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经典｜这是党最初的模样，聊聊电影《开天辟地》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据《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记载：“1920年9月3日，在长沙《大公报》新开辟的‘湖南建设问题’专栏，发表《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一文，坚持先分省自治后解决全国总建设的观点，提出分省建立共和国的主张。文章说：‘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
对很多人来说，这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在那样一段时光里，毛泽东并不像大家以为的那样，从一开始就全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是在先后接受并认可过无政府主义中的新村主义、德谟克拉西主义、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不同思想后，最终经过自己的实际考察，将它们一一抛弃，而成为了矢志不渝的马克思主义者。
一、迷茫的志士仁人
1991年由黄亚洲、汪天云编剧，李歇浦导演的电影《开天辟地》中，并没有避开对毛泽东当时这一想法的描写，而是直接放进了片中，这第一部以建党为背景的历史片，在尊重史实的态度上可见一斑。
在那样一段时间里，不仅仅是毛泽东，几乎所有的有志青年都有着这样的困惑：怎么样才能救中国？
旧的帝国轰然倒塌，中国的军阀割据时代来临了，一时间列强倾轧、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大家都在想，中国应该怎么办，于是如雨后春笋般，无数个想法、无数个主义都出现了。
1919年，胡适面对此现象，写了一篇非常出名的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祭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
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刻引来当时各大知识分子的关注，李大钊很快给胡适写信，信里说：“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是并行不悖的。……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在这篇后来名为《再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中，李大钊和胡适针锋相对，并公开表明自己喜欢谈论布尔扎维主义（即布尔什维主义），而李大钊恰恰是在中国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第一人。
让我们回到电影的开头，五四运动。
为什么电影《开天辟地》选择五四运动作为开片第一幕呢？这有三个原因。一是大家都想做点什么来改变现状，而五四运动恰恰是“一场群众性的自发运动，中国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二是五四运动可以说是党在创建之前的预演，从思想理论准备到锻炼青年干部，从唤起工农到反抗强暴，都作了极其重要的铺垫；三是五四运动的范围广，牵扯到了社会上各个阶层，有利于在戏剧结构上将李大钊、张国焘、陈独秀、孙中山、胡适、徐世昌、陈炯明、戴季陶、蔡元培等各界人士串起来。
而在另一部建党相关的电影《建党伟业》里，则从清政府的下台开始说起，五四运动出现在了故事快结束的时候，按拍摄手册看，《建党伟业》这么做是为了让观众能够对历史背景有更深的了解，毕竟这段历史对很多观众来说不是那么熟悉了，突然用大事件作为切入点会降低想要达到的宣传效果。
回到《开天辟地》，在五四运动这场大戏中，众人登场。
正当许德珩在激昂演说，站在台下的孙中山若有所思，离去时他同戴季陶说：“我很喜欢这些热血青年，约个时间找他们谈谈。”
这是孙中山和许德珩的第一次会面，在这场戏里孙中山和戴季陶对青年运动的看法凸显了出来，都比较欣赏却又有所不同，也为后来的联共政策埋下伏笔。
当然，孙中山依旧是更信仰三民主义的，他起初十分信任陈炯明之原因也在此。也因为孙中山的激赏，陈独秀甚至在1921年3月24日的建党前夕，依旧要远赴广东，和陈炯明合作：“中山先生任命他（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对他的信仰和魄力我也是比较赞赏的。”
尽管大家都在劝他，可他依旧不听，还是认为陈炯明作为一个有实力的军阀，是值得信赖的。然而事与愿违，很快当陈炯明发现陈独秀的宣传危及到自己的利益时，陈炯明就“变”了。
事实证明，军阀是靠不住的。
在《开天辟地》里，到处都有这些“靠不住”。恃才傲物、耿直率性的陈独秀，一开始只想用笔杆子救中国，靠不住；文章开头提到的，毛泽东想到湖南建国，靠不住；甚至在大家已经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后，陈独秀和陈炯明的行为依旧证明了，军阀靠不住……
但这些迷茫的人们，依旧在继续前行。
影片分上下两集，上集的最后一幕，是李大钊和陈独秀在雪地里缓缓前行。
那么问题来了，靠谁呢？
二、坚定的工农联盟
在影片快结束时，几个信仰无政府主义的青年决定在建党前夕退出共产主义小组，临行前他们向李大钊深深鞠了一躬，李大钊也没有强求，同样还鞠了一躬。
