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营报告︱空间重构：一座滇北古镇的博弈故事

【编者按】

今年夏天，20名从事不同领域工作与研究的青年参加了青年社会领袖田野营的暑期项目。这20名青年，是主办方经过两轮筛选从千余份申请中甄选而出，他们有来自牛津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的学生，有来自社工机构、扶贫组织的工作人员。

参与本次调研的学员就旅游、发展、扶贫、种子等议题进行了观察、采访和写作。经主办方授权，澎湃研究所选择了部分研究报告刊发。

青年社会领袖田野营是由新南社会发展中心于2010年发起，旨在提升有志于NGO工作的年轻人开展文化人类学田野研究能力的暑期项目。

以下是第一篇。报告写作者认为，在空间重构之下，乡绅、政府、商人、原住民等社会力量在一座滇北古镇交织、角力。各方在互动、失衡、再平衡的状态里不断地推进古镇在不同层面向前发展。

石川古镇位于云南省东北部，大部分居民为白族人，历史悠久，以旅游业与农业为产业基础，旅游发展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2001年石川古镇中心街被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会入选2002年值得关注的101个世界濒危建筑遗产名录。从此，石川古镇的旅游业开始迅速发展。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石川古镇的城镇化进程加快。古镇内的空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不断重构，空间功能不断发生着变化。旅游业的发展为石川古镇带来了上级政府的关注、当地政府的建设、外来人口的迁入以及外来资本的投入等等。在政府、商家、游客、当地人等不同的社会力量的互相推动下，石川古镇的空间呈现出的形态也千变万化。

“空间”一词，即space，最初来自于古典拉丁语spatium，意为空间、地域、距离以及时间的延伸。由此可见，空间是与时间相对的一种物质存在客观形式，是时间之外表达事物演化秩序的重要维度，用以描述物体的位形。19世纪以前，西方学者倾向于关注时间——这一线性的、发展的维度，而空间则在20世纪以后开始被人提起。因此本研究希望借以研究空间，来探讨石川古镇的社会秩序图景。

石川古镇自古以贸易闻名，集市贸易是当地的一项传统。而“市场”这一事物，就其起源来看，我国最早的集市雏形，根据考古发掘的资料，浙江先民最初聚居于新时期时代的河姆渡，随之是后来的良渚。由于当时社会分工已经存在，至少有种植业、畜牧业、捕捞业和手工业。有了社会分工就会有交换和交易，就有可能形成某种程度的集市。另一方面，就其功能来看，市场不仅是日常生活所需获取的场所，也是农业贸易的重要场所，因此市场是与当地老百姓的生活乃至生计息息相关的，遂本研究着重以百货市场的空间重构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通过调研，我们试图回答在石川古镇这样一个中国的不完全城市化却在城市化进程中兼具城市特点与农村痕迹的边陲小镇，这些不同的张力在空间生产、空间重构中到底呈现出了怎样的形态？哪些力量在影响着空间的生产？这些力量在空间重构中形成了怎样的互动关系？这些互动关系又如何重新影响着空间内人事物的生产生活生计方式，以及他们对于未来空间生产的想象与影响空间生产的行为选择？

空间生产：现代性、政治性与在地性的展演

石川古镇中心村自古以来就是重要贸易驿站，其中中心街上有一个完好幸存的古集市。但尽管其拥有一定的历史地位，不过在2001年以前，因农业用地少于周边其他村落，该村并不富庶，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少量为当地服务的服务业、少量农业以及依赖集市存活的农副产业。2000年前后，一群外国专家经地方文史人员的推荐，来到中心街进行实地考察。此后，中心街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该街区被入选2002年世界纪念性建筑遗产保护名录。这一事件，成为了石川古镇中心村旅游业发展的开端，此后国际资本开始进入石川古镇，欧洲工程大学、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会与政府旅游局、文化局等相关部门共同主导石川古镇的发展方向。

