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会址”日记|红色故事·中国共产党为何诞生在上海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官网
2017-11-13 19:02

【编者按】

10月31日,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连日来,全国各地前往一大会址纪念馆参观的党员群众络绎不绝,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他们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澎湃新闻推出“一大会址”日记,派出记者常驻中共一大会址,近距离观察、感受、记录会址每天的新闻,讲述一大的红色故事,传承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近代上海别样的城市特性、繁荣的经济文化和雄厚的社会力量为中共建党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1843年11月,上海开埠后,上海逐渐成为近代科技、文化、思想输入的基地,中西文明共存、竞争、融合、多元的世界性大都会。伴随着外国资本的进入和民族企业的发端,更是催生了一系列新的现代产业部门,而现代产业部门向纵深的发展,让上海日渐摆脱了单纯的以港兴市的贸易城市格局,进入了工业化的早期阶段。近代上海从最初的一片荒滩洼地迅速变为交通四通八达、工厂密集林立,并吸引大量中外人口的移民城市,这座位于中国东海岸中部的城市由此进入了经济的飞速发展时期。

同时,英美法等国在沪相继设立的租界不断越界筑路、渗透扩张,他们拥有各自完善的市政管理机构,致使上海出现了一市三治的局面。生活在租界里的华人虽是二等公民,但却能得以在外国势力庇荫下免受军阀或专制政府的骚扰,并躲避连绵不断的天灾人祸、外侵内乱,因此,上海的政治文化环境相对要宽松自由得多,这也就使清末民初各路精英相继汇聚到这座海纳百川的城市。可以说,租界是资本主义列强进行掠夺的据点,但在客观上它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的近代文明,成为中国人民获取现代经验、走向独立的开端。

报纸、期刊、书籍等是当时西学东渐相当重要的媒介,上海这个中西文化交汇的窗口,源源不断地承接着新思潮新文化的传入,因而,一大批现代文化机构亦藉此应运而生,福州路从清末起已发展成为著名的“文化街”,聚集着300家大小不等的出版公司和书店。日印万张报、周发千份刊、月出百部书的上海,已迅速培养出人数可观的阅读公众群体。

1915年,陈独秀等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依托上海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和舆论市场的优势地位,《新青年》将思想启蒙的理念逐渐传布神州大地。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在沪创办,如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张东荪主持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戴季陶主编的《星期评论》。它象征了一个变革年代的到来,“科学”和“民主”成为代表他们对新社会的理想。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四前后最早介绍宣传诸种社会主义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刊物中,除《新青年》编辑部一度在北京(发行部则在上海)外,上述三种都是上海的刊物。上海已成为是中国社会主义者可公开从事宣传的活动中心。

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在革命胜利的第3天,上海《民国日报》第一个报道了这一重要消息,它给彷徨无助的中国知识分子带来新的希望,他们从中找到了方向感、认同感与归宿感。1919年,由谢麦施科等倾向社会主义的俄侨在上海创办了俄文《上海生活报》,它是布尔什维克在华早期宣传的喉舌,也是布尔什维克在华从事建立共产主义组织活动的掩护机关,便于共产国际使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交流,共商建党伟业。整个报社作为一个群体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中发挥了特殊作用。

1920年6月,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指导与帮助下,于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国大地上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中共发起组成立后,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他们将《新青年》改为中国上海发起组的中央机关刊物,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基本知识,并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推动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上海发起组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临时中央”。上海也成为革命者的中心场所,成为中共建党的思想和文化起源地。

在城市化和国际化的背景下,上海驶入了近代工业发展快车道的同时,也为中国新兴阶级——工人阶级的产生和壮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伴随着外国资本企业的进入、中国洋务派官僚买办的近代工业以及民族工业的建立和发展,使“耕夫织妇尽弃其业,而趋工场”。五四运动前夕,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的总数猛增到260多万,而上海的产业工人总数则占全国的1/4以上,达51万多,工厂工人中,约近60%是在500人以上的大型企业里做工,加上从事体力劳动的苦力和服务于商业金融的店职员工,上海工人已是上海最大的市民群体。20年代初,上海总人口约150万,工人则占总人口的30%强,上海工人阶级已成为一支雄厚的社会力量。

据不完全统计,1914年至1919年5月的5年多时间里,全国发生的罢工有100多次,而上海就达80多次。1919年6月5日,力量足以震撼整个城市工业结构的上海工人阶级,勇猛地全面转入行动,第一次以自己独立的姿态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它犹如星星之火,迅速燃遍了大江南北,最终一扫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一度出现的沉闷、阴霾之气,取得了这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运动的胜利,从而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了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新时期,为中国培育了一代英才,更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干部上做了准备。

在各地共产党小组相继成立的基础上,建立全国性政党的构想已在上海发起组中逐渐酝酿。陈独秀与其他同志讨论了建立全国党组织及通知共产国际代表事宜。1921年5月,上海发起组委托包惠僧到广州找陈独秀,请他回沪或将上海发起组迁往广州,但陈独秀认为广州到处是无政府主义,政治环境不利,地理位置也不适合,不便于各地联系,因此仍属意上海。6月初,上海发起组与刚抵沪的共产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马林商谈后,认为建党的条件业已成熟,应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上海发起组在与陈独秀、李大钊商议以后,发函给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请每地派两位代表赴上海开会。1921年7月23日,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不是偶然的,它是上海城市近代化的结果。中共一大筹办的核心人物都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然而,上海出版机构多、报纸刊物多、信息渠道多、中外联系广、交通设施便捷、工人密集度高,这诸多种种的便利让很多建党早期那些热衷于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都聚集在上海,这里成为他们选择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最佳城市。

    校对: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