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男售货员看低阶层的男性焦虑
【编者按】
11月6日，全国劳模、原上海第一百货营业员马桂宁去世。马桂宁有个本领——“找他买布、不用尺子，用手一比就知要买多少。一分一毫、一点不差”。马桂宁服务态度好，业务水平高，即使在退休后也仍会在一线岗位帮忙。“马派”服务艺术广受好评，甚至得到邓小平的肯定。作为一名普通的营业员，马桂宁获得了很高的认可。
时过境迁，如今的男性售货员处境却与马桂宁天壤之别。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苏熠慧与洪磊发表在《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9月）的一篇题为：“交叉性视角下的男售货员性别气质分析——以上海市两家品牌店为例”文章，通过对L首饰店和P服装店的研究发现，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教育水平以及劳动力与身体表征的双重商品化使得男性售货员构建出一种被物化的男性气质。这种男性气质与主流所认可的“高收入”“高教育”“挣钱养家”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形成差距，从而造成了男性售货员的性别气质焦虑。
以下为文章选摘。
研究选取了上海两个品牌店的售货员作为调研对象。一个是以销售饰品为主的L品牌三家门店(调查时间为2015年9月至2017年1月,2017年8月)和另一个是以销售运动服装为主的P品牌一家门店(调查时间为2017年7月)。本研究访问了L品牌三家门店的34名工作人员(包括普通店员和店长)，其中30名女性，4名男性；访问了P品牌11名工作人员，其中8名男性，3名女性。
L品牌从2010开始招募男性员工。在问及为什么招募男性售货员，前店长回答道：
这边金店就有男店员的，你看在门口站着的都是吧。(他们)要提高品牌形象的……年轻的……珠宝行业都是这样，男生长相都比较好的，一般来说买珠宝的女人都是有点钱的，男的下手容易接近。你看楼上那几个珠宝都有男的，这样生意比较好做一点……档次也高一点的……一般珠宝的话你去看像恒隆广场这种高档的，有很多男生当店员的，包括卖衣服的也是这样，而且男生又高，你就看那种档次高一点的店，站在门口的都是卖相很好的男生，身材很高的。(201610C)
前店长告诉研究者，男性售货员通常只在高端的子品牌引入，旨在为较年长的白领女性创造更加有吸引力的购物环境。
P品牌的顾客虽然主要是男性，但店长小李认为P品牌雇用男员工的初衷也是为了吸引男性顾客：
我们是运动品牌，经常来逛的顾客是一些男性，我们选这些看上去阳光结实的员工，代表我们的品牌所提倡的风貌，其实也代表我们很多男客户所希望的样子。我们也会有一些女顾客，她们非常喜欢我们这些帅气的男员工。(201708A)
虽然针对不同性别的顾客，但两家品牌雇佣男性的初衷都表明，零售业需要的是年轻帅气的男性身体。这些男售货员的身体表征被消费和买卖，作为满足顾客对性和商品的想象而存在，体现符号化的欲望，是一种被物化的男性气质。这里的“物化”指的是，男性售货员的人格在劳动过程中被隐去，而身体等物质层面则在商品的买卖中凸显，并与销售的商品共同成为顾客消费的“物”。这种被物化的男性气质具有从属性，往往与低收入和从属的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是一种去人性化的男性气质。男性售货员将劳动力和身体表征作为商品出卖给品牌和顾客，他们的剩余价值被剥夺。但是他们与制造业工人的男性气质又有所不同。在田晓丽和邓韵雪的研究中，制造业男性工人在工厂内只出卖劳动力，其男性气质受到资本家剥削和底层家庭性别分工的影响，但对于这些男售货员来说，他们出卖劳动力和身体表征，其男性气质受到品牌和顾客的双重形塑和底层家庭性别分工的影响。
男店员的自我评价
不管是L品牌，还是P品牌，当问及男售货员对自己工作的看法时，他们首先表示对“销售”本身的认可，认为“销售行业是我的爱好”“很喜欢销售”“销售让我学到了很多”，但都不认为自己会长久从事该行业。
