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佛教史论坛：走向“活”的文献研究

由浙江大学佛教文化研究中心和东亚宗教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首届佛教史论坛：佛教史料与史学工作坊”于11月4—5日在杭州举行。这次工作坊大体有三个主题，共七场发表与讨论：僧传与圣传（两场），文本与文献（三场），形象、仪式与史事（两场）。这里选取部分报告稍作介绍。

僧传、圣传背后的“问题”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陈金华教授报告的题目是《中古僧传与圣传的解读策略》。陈金华首先对传记（biography）和圣传（hagiography）作了区分，认为前者是对个人生涯的描述，主要关注传主生平中能展现社会和政治立场、伦理和知识观点的那些事件；后者则将传主的生平理想化，其目的在于树立一个精神典范。因此，他提醒研究者要充分警觉僧传中事实和理想化的成分之间的高度交错。对于僧传和圣传中的“不可信因素”，需要批判阅读和谨慎破解，不能一弃了之。

北京大学王颂教授的报告《华严经传记考：年代·撰者·史源》，是11月4日上午讨论最热烈的一篇论文。作为现存较早的经典感应传、经典信仰史传，相传法藏撰作的《华严经传记》在中国佛教史籍中占有一席之地。王颂主要探讨了这部《传记》的史源问题，涉及撰写时间和作者。他认为，法藏在慧祥《古清凉传》的基础上，对内容有所加工，对体例进行了改造创新，并影响了其后的《法华传记》。至于作者问题，王颂强调，《华严经传记》成书情况比较复杂，法藏生前已有门人协助集撰。他认为，智俨传在法藏生前就已出现，但不是法藏本人亲撰。接着，他分别从“简二传”、“聚异闻”、“考百祥”、“誊近说”等方面考辨《传记》的史料来源。通过考察，王颂认为，法藏时代通过与西域的交通，不断获得有关印度和西域的新知识；地论学派对华严宗的影响并非一线单传，而是多源头、多层面的；《传记》在神异和感通方面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陈金华在评议中指出，《华严经传记考》这篇论文做得很精细，限于材料，有些问题可能一时弄不清楚。但他也直率地提出几点不同看法：《华严经纂灵记》与《华严经传记》有密切的关系，《纂灵记》可能是法藏写的一个草稿，而论文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似乎关注不够。另外，惠祥和慧祥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陈金华表示，他对慧祥、惠祥的关系前后有不一样的看法，现在他倾向于认为这是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陈金华还指出，《华严经传记》与《法华经传记》《观音经》等是同一时代出现的，这一现象说明当时人们对佛教信仰的故事产生了很大的兴趣，那么这批文献之间的关系也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

王颂在回应中表示，关于《纂灵记》与《华严经传记》之间的关系，以及惠祥、慧祥问题，他还是坚持己见。王颂认为，《纂灵记》是后人编的精选本，而不是《传记》的底稿。学术会议中有不同的观点再正常不过了，这样的交流无疑有利于研究的深入。

中山大学张德伟教授表示，他曾用《谁之高僧？何等高僧？》做过一个报告，大意是发掘被“四大高僧”所遮蔽的妙峰福登——妙峰禅师在晚明僧、俗两界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后来却被忽略了；这次是反其道而行之，探讨“晚明四大高僧”（云栖祩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蕅益智旭）的定型过程，借此考察僧人及佛教在社会中的地位与角色。张德伟认为，从钱谦益的“三大师”到后来的“四大师”最终定型，这中间有一个竞争、选择的过程，也是各位高僧逐渐被神话的过程。这里面既有佛教内部的努力，也有士大夫参与之功，涉及话语权的竞争。张德伟分析了士大夫版“四大高僧”的选择标准（包括世俗、宗教两方面），比如他们都讲究忠孝，关心民间疾苦，重戒律、重经典、反对狂禅，要求宗、教兼通。张德伟还以憨山德清为例讨论这一话语模式所造成的遮蔽和扭曲，“晚明四大高僧”的说法既显示出它的生命力，也压制了其他表述，潜在地限制了今人的研究视野。

上海师范大学王招国教授（定源法师）、中国人民大学张雪松教授的报告都是讨论《高僧传》的编撰和版本问题，在具体问题的判断上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引起与会学者（陈金华、陈志远、魏斌）的热烈参与。

挖掘“地方性知识”的价值

武汉大学魏斌教授《昙始碑考证：史传缺失与地方记忆》处理的是历史研究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即晚出的地方史料中往往记有一些不见于早期史传的内容。从文献考证的角度来说，这种“地方性知识”由于缺乏早期史料的比证，往往定性为传说，历史学者一般分析其形成、“加注”、层累演变和区域扩散的过程。魏斌期望打破这个学术壁垒，便以太原西郊狼虎寺的《昙始禅师行状记》碑刻为例，试图在早期历史脉络中观察这类史料的价值和意义。

