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教育发展论坛2017会议：如何建立中国传播学主体性
传播学作为一门“年轻”的舶来学科，进入中国已逾三十年。然而这三十余年恰恰是中国经济社会狂飙突进和媒介环境日异月殊的年代，传播学所面临的挑战，是既要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建立中国传播学的主体性，又要应对瞬息万变的时代潮流，建立新的研究和教学模式。而在某种意义上，这两项任务是一体两面的。
11月5日，中国传媒大学“新挑战·新坐标”传播学教育发展论坛2017会议在京举行，三十余位传播学者和业者与会，就传播学的主体性、方法论、教学模式等议题展开讨论。在此次会议上，中国传媒大学拉美传播研究中心揭牌，会议还探讨了中国的对外传播模式和委内瑞拉等国媒体情况等议题。澎湃新闻整理了会议的两场主旨演讲的主要内容。
赵月枝：中国传播学是时候“看山还是山”了
赵月枝教授发表了题为“看山还是山：中国传播学术主体性在认识”的主旨演讲，她将中国新闻理论和实践形象地总结为“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的三个阶段。
“看山是山”的第一阶段是从国际共运史的视野下理解新闻理论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认为，商业性媒体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和文化领导权的基础设施。毛泽东则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强调：“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到了1980年代，美国新闻传播学舶来中国，学界对于中国新闻理论和实践的认识进入了“看山不是山”的阶段。1956年美国“传播学之父”施拉姆等人曾合著出版了《报刊的四种理论》，颂扬了与自由主义新闻理论一脉相承的社会责任新闻理论，对当时苏联的共产主义新闻理论进行批评性的叙述。这一学说传入中国后，影响了中国学界对于新闻理论和实践的理解，一套关于欧美媒体专业主义、社会责任、客观理性的叙事被逐渐建立起来。但实际上，此书作为“冷战新闻学”带有的意识形态局限已经在西方新闻理论中被清算，而这一后续事实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普及。同样的，西方传播学界内部的反思和对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的赞许性认识也在传播学主流叙事下被遮盖。这多少显示出中国传播学在面临西方学术领导权时的不自信和主体性缺陷。
赵月枝认为，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和历史拐点上，中国传播学是时候进入“看山还是山”的阶段了，她总结了建立主体性过程中需要关注的十个要点，其中包括一系列传统中国和社会主义中国的传播经验：其一，技术的社会性，寻找一条社会主义的技术政治路线，应对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其二，传播或舆论的重要性，文化领导权和精神生活的重要性，挖掘中国作为文明国家的宣传教化内涵；其三，媒体的非私人资本所有和控制原则，传播的社会效益第一原则；其四，将党的先锋队作用和群众路线作为基本政治传播模式；其五，以正面报道为主，重视倡导性新闻；其六，全党办报与全民办报；其七，传输传播模式与仪式传播模式的结合，构建意义共同体；其八，将作为信息的新闻和作为娱乐的新闻结合在一起，回到中国传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传播智慧；其九，知行合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学术研究在认识世界中改造世界，改造自己；其十，从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思想高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而在上述关切之下，赵月枝的学术主线是致力于构建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其基本框架是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后殖民文化研究有机结合，强调历史的开放性、现实的多重性，尤其是不同政治经济和文化形式在不平等世界体系中碰撞而产生新文化形式的可能性。
而在实践层面上，赵月枝创办了河阳乡村研究院，乡村被作为重新审视、解读与想象世界体系和全球性议题的切入点而被赋予新的意义和可能，研究者也以自己的学术实践影响了村庄和村民的主体重构过程。而反过来，年轻学者在此过程中不仅得到了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历练，也锻造了自己的学术自省精神和批判性的世界性主体意识。
