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任之专栏：种子，你在哪里？
每天的日程大约是这样的：早上五点多起身，简单梳洗后，随亚洲和L去附近山间小路散步，顺便采一些野菜回来。散步约莫半小时，回到木屋，一碗糙米饭，清茶或梅醋，配清炒或汆烫的野菜。
去亚洲和L的木屋，从产业道路转进碎石子的山道再转入夯土的小径，要拐一个两百多公尺的半圆形的弯。这块跟隔壁阿伯买来的地，只与阿伯的农舎为邻。山中有水电，但没有瓦斯，洗澡烧饭都靠柴火，若不走进弯道，无法想象山里这片细长狭小的台地有着开阔的视野，溪谷两侧的大山由深到浅，层层迭迭地向无限远处攀升。
L是一个寡言的男人，学历不高，却比许多高学历的人更有智能；他做木工，帮人搭木屋，用捡拾的漂流木或便宜买来的枕木做手工家具。他发现这块清净地时还是单身一人，先租地搭了一间简单的木屋，几年后亚洲来了，才又慢慢买地，扩建木屋。上山前亚洲是中部一家报社的记者，工作压力大，身体心情都不好，某天来到山上，看破贪痴怨怒，就此住下。亚洲和L的木屋后面有几丛姿态各异的老梅，但他们自己不太种东西，他们种的是心田，自给自足，至于满山破坏水土的槟榔树，他们则又更加厌恶了。
他们家的地址是林棚巷，林棚巷很长，从山脚永兴村到山腰林棚村曲曲折折的一条产业道路都叫林棚巷。山上人家多务农，槟榔和梅，不富裕，离城市又远，人口外流特别严重。离家的年轻人没什么家庭支柱，还是做劳力活跟基层服务业的多；讨生活不容易，有人生了孩子无暇照顾，干脆送回家乡给阿公阿嬷带。一九九七年初识亚洲跟L的时候，中投公路还没通车，台中到水里必须经过集集，山路一上一下起码要三小时。一九九八年中投公路通车后，车程缩短了一个多小时，跟亚洲他们越加熟识，去水里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那是我的晃游年代，大学课业贫乏无聊，我便只顾着在中部的乡镇浪游，有时不下山，就在亚洲他们家的榻榻米上打地铺。
一九九零年代，少子化还没有今天这么严重，永兴村和林棚村各有一所小学，分据林棚巷两端。离亚洲他们家比较近的兴隆小学地处偏僻，规模小设备也比较简单，一年级一班学生都还不足额，然而，比起现代化许多的永兴小学，面对着陈有兰溪的兴隆小学享有一片大开大阖的风景：倚靠山壁的校舍前面是操场，操场另一边是升旗台，升旗台下去是一片呈四十五度的水泥台阶。坐在面对大山和溪流的台阶顶端，听潺潺水声，看悬浮在山腰的雾霭在阳光升起时稀释、飘散、蒸腾，也就是后来我去兴隆小学跟小朋友一起做版画那个星期，每天早上从亚洲他们家下来后到上课前这段空当的例行公事。这里虽然还不到原住民部落，却已经很有山地小学的味道了。
去山里小学带小朋友做版画是李的主意。李长我几岁，是一个读哲学的半仙，头脑快，意见多，理想挂在嘴边吹。一天带他上山，L不在，亚洲正好要到兴隆小学送东西，便领着我们一起去兴隆小学散步。李见到眼前的山景立刻兴奋起来，提出寒假他来这里教英文我来这里教版画的请求。李说说罢了，没想到亚洲放在心上，跑去跟认识的学校老师交涉，一拍即合。
一九九九年的春节来得晚，去兴隆小学带小朋友的营队订在二月的第一个星期。我们按年级把小朋友分成两个梯队，一到三年级的小朋友做橡胶版，四到六年级的做木版；一到三年级上英文课的时候，四到六年级就在隔壁教室做版画，反之亦然。山上的生活平淡淳朴，但是，对孩子们来说，日复一日，也是很单调的。问题其实不在生活本身的平淡，而是当你知道几十、几百公里之外有另外一个“便利”、“发达”的世界的时候，小小的心灵是不可能不有所向往的。如果说，在千禧年将临的那个年代逛大兴农（超市）是山城水里最重要的消遣之一，我们这个杂牌的营队能吸引孩子们的参与，也就不足为奇了。