昙始是东晋十六国后期、北魏前期的高僧，有关他的生平事迹，主要见于三种资料，一是《高僧传》，二是《魏书·释老志》，三是《山右石刻丛编》著录的《昙始禅师行状记》碑刻。《高僧传》和《释老志》的内容差异很大，但这两种正统史传并未记载昙始曾在狼虎寺修行。那么，当地为何会流传有关昙始的传说呢？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昙始确曾在狼虎山修行；一种是并无其事，出于某种原因而附会。为深入探讨这一问题，魏斌首先做了碑石年代和拓本的“复原”工作，然后梳理各种文献中提到的昙始生活过的地点，将其勾联成一幅“昙始地图”，接着考察这幅“地图”所可能反映的佛教史面貌——这个观察“虽然并不能确定昙始是否以及何时在太原狼虎山修行，但在考证过程中，可以明显看到四世纪晚期、五世纪早期僧人的流动性与政局变幻、经典整理和新译之间的密切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志远担任评议。陈志远说，这原本是一宗悬案，而作者通过方志和金石书，特别是与昙始碑互文的《治平寺庄账》，复原了北宋大观年间太原西山的寺院群落，一下子把立碑的背景盘活了，对碑文的重新分行和解读“令人拍案叫绝”。至于作者绘制的昙始地图，陈志远指出，七个地点来自南北两地性质不同的史料，体现不同的意图，若不强合，还存在其他解释路径。例如晋南青莲寺有净影慧远之师昙始造像记，而慧远掷笔台等遗迹闻名于敦煌。太原附近昙始碑在北宋的出现，或许与慧远事迹在晚唐之扩大有关。

如何利用造像记推进佛教史研究

“七世父母”是佛教写经和造像发愿文中特别常用的一个祈福对象，陈志远《释“七世父母”》讨论此定型句的含义。他表示撰写此文的目的之一是回应戒律学的新转向。Gregory Schopen等人研究表明，在印度社会里，出家僧侣与家庭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陈志远计划撰写一系列文章讨论中古佛教与孝道的关系，在汉传佛教语境中对此作出回应。另外，在史料学方面，他希望将数量庞大但内容高度程式化的北朝佛教造像记，与佛教教理学的讨论做一联结。文章对“七世父母”的两种解释作了缜密的梳理，并探讨了“七世父母”与天子七庙之间的关系。

上海师范大学侯冲教授在评议中表示，他自己也曾注意到“七世父母”，但并未深究。侯冲指出，陈志远论文中有相当多材料是初次见到，颇有耳目一新之感。他向陈志远提了两个问题：道教“七世父母”来自哪里？道教“七世父母”与佛教“七世父母”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侯冲认为，就普通人而言，“七世父母”一般会理解为在自己之前的七代父母，当然这种“世”是轮回的，所以才有生身父母或现世父母之说；把七世父母理解为七代先祖，跟七庙相联系的情况，则仅见于帝王材料。

中国人民大学张雪松教授在综合讨论环节指出，石窟在中国基本上是由西向东建造的，排比一下论文所引造像记的材料，是否可以说“七世父母”这种现象跟材料出现的先后有某种关系？如果“七世父母”源自造像记，是从西域来的，那么它的意思跟传统儒家思想肯定有相当大的差别。另外，张雪松还就具体材料中“七世父母”的含义提出了不同看法。

“活的”文献、图像与仪式

浙江大学冯国栋教授报告的题目是《“活的”文献研究：以佛教文献为主的思考》，他自承这是受北大邓小南教授《走向“活”的制度史》的启发。文献学在一般人眼里无非是目录、版本、校勘等比较枯燥的学问，怎么“活法”？冯国栋首先梳理了现代文献学研究的学术脉络，他认为“文献学”的内容与方法是由中国古代“治书之学”发展而来，然而古人把这门学问叫“校雠学”。而“文献学”一词始见于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其意义大抵是以史料为核心的广义史学。因此，文献学现在成了以方法为主为其他学科提供史料的工具学科，文献学是否就只能为其他学科提供史料，这是作者关注的起点。冯国栋认为，文献有四个性质：即文本性、物质性、历史性与社会性，而传统文献学主要关注的是文本性的问题。他期望引入西方书志学、考古学、书籍社会史、阅读史等学科的方法和理念，尝试建立一种“活的”文献研究。并通过《景德传灯录》的例子，说明校勘中存着“实质性异文”和“非实质性异文”，二者的表现形式、处理方法及背后所蕴含的理念皆有不同。他还以南宋大川普济的塔铭为例，说明塔铭生产的过程，以及在由行状到塔铭，塔铭上石前与上石后文本发生的变化。他认为我们对文本生产的过程越清楚，对文本的理解才能越深入。