L品牌的男店长小赵已经来上海6年，提到未来的打算，他说“要开一家属于我自己的店……我觉得男人么，还是要有自己的梦想的，创造属于自己的事业……我未来要开一家自己的店……”(201609B)。同一个品牌的小王也提到将来想改行当“首饰代理”(201708B)。P品牌的小罗也嚷嚷着要去当房产中介。
这些男性售货员未来打算的背后是对现在工作的不认可以及对品牌所打造的物化男性气质的排斥。在他们看来，这份工作带给他们的收入太少，上升空间太有限，与门店外其他男性相比处于低下的社会地位，从而形成了强烈的性别气质焦虑。P品牌店长小李评价男店员时说道：“我们家招来的年轻小伙子都留不住的。他们觉得钱少。”(201708F)
与门店外其他男性相比形成的低阶层地位，让他们在婚姻市场中处于劣势，来自婚恋对象的质疑加剧了他们的性别气质焦虑。
L品牌的小赵成为店长后，工资加上提成，每个月6000元，扣掉税后不到5000元，在上海勉强养活自己，但难以负担一个家庭的费用。他总是觉得自己的收入跟同年纪男性相比不够高，每次相亲都不好意思讲出自己的工作和收入，对相亲对象鄙夷的口气也格外敏感：
你也知道销售行业本身肯定没有陆家嘴的那些办公室的人的工作体面，对吧，所以你和别人说起来的时候，比如相亲的时候，怎么说呢，你是不好意思和女孩子说你是干首饰销售的。人家女孩子一问“那你是干什么的？”你会非常不好意思，对吧？(201610B)
同品牌的小张工资没有小赵高，每个月3500元，几次恋爱经历的失败使他深深地陷入男性气质的焦虑：“你说我是爷们嘛，总是找不到女朋友，一出去跟女孩处朋友，总是要花钱，我就这点工资，省着花嘛，女朋友又不高兴了，觉得我不是男人。”(201708G)同店的小王也曾经因为买不起房，女朋友家里不乐意，刚刚分了手，导致觉得自己不够“男人”。
P品脾的男店员们也有相同的焦虑。小虎是P品牌中较为活跃的男店员，总是在销售运动服装时特别积极，但是谈到工作和生活中的困境，他迟疑了一下：
当服装销售还是工资太低，我出去玩都不好意思跟人家女孩子说我工资多少。人家看我穿得时尚，还以为我赚得不少，知道我工资以后态度都很冷淡。(201708C)
P品牌的小林也表达了类似的烦恼，“我之前谈了一个女朋友，工资比我高，每次她给买单我就觉得丢人，后来也分了，之前搞得像吃软饭的，实在是憋屈”。(201708D)
从两家品脾男性售货员对自己工作现状看法和未来打算，都可以看出他们的性别气质焦虑。这种焦虑来源于低下的收入、劳动和身体表征的双重商品化所形成的底层服务业男性的性别气质——物化的性别气质——与主流社会所认可的“高收入”“高文凭”“高阶层”的支配型男性气质期待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对他们形成了强烈的压迫感。当他们无法满足社会主流的性别气质期待时，内心便产生了强烈的焦虑和沮丧感。
社会对男店员的评价
店员张大姐在谈到对小赵的看法时，这么说道：
正常小青年哪会来卖东西？来的要么是学历比较低的，没有其他技能的，我们这个行业，又不是多么高大上的，只要你会讲话，基本上都能进来的。另外我们这行小青年(指的是小赵等男员工)忍受不下去的，工资低不说，你谈一个女朋友，人家问你什么工作，你想想白领的话多风光啊，但是一说你是销售员，小姑娘肯定不愿意了，对吧！(201609A)
同年纪的店员阿美虽然和小赵在工作中的沟通较多，并认为小赵的销售做得很好，但在谈到对小赵成家立业的看法时，也流露出一丝担忧：
男的和我们不一样啊，我们结了婚不就好了么，安安稳稳过下去好了啦。男孩子结婚要钱伐啦？这笔钱我们这点工资哪够用啊，怎么养家啊。在上海生活下去也是不容易的……(201609A)
同事时不时流露的这些看法，让小赵也格外焦虑：
感觉我们那些同事工作轻松啊，反正她们赚多赚少也没关系，她们找的老公都好有钱的。你说我这样的怎么办？同店里的小姑娘都不考虑。(201609B)
女同事对于家庭性别分工的刻板印象无疑增加了男性售货员的性别焦虑。这些女同事作为支配型男性气质的共谋者，认为家庭性别分工中的男性应该扮演“赚钱”和“养家”的角色，拥有“高文凭”“高收入”和“高阶层”等特征。但是男性售货员低下的经济收入和教育程度，劳动力和身体表征的双重商品化所体现出来的底层服务业男性被物化的男性气质，与这些女店员所认同的支配型男性气质存在很大差距。当同一个工作场所内的女店员也认同支配型男性气质时，这些男性售货员无疑感受到来自家庭性别分工刻板印象以及背后所隐藏的支配型男性气质霸权的压迫，产生对自身性别气质的不认同和焦虑。