话是这么说，但李大钊自己心里也没底，去哪里扩大呢？
一大是没有文件流传下来的，当时共产国际派的代表马林把文件都带走了，而共产国际保存的党成立时的两个文件没有名字，没有年月日。根据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里，收录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则纲领来自共产国际档案里的俄文档案，系翻译而来，里面写道：“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
从这样的史料文件中可以看到，工人和农民当时已经作为重要的组成成分在《纲领》中被提及了。
在《开天辟地》全片中，多次不惜篇幅地表现了工农阶级。因此在不少人看来，这样的电影似乎有些“土”，它不够浪漫，然而历史的真实就是如此，历史的真实就是“土里土气”甚至饿殍遍野，而不是革命的浪漫化。——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必须联合起这批劳苦大众。
于是董必武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上说：“一定要依靠工友农友，走俄氏革命道路。”
于是毛泽东在湘江边上看到农民时说：“一旦把农民发动起来，准能翻江倒海。”
于是李大钊在面对学生们时唱着歌说：“被污辱的是我劳工，被压迫的是我劳工。世界啊，我们来创造。压迫啊，我们来解除。创造世界除压迫，显出我们的威风。联合我劳工，团结我劳工，劳工，劳工，应做世界主人翁。应做世界主人翁。”
在片中，这三个场景是先后出现在影片快要结束时候的。虽然都在强调工人和农民，但表现手法各有不同。第一场是董必武在共产主义小组讨论，这时大家更多会谈论一些理论；第二场是毛泽东在面对着广大农民时发出的感慨，表现了他愿意深入群众，也为后来他得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这个结论作了铺垫；第三场则是李大钊面对学生们时的宣传，这时自然是朗朗上口的音乐更能起到作用了。三场戏各有不同，将场景和人物的不同特征都展现了出来，可见了下了功夫的。
那么，为什么要靠的是劳工呢？
因为他们苦，因为他们最苦。
片中有一处看似多余，实则非常有必要。当一名有志青年落脚在一个穷苦农民家中时，农民没什么好吃的给他，只好拿了点糙米煮了稀粥，一点也不能填饱肚子，青年吃完后想看看还有什么可以吃的，却发现稀粥对农民们来说已经是非常好的食物了，而他们自己平时，甚至都不能保证顿顿有东西可以吃。
吃苦、吃苦，只有真正吃苦的人，才知道要抗争。只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才敢于作斗争。
和谁作斗争呢？在片中扮演反派的，不只有列强，还有当时的总统徐世昌。
我们现在当然知道，评价每个历史人物都应当将对方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去看待，而每个人也都是有血有肉的：杀人如麻的歹徒可能会有孝顺的一面，冷酷无情的杀手也会流露出对美好的渴望，而满腔热血的青年同样会沦为贪生怕死的汉奸（如汪精卫）、有志之士则会变成充满野心的阴谋家（如张国焘）。
但我们不可以忽略掉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在历史进程中所做的最主要的行为。当我们将一个反派塑造得有血有肉时，却很容易忽略掉被反派施加伤害的无辜人士所遭受到的苦难。因此“面谱化——有血有肉——有血有肉但依旧可以让人感受到其反派属性”这样的循序渐进，才应该是历史人物创作中所需要贯彻的。而在无法到达第三层的情况下，与其进行到了第二层，不如停留在第一层。
作为袁世凯的至交，徐世昌跟着袁世凯走上政坛，最终在1918年成为民国的大总统。这位“菊人兄”很被一些人所欣赏，而在电影《开天辟地》里，却对他进行了“丑化”。
片中的徐世昌，是一个十足的反派，在观众看来未免有些不够真实，但在他登场后没多久，就迅速出现了下令枪杀挡路的情愿青年的画面（历史有记载），在影片只有160分钟且无法更多篇幅表现徐世昌的情况下，将他塑造成一个反派是合情合理的，否则观众就会对徐世昌产生总体上认识的偏差。
又比如片中某军阀叫嚷“天下是我的天下”时，会有青年反驳：“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在历史上这些军阀也许会装模作样地说：“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但他们内心的想法一定是“天下是我的天下”，否则他们就不会是军阀了。片中直接让他说出想法，在艺术性上是有损害，但在真实性上却又增加了一层。
终于，1921年7月，建党。
他们在远眺，没有去现场的他们在望着那个方向远眺。
但他们在看很远很远的地方，甚至是他们人生旅途中无法到达的未来。
结语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一部《开天辟地》，只有一首背景音乐。
这首背景音乐作词于1871年，作曲于1888年。
这就是天下闻名的《国际歌》。
前文有言：“吃苦、吃苦，只有真正吃苦的人，才知道要抗争。只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才敢于作斗争。”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1848年出版的那本小册子里面喊着：“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