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会与政府联合出资购下中心街区大部分有重要遗迹需要重点保护发展的房屋、商铺。据当地居民称，该片区房屋与商铺为政府所有，由景区管委会管治。而中心街区内其他的房屋、商铺也发生了产权的流转。“当时都是不想住里面了就卖给自己人，有的是做生意的，有的就是自己住，然后自己搬出去住，那时候买了好几间的（人）都发了。”国际基金会的进入带来了西方的旅游文化与全新的管理模式，中心街区不再完全归属于村、镇两级政府管理，而是归属在景区管委会名下由专人管理。

西式的食物与设备也陆续进入石川古镇。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看到了商机的外地商人在2004年前后开始陆续进驻到石川古镇，租下甚至收购了大量商铺以及少量土地。一同带来的，有更加符合西方人口味的具有西方风味的装潢门面与餐厨食物。“一开始这里安静嘛，当然现在和丽江什么的比还是安静多了。外国人都爱来这里，这里的环境虽然是传统的，但它符合那种外国人小资的品味。”

发生变化的还有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就是那种理想的生活，城里人对文艺的想象吧。”随资本一同到来的消费主义以及其所展演出的现代性在石川古镇愈演愈烈。相对于不专业的传统的管治，代表现代文明的专业管理方式也在这里上演。于是，石川古镇中心街区的古建筑保留完好的同时，其所承载着的是现代的文明的管治方式、当地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出的旅游风貌、以符合现代人口味为主的餐饮服务业以及充满着消费主义色彩的足以与城市匹敌的物价。

走在中心街区，大多数店铺有英文标识，售卖披萨、咖啡、西点等食物饮品，以及具有当地农牧特色却又符合西方人口味的奶制品。然而一街之隔的非中心街区却截然不同，尽管同属于石川古镇。但是一街之隔的区域不由景区管委会管治，本地人开设的以菌菇等本地食物为特色的家常菜馆为主，英文标识明显减少，白族语不绝于耳。

现代性裹挟着政治性在周边街区展演。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越来越多旅游业衍生出的副业以及所需的基础设施都不得不扎根在了周边街区。周边街区一边服务于中心街区，一边发展。直接隶属于基层地方政府管理的周边街区成为政治权力施展的棋盘。

由于旅游业发展，客流量日渐增大，2008年到2009年前后，政府将农具厂收购改造为客运站；百货市场也在期间经历了从牲口市场到肉菜市场到百货市场再到如今的临时停车场以及将来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场所——空间所有权的流转以及功能的规划决策权一直都是基层地方政府，且其在进行空间重构时，理由也与旅游业发展以及现代文明管理息息相关，“以前都是卖牲口的，到处都是泥地，不好看嘛，都是要发展的，牲口市场就搬到更远的郊区（意指有泥地的边缘地区）”。

在市场，所谓的现代化的市场管理方式也在被应用。每天都要交一块钱的管理费。“遇到赶集，就要交5块钱”，“以前都不收费的，但是现在收10块钱停车费和20多块市场管理费。”商贩可以通过缴交一定的费用进入市场，但是据研究者观察，市场管理方并未提供任何现代的物业管理等相关服务。

行动与抗争——乡村知识分子的胜利？

事实上，各种不同的因素不断由外向内、自上而下地影响着空间的生产，不同程度上地与当地人的意愿发生摩擦甚至冲突，从而引发了一场抗争。

然而对于这样一场表面上已经取得初步胜利的抗争，抗争者们却讳莫如深。每每谈及，老人们总是欲言又止，转移话题。曾河涛爷爷随意讲了几句，转头开始抽烟。他们是一群在镇上文化资本、知识资本较为雄厚的男性老年人，多为乡绅出身，是村中的教师、医生、乐师等。两年前，这群老人听闻石川镇镇政府打算从中心村政府以低价购得中心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即百货市场所在地的宅基地，再以高价卖给外来投资者建设酒店。

“他们说是10万还是20万要买，然后听说500万还是1200万卖掉，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在未确切看到政府相关公告的情况下，20多位老人们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征求全体参会者意见，最终决定要坚决反对卖地一事。“后来他们听说我们不同意，就不了了之了，他们不敢卖。”最终，也并未如其所愿，百货市场的功能未得到保留，但是亦未将整片卖作商业用途，镇政府正式向村政府征用了土地，并将其改造为临时停车场。这是双方妥协的结果，并不完全遵从决策者或者反对者的意见。“其实这也就是缓兵之计，消磨时间嘛。”妥协成了政府权力运作的策略。一位当地人称，今年，百货市场用地被私有化，所有权变为某一位当地人所有，“是要卖给别人盖房子的”。