面对性别焦虑，男店员怎么办
当像小赵这样的低阶层男性遭遇性别焦虑时，他们会采取什么样的回应策略？研究者发现，每次见到小赵，他都在强调自己引以为傲的销售业绩和自己的工资。他在抱怨自己作为销售员工资低的同时，也常常流露出对于那些比他工资更低的女性售货员的优越感。在多次谈话中，他屡次强调自己的店长身份和自己远超他人的销售业绩，并为自己不仅可以完成指标额，还可以用超出的销售额来帮助“工资很低”的其他员工而感到骄傲。在他的心中存在两条界限。一条是他与普通女店员的界限,另一条是他与女店长的界限。在第一条界限中，他将自己置于“不可或缺”的地位，通过将女店员描绘为“很多口舌”和“很多是非”来凸显自己的冷静和超脱。
从上文可以看出，阶层地位过低导致小赵遭遇性别气质焦虑，他通过与同级女店长和下级女店员划定界限，并“贬低”和“吐槽”她们来提高自己在店中的地位，从而缓解自己的性别气质焦虑。但是这种回应策略并没有对原有的性别秩序形成挑战，而是与支配型男性气质发生了共谋。不仅对改变支配型男性气质压制其他类型男性气质和其他女性气质毫无帮助，反而再生产了工作场所内部的性别隔离和性别不平等。
小赵为了体现自己在店中的社会地位，时时批评他的下级女店员“搬弄是非”，批评他的同级女店长“不负责任”。正是通过他的自我夸赞和对女同事的贬低来巩固和体现他在门店中的权力。他的工资收入远高于同级女店长和下级女店员，并且牢牢把控自己在门店中的最高地位。他在交谈中还提到男性“位居店长的职位也是理所当然的”，而女性因为“搬弄是非”和“不负责任”而不能胜任店长的职位。在提拔和提薪的过程中，他也较少考虑到女性。工作场所中的性别不平等因此得到了再生产。
此外，店内的女店员不仅没有质疑和改变这种性别不平等，反而接受小赵的看法，参与到工作场所中性别不平等的建构中。一方面，她们对小赵有很强的认可，“你别看他长的是娃娃脸……我们都很喜欢他，平时我们都叫他靓仔，大家玩得都很好”。另一方面，她们也接受男性员工占据管理层地位，并且比女员工享有更高工资的现实。与此同时，她们也并没有反思支配型男性气质对低阶层男性造成的挤压，反而认为小赵应该有更好的“发展”，通过创业来积累财富，以符合支配型男性气质的要求。
结论
性别秩序是在社会互动中构建出来的。性别不平等的改变既需要女性的推动，也需要男性的支持，还需要其他性别多元者的参与。如果只是女性的性别平等意识增强了，而男性仍然坚持维护旧有的性别秩序，则两性的冲突和对立增强，性别不平等的改变会变得举步维艰。
在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男性并非铁板一块，位于较低经济地位的男性会遭遇性别气质挑战，面临着男性气质的焦虑。中国社会所认同的“支配型男性气质”往往与“高教育”“高收入”等高阶层的“精英”特征联系在一起，这对广大中下层男性形成了压迫感。这压迫感来源于现实的从属地位与他们期待中的支配地位相矛盾，造成了他们的性别气质焦虑。
为了缓解这种由阶层地位低下而带来的男性气质焦虑，这些男性往往通过在工作和生活中对女性的压迫来缓解性别焦虑。两个品牌的男性售货员正是通过在工作场所中的两重性别划界——对下级女店员的贬低、骚扰和对同级女同事的诋毁——来构建自己在工作场所中的地位和权力，从而缓解与白领精英男性相比较而形成的性别气质焦虑。但也因为他们在工作场所中的性别划界，导致了性别不平等再生产，巩固了不平等的性别秩序。
从男性售货员的性别气质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性别不平等并不是与其他社会结构割裂，孤立而抽象地存在的，而是与诸如阶层不平等、城乡、区域不平等等其他社会不平等交织在一起。因此要改变性别不平等，仅在性别结构内部是无法实现的，而应该同时改变与性别不平等相嵌在一起的其他不平等(城乡、区域、阶层等)。只有从总体性和系统性上进行改变，才能从根本上促进性别平等。因此，要跨越不同学科的边界，通过从各个方向共同努力，才能更好地打破性别不平等和其他不平等交织在一起的不平等之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