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减税游戏有点不合时宜：美国中产阶级或将为此埋单

特朗普曾在竞选时的“葛底斯堡演说”中，发布了他的革命性的百日新政计划，扬言要推动美国“里根以来最大的税改”，成为他扭转选举大势的关键时刻。然而，即将入驻华府1年之际，他既证明了自己远不是曾在葛底斯堡振臂高呼的林肯，更不是那个新保守主义的先锋里根。

从里根执政时期开始，税收与管制拖累经济增长成为了一项政治信条，成为保守派共和党不言自明的真理。而时至今日，这个信条还行得通吗？

不合时宜的新政

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加剧了通胀压力。为控制通胀，美联储在时任主席保罗·沃克尔的引领下推出了新政策，当里根就任时，利率已经处于历史高位。相比之下，美联储主席耶伦在多个场合强调，次贷危机之后美国中性短期利率严重低于几十年前的水平，这对货币政策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奥曾如此总结，每隔70年左右发生的一次高负债都伴随着一次经济危机，这期间工资增长都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负债增长超过税收能力。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所主任刘军红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当前美国的利率却处于历史低位，投资回报率也处于低位，可以说美国仍处于危机后漫长的去杠杆过程中，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低迷，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仍是主要矛盾。据澎湃新闻此前报道，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已经维持多年，国债规模已非当年可比。美国公共债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已达到104.17%的历史高位，几乎达到上世纪80年代的3倍。

最直接的问题在于，要减税，钱从哪出？

《“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的作者、美国财经作家米歇尔·渥克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税改要最终通过必须确保“收入中立”，不能增加新的赤字，而从现在的方案看来几乎是不可能，已有多项研究表明最后买单的仍将是中产阶级，而富人的税将会得到削减。

当地时间11月9日，美国参议院共和党人公布了税改议案。据该议案，为了降低整个方案的成本，公司税率将要到2019年才会调降，同时将个人遗产免税额度增加一倍至约1100万美元，但仍将对超过免税额度的遗产征收40%税金；众议院的版本则会立即将公司税率降为20%，并于2024年完全废除遗产税。参议院的议案将最高个人所得税率定为38.5%，同时保留七个税级的架构；众议院的版本则将最高个人所得税率定为39.6%，同时把税级简化为四个；参议院将把孩童抵税额增为1650美元，高于众议院的1600美元，但仍低于部分共和党议员原先期望的水平。

两院的税改议案呈现出差异凸显出共和党要在国会通过税改议案所面临的挑战。这两份税改议案在参议院与众议院分别以小幅党派多数获得通过后，两院的共和党领袖还需弥合歧见，共同提出一份议案让总统签字。

而要让税改方案在参议院最终通过，方案在未来十年内的成本要控制在1.5万亿美元以内，据税务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测算，即便拖延一年实施公司税削减，公司税的部分到2027年将花费1.33万亿美元，非公司部分的税收减免也将花费2850亿美元，合计约1.62万亿美元，已经超过了1.5万亿美元，即便把税改带来的可能收益抵消掉，总共的成本也将超过1万亿美元。

方案还提议取消最低替代税（alternative minimum tax，缩写为AMT，是基于防止高收入个人利用税收优惠项目避税的目的而作出的一种税收安排。个人分别按正常收入和AMT收入计算个人所得税，如果前者税额高于后者税额，按前者税额纳税，如果前者税额低于后者税额，除交纳前者税额外，还应交纳两者税额之间的差额即AMT税额）以及遗产税。特朗普还希望可以将大部分美国人的报税表简化为一页纸，税收机制是简化了，真的就能减轻美国人身上的负担？

一场骗局?

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说明，相信他的慷慨陈词的人越来越少。

布鲁金斯协会旗下的税收政策中心（Tax Policy Center）的研究表明，工商业减税和AMT的废除并没有让普通美国家庭有本质上的税收减少，这对没有子女的家庭是有益的，但是对子女多的家庭将有害。该研究测算出，到2027年，年收入在50000美元到75000美元的有子女的家庭每年的税收平均将增加230美元，年收入在40000美元到50000美元的有子女的家庭的负担更重，年平均税收将增加240美元。换句话说，减税计划实际上增加了中产家庭的税收负担。

而共和党内不同势力均表态支持。制造商、大企业高管、零售商以及保守团体纷纷发表支持性声明，表明共和党的提议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尤其得到了商界的支持。10月，路透/IPSOS民调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注册选民认为削减预算赤字比削减财富税、企业税更为重要。选民逐渐发现，减税方案实际上只是在给有钱人减税，对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好处。

纽约客据此分析认为，因为共和党的预算不够，财政计划并不明朗，在这个税改方案中家庭和企业必须有一方为减税买单。最终，国会都需要找到一个方式来支付成本，要么是增加税收，要么是减少对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的削减幅度。因此，中产阶级不仅很难从中获益，还极有可能要为此埋单。

减税救不了后危机的病

税收在民主国家早已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披上了意识形态的外衣。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在《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中论述认为，金融危机后的市场力量从来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认识问题而忽视了政治属性，就会犯重大的判断性错误。

危机爆发后，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同时摆在决策者面前，应当采取行动的时候总会错过时机，应当采取宏观扩张政策的时候则采取紧缩政策，应当开放和进行国际合作的时候往往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应该压缩社会福利、推动结构改革的时候却步履艰难甚至反复和倒退。

渥克向澎湃新闻指出，在这个时机进行税改是不明智的，特朗普是一头灰犀牛，但人们已经忘了当初特朗普会当选，是那些认为自己被遗忘了的人支持了他，美国的改革应该从改变他们的处境开始，而不是给富人减税，这只会让情况更恶化。

减税可能就如特朗普团队所言有可能带来GDP的增长，但是收入不平等恶化、生产率低下的问题仍然被避而不谈，这似乎是一场声东击西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