空间已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容器。在百货市场这个空间里，充满着争夺的张力，某种意义上，它代表着两种力量碰撞的产物，是政治权力运作与民间力量博弈的结果。政府以妥协为策略，制造了抗争胜利的假象，平息了一场不彻底的反抗。而这样一场反抗，事实上也是温和的，具有妥协性的，诚如林新生爷爷描述的“我们又不是刁民，也不会做什么”，也是自发而非自觉的，“我们并不是要去反对他们，只是当时这样我们同意不了啊。”

尽管这场抗争最终并没有完全取得成功，但是它却一定程度上使政府有了妥协的余地。在城镇化进程当中的石川古镇，传统向现代过渡，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背景下，这些乡村知识分子既拥有传统知识分子的特质，又拥有了向城市型知识分子转型的倾向，城镇化的背景以及现代化的社会化历程赋予了他们有机知识分子的特质。在传统中国乡村地区，以长老统治为代表的教化权力始终占据统治地位的乡村权力，起到了维护地方秩序的作用。 因此，作为曾经的乡绅阶层，在未城镇化以前的传统乡村石川古镇，其经年累月积累的社会资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作用，同时当地人包括当地人的代表政府官员对于其余留的教化权力尚会认可。然而经历了近几十年来，具有不同专业技能的乡绅开始向有机知识分子转型。作为当地人的一份子，密切地与大众保持着联系，甚至成立了专门的团体组织，在与权力的博弈当中发挥着作用，成为了当地市民社会可能形成雏形的一点火苗。

博弈——多重力量交织的张力

谁更看重利益的博弈？商家声称当地人反对他们是“没有道理的”—— “没有我们，石川哪来的就业？以前中心村很穷的，就是租金带富的”。

外来商家的基本诉求是利益最大化，石川古镇的经济发展是他们的愿望，他们并不排斥现代性甚至就是利用了现代性在反抗中取得了胜利，成为了现代性的得益者。

而当地人的诉求某种意义上是与资本以及消费主义相冲突的，不像外来商家，反抗的诉求是“旅游业的发展不被破坏与影响”，而恰恰相反地，是“我们的生活不被旅游业的发展破坏与影响”。因此，行动上反抗的可能性被剥夺。“就是习惯了在这里，如果市场没有了，就去别的市场” 问及牲口市场因为发展需要再度搬迁时，“牲口总是要喂要养的，大不了就搬到山脚下去，就是有点不方便。”然而“习惯”与“不方便”只是让他们深感无奈，充满着现代性的“发展”，以经济发展为主流话语的“发展”以及资本已经剥夺了他们对于空间选择的可能性。

然而，外来商家不同，他们利用舆论制造话题反抗的同时也是在利用主流话语对于“旅游业发展”也就是经济发展的认可来反抗，因此他们的角力是可以成功的。主流话语对外来商家的理解大于对当地人日常生活行为选择的理解。而政府在这场博弈中，也无疑为舆论所威胁，因此利用舆论武器反抗其不合理决策是可以有成功的可能性的。外来商家拥有了知识资本与文化资本，便拥有了自我赋权的力量，调动起更多的社会资本，使自己拥有足够多的力量与权力抗衡。然而，当地人却较少地拥有这样的资本，也在博弈中处在了劣势地位。

结语

空间重构之下，不同的社会力量在石川古镇交织、角力。各方在互动、失衡、再平衡的状态里不断地推进着石川古镇在不同层面的向前发展。空间不仅仅只是一个容器，通过空间，不同的权力在其中展演，也就上映了一幅或许只属于石川古镇，但它却可能又属于像石川古镇一样在纷繁世界里充满共性的社会图景。

（为了保护隐私，文中地名、人名等皆为化名。作者邓卓昀就读于中山大学。详细报告可查询田野营官方微信：youthfieldca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