”栏目主编让-马利·杜朗（Jean-Marie Durand）撰文，评论了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哲学教授米夏埃尔·弗塞尔（Michaël Fœssel）的新作《自由的未来——从卢梭到黑格尔》。这部哲学随笔集系统地回顾了“自由”这一概念在卢梭、康德和黑格尔理论中孕育的过程，但弗塞尔的目标并不只是为这段早已汗牛充栋的哲学史添上一笔，而是从中投射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所存在的缺陷。
“我们从未停止过追求自由，或许该担心这追求将永无止境。自由自从在法国大革命的舞台上萌生，经过了几个世纪，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起义的争取，至今依然是绝对的政治价值。到如今人们不禁会想，在我们这个时代还要持续追寻下去吗？”杜朗所提出的问题正是许多当代法国人的困惑。米夏埃尔·弗塞尔尝试在他的新作中深入自由概念的哲学理论根源，去卢梭、康德、黑格尔那里找寻答案：“这些思考也许能证明，在一个以自动化技术取代人类主动性的现象仍随处可见的时代，理性与自由依然应该是我们的追求。”
弗塞尔回溯到1750年至1830年的莱茵河两岸，三位思想家在那里奠定了自由哲学的决定性基础。“那个时代因为有了他们，哲学成为历史舞台上的演员，自由成了理性的象征。从卢梭到黑格尔，哲学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转折，而政治则在这个时期或多或少地大胆适应了这一转折。”在弗塞尔看来，理解卢梭、康德和黑格尔的思想脉络，其意义不仅在于理清构建现代西方国家的基本政治原则，并抵御这些原则失效的可能性，对于个人来说，还能依靠这些著作中的思想，“去应对经常困扰现代人的自由疲劳症”。因为在这些伟大哲学家看来：“世界的秩序不是来自命运……它不是由上帝或是教会赐予的，也不是由国家来支配的，更不是来自于自然的。世界的秩序是人类以理性构建出来的，它必须依靠人类的自由来造就，由人类自己来承担风险和后果，是人类的终极目标。”
作为自由思想的先锋，卢梭让我们学会“在思考自由时，不再把它作为理性的例外或障碍，而是作为达成认知的条件”。卢梭打破古典传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法律和国家的概念，使上帝在形而上学中失去了保障世界可知性的至高无上地位：人的自由（或精神的自由）成为哲学的基本原理。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了构成一个国家的基本原则，其目的不仅仅是维护自由，更是“在困难的社会生活条件下去维护它”。
卢梭提出“自律”（autonomie）的基本概念，通常被理解为“遵守不再是由（有特权的）另一方制定，而是由作为公民的人自主制定的法律。”我遵守我自己制定的法律，我就是自由的，“这个我自己不是某个受个人欲望驱使的人，而是一个能够接受在特定条件下个人利益服从于整体利益的公民”。至高无上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法律意识。
“对卢梭来说，自由自有其法则（也就是自律），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将卢梭直观的自由概念进一步系统化，转化为伦理领域的‘自律’。而著有《法哲学原理》的黑格尔则认为，自由如同‘在他人身上感受到宾至如归的自在’”。自由的生活是基于周边环境来认可自身，并获得各种机构的认可。自由是通过认可来获得拓展的。弗塞尔在书中最后一部分还分析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提到“在当下这个几乎脱离了人类掌握的时代，只有自由能赋予时间存在的意义。从这层意义上来看，我们每个人都是黑格尔主义者”。
三位哲学家与自由主题相关的历史哲学观具有一致性。他们并不满足于以自由为核心价值，而是把自由提升为哲学原则。“自由是一切的基础，没有她就没有人类世界”；“人的自律划定出一切正确哲学和一切正确行动的共同边界”。
让-马利·杜朗形容弗塞尔在行文风格上完全不同于前人的冷峻，“渗透了许多自己的情感，显得非常个人化。如果说在上一部著作《夜阑人静无人见》（La Nuit, Vivre sans témoin）中，他更多地是一位从事教学的大学教授而不是孤独的哲人。这一次他却表现出不输于先哲的敏锐思想。……在今天，对自由的思考早已被基础教育中的修辞练习规范化，似乎很难再有什么能让读者惊喜的新内容。米夏埃尔·弗塞尔的创举就在于，赋予这些高二高三课程中频频出现哲学家具有颠覆性的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