上海师范大学侯冲教授提交的《从斋供到斋供仪式——以文献的释读为中心》是此次论坛唯一一篇专门探讨佛教仪式的论文。如何释读大量从民间蒐集到的佛教等宗教仪式文献，是研究者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侯冲曾撰文指出既往研究中的某些偏误，并对宝卷、变文及佛教仪式文献提出新的见解。他认为，俗讲并不是通俗的讲经，而是唐、五代时期一种在三长月（五月、九月、正月）经官方同意或得到皇帝敕令后，由某些寺院举行的劝俗人施财输物的佛、道教宗教法会。随着视角的转换和认识的更新，侯冲指出，变文和宝卷都可用于斋供仪式，从属于斋供仪式文献。如果将佛教仪式分为修持仪式和斋供仪式，斋僧则是修持仪式与斋供仪式的分水岭，因为斋僧提供了斋供仪式的最基本框架，而斋主、斋意和仪式专家是斋僧或斋供仪式的三个核心元素。这种三位一体的模式同样见于道教和闾山、梅山、茅山等派的宗教仪式，所以“斋供模式”这个概念还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宗教仪式。

复旦文史研究院白若思（Rostislav Berezkin）《本土佛教的传说在明代宫廷艺术中的表现：考证北京大慧寺大悲殿的壁画题材》（A Popular Buddhist Story at the Ming Court of the Early 16th Century: Images of Miaoshan in the Monastery of the Great Wisdom in Beijing and the Precious Scroll of Incense Mountain）是图像史与佛教史相结合的一篇论作。白若思认为，北京大慧寺大悲殿壁画的题材，即妙善公主出家修行，成道后变为大慈大悲观音菩萨的传说来自《香山宝卷》。《香山宝卷》以俗语和韵白相间的形式写成，16世纪初传入皇宫。皇宫里的太监在修建大慧寺时命令画家画出妙善公主传说的情节，与当时内宫宗教文化及他们个人的生活经验、精神需求有关系。白若思期望通过视觉和文献资料的比较，解释太监愿望与《香山宝卷》之间的关联。

这次佛教史论坛内容相当丰富。说是“佛教史”，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许蔚《赵宜真传记书写中的舍弃资料》其实是一篇道教史论文。但正如与会学者所说，佛教离不开道教，道教也离不开佛教，佛道交融是常态，那么研讨会把这种“交涉”纳入进来，是得宜之举。打破畛域是推动研究的必然，四川大学王大伟《魏晋时期涉医僧人研究》是佛教史、医疗史、身体史的跨领域探索，浙江大学孙英刚《中古政治史上的月光童子》是宗教史与政治史的融合，中国美术学院兰宇冬《苦味的征服——佛教与中国茶饮关系新探》是宗教史与生活史、饮食史的交叉，杭州市社科院李辉《文献、图像与考古的相互印证——以杭州南高峰塔为例》则是图像史、考古学与佛教史的结合。

由于会议主题是佛教史料与史学，所以讨论文献版本、利用各种类型文献的研究，构成论坛的最大宗。包括台湾师大黄敬家《宋代禅门史料对异僧系谱的建构》、南京大学卞东波《稀见和刻本宋元诗僧文集丛考》、浙江大学张旭《俄藏黑水城文献TK326号写本考辨》、杭州师范大学刘正平《释名一<国朝禅林诗品>的版本与学术价值》，日本东北大学斋藤智宽《五代宋初佛教史书阅读札记》等。吉林省社科院尚永琪《鸠摩罗什的来华机缘及相关诸问题》、江苏第二师范大学刘学军《法显“南下向都”史事发微》则侧重史事的考辨。

论坛气氛比较活泼。尤为难得的是，即使很专门、很小众的研究领域，也能形成交流、讨论的氛围。这要归功于会议的组织者。比如，美国洛杉矶西来大学龙达瑞、陕西省社科院古籍所杨志飞和中山大学张德伟等学者就《永乐北藏》《永乐南藏》等文献展开对话，让人共享切磋、研讨之乐。陈金华在讨论环节指出域外学者的专著对某个话题已有所研究，随后在微信群中把具体书名公布出来，也是新技术下学术交流之一例。

“佛教史”论坛旨在打破文史哲学科界限，为学界提供一个研讨问题、凝聚共识的平台。论坛将由不同单位接力主办。会议最后，与会者还达成了一项共识：下一届佛教史论坛将由“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