卜卫：为谁做研究？谁有权做研究？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所研究员卜卫长期致力于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也就是研究在发展过程中，那些最少资源和权力的人群如何利用传播改善自身状况或者推动社会变革，比如电商扶贫或推动反家暴立法等案例。而在关注流动劳工、农村贫困人口、妇女、青少年、儿童、残障人士、艾滋病感染者等脆弱群体的过程中，“研究政治”的问题就自然浮出水面。
“研究政治”的概念是在2015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伦敦政经学院联合主办的“全球数字化时代的儿童权利研究”专家研讨会上提出的。在这个互联网和大发展的时代，巴西有40%的家庭没有互联网，南非只有23%的儿童与双亲共同生活，印度大部分妇女没有接近技术的途径，妇女和儿童智能通过“人联网”（human internets）获取信息，而在中国仍有47%的非网民。于是，为什么要做研究？为谁做研究？谁有权设计研究？谁能参与研究？研究结果如何利用？这一系列问题就摆在了我们面前。
研究的政治指的是研究者的研究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资助方、专业领域发展、政治集团及其意识形态和行业竞争等方面的影响。研究结果可能有利于大企业、政治集团、专业发展或研究者本人发展，这里面渗透着各种权力关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我们的研究设计、研究进程和研究结果。
而从更加隐性的角度看，每个研究者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因其信仰、生活经验和所受教育等因素逐渐形成价值观。当研究者进入研究时，尽管抱有“价值中立”的理想，但不可避免地对研究所涉及的诸多问题做出价值判断。而在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下，可以说研究是具有政治性的。
由此，卜卫认为，研究者有几个要问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谁资助了研究？资助本身也是一种社会议程设置，在可能的条件下，具有强烈社会责任的研究者会自觉地寻找社会发展的真问题进行研究，而审慎对待这种议程设置。
第二个问题是学术资源来自哪里？每个特定的研究领域大都有相对稳定的研究范式，包括一系列中心问题、概念术语、命题、理论假设、研究方法甚至研究盲点，这些要素就成为研究者的参考准则。研究者不仅需要准确地区分这些领域和范式，而且需要反省这些学术资源。
第三个问题是研究问题来自哪里？是谁的研究？研究要谁解决问题？卜卫以性别研究为例提出一些实例，比如目前中国流行的高性别比问题，到底是为了解决男性婚配问题还是解决女性出生权利问题？目前中国更加紧迫的到底是“剩女”问题，还是农村“剩男”问题？是去研究女性如何消费珠宝，还是研究女性生产珠宝时受到的损害？对研究问题进行反思，意味着研究者要对研究问题的提出视角和立场采取一种质疑的立场。
第四个问题发生在收集数据过程，研究者找谁去收集数据？研究者应在观察或调查时关注和陈述哪些事实或数据？第五个问题是研究者采用何种理论框架或假设或理论视角来解释事实或数据？第六个问题是如何使用和推广研究结果？
而深入思考“研究政治”的基础上，卜卫提及了跳脱或打破凝固现成知识的“作为方法”。为了说明“作为方法”这个比较别扭的术语，卜卫举了一系列例子：台湾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陈光兴的《去帝国——亚洲作为方法》、迈哈姆特·曼达尼（Mahmood Mamdani）的“非洲作为方法”的第三世界思想路线、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Mezaadra博士的“边境作为方法”。以“边境作为方法”为例，Mezaadra博士在分析世界各地案例的基础上，反省了流动政治和移民主体性的困境。在当今世界，资本可以进行无国界的流动，但移民劳工的流动则被限制，而且这种限制愈演愈烈。结果，移民生活在不确定的危险环境中，仅仅作为移民劳动力、难民或没有合法身份的人，而无法成为公民。对他们而言，边境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加强了。 “作为方法”不仅是一种方法，而且是对以往研究批判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研究思路，一种视角。而在这种具有自反性的审视下，形成这种新的“方法”，也就形成一种新的学术主体性。
而在这样的理论关切下，卜卫倡导一种民族志的教学方法。批判民族志本是一种研究方法，集中于权力、社会公正、压迫等社会议题，帮扶社会中的边缘群体，通过他们的研究对抗不平等。在此过程中，研究者也把自己放在被审视的文本中，反思自己的角色。而卜卫则积极将民族志的方法用于教学，长期身体力行地将年轻的研究者带到村庄，带到田野，曾进行诸如贵州苗族流动人口聚居区、皮村、河北农村就地劳动力转移乡镇，小毛驴农场、遵义和重庆返乡工人组织、深圳绿色蔷薇、九野乐队等社会组织或现象研究。卜卫认为，在此过程中，学生既完成了主体的自我塑造，也为社会作出了贡献，在认识世界的同时改造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