报名很热烈。虽然有些家长抱持怀疑的态度，但基于免费，孩子在假期又可以有事干的心态，还是把孩子送来了。更多的家长是热情的，有的送来栽种的蔬果，有的端来大碗水饺，看你沾着辣椒大蒜一粒一粒送进肚里。
头两天李乐坏了，孩子们围着他转呀转的，第三天他开始觉得无聊，找了借口溜下山去。我自己对教育并不怀抱任何想法，更何况我们这个时代，门外汉都能成为诲人不倦的专家达人，教育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去某个地方教某些人做某件事我内心是很排斥的；木版和橡胶版无论在器材或技术方面都是很单纯的表现手法，做久了虽然会有自己的心得，也可以发展出很独特的艺术，但事实上，除了几个必须注意的事项外，我没有可以教给别人的技巧。
第一件注意事项是工具，尖口刀、圆口刀、平口刀、斜口刀该怎么用，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印的时候用马连吃力不讨好，不如准备两个滚筒，一个滚墨，另一个干净的滚铺在版子上的纸背。第二项是画稿，版上的画稿跟刻好印出来的结果左右颠倒，工作的时候可以不时用镜子照一照。第三项是安全，不准拿刀对着同学，更重要的是，雕版的时候，如果右手拿刀，记得把左手放在后面，左手拿刀，记得把右手放在后面，不听话，小心流血如注……
小家伙们很兴奋，灵感一个比一个丰沛，开工两个多小时，就有人打完稿，排队来领刀子了。教室里只听到“哗—哗—哗”的声音，个子比较小的同学有的撅着屁股，有的一只脚坐在另外一只脚上，努力地工作着。但是，没几个人记得你说的，右手拿刀的，居然把左手放在前面，左手拿刀的，又把右手放在前面。再说一次，没人理你，大吼一声，也充耳不闻。收工时手上没有包扎的同学寥寥无几，血流成河，横尸遍野，优碘OK绷干脆整箱搬来教室。
经过第一天的惨痛教训，大家都学乖了。第二天几乎没有人受伤，但洗手台前总是你推我挤地排着一堆小朋友——大家都急着在镜子里看倒过来的画稿。小家伙们的创造力超乎想象，我做了十年的版画他们一下就上手了。住在比亚洲他们家更高处的小陈每天总是害羞地打招呼、说再见，别的同学都刻了快一半了，他还搔着脑袋，对着天花板傻笑。我跟他说，不急，但千万不要抄袭，从你自己的日常生活找一个主题。后来，他做了一张很棒的版画，一个男人背着镰刀上山采槟榔。
“是你爸爸吗？”我问他。
“不是，是我爷爷。”小陈还是一副腼腆的模样，低声回答。
原来他父母在台中工作，离婚后把他送回山上跟爷爷同住。小陈的爷爷是老荣民，在水里种槟榔几十年了。
山里的小孩受到都市文明的影响到底还是少一点，一点触媒就把生命本质比较粗糙的力量诱发出来，与其说教小朋友做版画，不如说陪他们做一件未来某一天他们回想起来或许还会觉得美好的事。他们不受学院的污染，不讲透视，不讲比例，反而带给我这个大学生很大的启发。
从台中到台北，从台北到巴黎，又从巴黎到卢瓦河畔的莫雷，十七年搬了四五次家，我却一直留着这些小学生的版画，只有一捆记着他们名字的印样不知去向。
我最后一次去水里是一九九九年六月，同年九月二十一日的大震重创中台湾，六天后，我飞来法国，开始他乡为家的生活。一直想回去水里，拍照和勘景说了许多年，至今一事无成。二零一二年冬天，我在台北见到久违多年的亚洲，她告诉我招生不足的缘故，兴隆小学二零零九年已经废校。
当年的小朋友今天都二十几岁了，但是，在我的脑海里，他们的形象还是一群活蹦乱跳的小学生。
他们之中还有人拿刀做版画吗？一九九九年二月那个星期的经验有在他们的体内茁壮吗？我很怀疑，但我希望无论他们从事哪个行业，心中仍蕴含着美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