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查看了37册中小学教材，发现这些性别偏见

【编者按】

2020年，21岁的文学院学生李坤一在阅读《82年生的金智英》时，对小说中描述的“男孩优于女孩的理所当然之事”产生了疑问。

她审视自己成长经历的同时，也在思考性别观念是怎样潜移默化，成为一种“无意识”的。

当年，李坤一决定和三位南开大学的女同学，共同开展一项关于中小学教材中性别平等意识的调研。研究对象是2016年审定的部编版教材：包括一至九年级的语文教材18册，数学教材18册以及七年级下册的语文教师用书1册，这些教材审定后在全国陆续使用。

研究中，她们发现了不少性别刻板印象的细节。正值近期“教材插画”的话题讨论，我们邀约李坤一写下这篇调查笔记。这是几位年轻女性的探索与追问，也是一种自救。

2020年1月，我在读《82年生的金智英》这本小说，在唏嘘女性的社会际遇与生存现实之余，注意到小说中的一些细节：“为什么学校要让男同学先排学号，为什么男同学总是一号，凡事也都从男同学开始，好像男孩优于女孩是理所当然的事。”

文学与理论的学习让我有思考文本细节的习惯，而女性的身份让我天然地有着对性别议题的敏感。我不禁思考：在我的成长经历、受教育经历中，是否有着类似的性别上的“理所当然之事”？

适逢当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组队，我与其他三位同样关注性别议题的同学聊了近来的思考，在指导老师的建议下，我们将目光转向义务教育阶段的教材。

我们有一个共识：青少年阶段是三观塑造的重要阶段，而中小学生接触信息渠道有限，学校教育在观念塑造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将之拆解为两个部分——教师与教材。教师因人而异，而教材更为统一，因此我们将题目定为：中小学教材中的性别平等意识研究。

研究的第一步，就是对教材进行文本细读。时隔多年，当我们带着对性别问题探究的心态，再去阅读义务教育阶段教材，读出了不一样的意味。

教材怎样影响着孩子的性别观？

我们发现，教材里男生的性格多是外向、活泼的，而女生多是内向、文静的。在能力上，教材中常常展示出男生比女生聪明、能力强的情节。

部编版一年级上册数学P63

部编版一年级上册数学P99

而我们通过对教材中出现的男女职业进行统计后发现，男性多为军人、科学家、工人，而女性多为老师。

其中，我留意到一篇课文《美丽的颜色》。文章主要讲述居里夫妇经过艰难而漫长的工作最终发现镭的故事。课文摘自《居里夫人传》，法国原版出版于1937年，部编版教材中选用的是1984年左明彻的译本。

部编版八年级上册语文P42

在居里夫人生活的年代，男女的工作范围有着较现在更为明显的分别，脱离当时的环境，批评“男子的职务”、“壮工的工作”这样的用词未免苛刻。但放到当下来看，会略觉“不合时宜”。

特别对于十四五岁的初中生来说，这样的用词容易给出一种心理导向：职业选择与性别相关，男人有男人的职务、女人有女人的工作，玛丽•居里所从事的沉重的、累人的工作是男性的专属。

我无意声讨几十年前的创作，但教师在课堂上是否可以就其中的遣词造句进行一些解释呢？

在教材变更版本之前，我读初二时就学过这篇课文，仔细回想，当时课堂对这一段文字的理解为玛丽•居里工作强度之大、工作态度之忘我，而对性别上的偏颇没有丝毫提及。

类似这样带有性别刻板印象的例子，我们仅在调研的教材中就发现有七十余处。

我们想知道在教材等外部环境影响下，中小学生们对性别的印象是怎样的？因此我们在天津的三所小学和一所中学发放了425份问卷。

问卷显示，女生的未来职业选择集中于老师、护士、医生、画家、记者，男生的未来职业则集中于警察、消防员、运动员、宇航员、军人，这恰于与教材中的插图相呼应。

部编版二年级下册语文P37

我们还发现，调研的教材对家庭中的父母形象描画也比较刻板，譬如多为“严父慈母”，遵循“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

教育中的“男性凝视”是怎样产生的？

教材并非一成不变，自2016年9月开始，部编版教材投入使用，此前在我上小学初中的时候，还是人教版。对比两版教材，我发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变化。

《羚羊木雕》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篇文章，初中喜读故事，《羚羊木雕》的情节引人入胜，在发现部编版将其删去时，还不免有些遗憾。

后来我偶然读到《羚羊木雕》的原文（人教版选录时有所删改），发现文章的调整之一在于人物性别，主人公“我”是女生，而好朋友的性别，人教版收录时是女生，名“万芳”，而原文则是男生，名“万方”。

对比原文和教材的性别更改，不禁让人疑惑：难道在初中课本中，塑造男女之间的友谊不妥当，需要改成两位女生之间？

我曾和初中的语文老师聊起部编版课文的变动，他提出了一个我未注意的细节，在部编版的《木兰诗》中，淡化了木兰女扮男装的过程，突出了女性传奇性和责任感。这指的当然不是对诗歌原文的改动，而是教学重点的偏移。

教师教学用书给出了教学设计的参考意见，设置了3个教学环节：看木兰的英雄气概；看木兰的女儿情态；木兰是个怎样的英雄。

这是在教学上可喜的变化，然而注意到教学中性别观念问题的老师少之又少。在我们进行问卷调查的老师中，仅有20%的老师注意到教材的性别塑造存在一定的偏颇，且仍有10%的老师认为“男生脑子比女生快”。回想我的中学时代，身边也不乏这样的声音。

我们试图探究，在青少年性别观念塑造的阶段，为什么教材中与教育中会出现如此之多的性别刻板印象。追根溯源，传统文化中便有“男尊女卑”“男女有别”之类的思想，这样的性别印象持久而深刻。

但另一方面，时下性别议题如此受关注，教材中的性别偏见又让人有些费解。

我们注意到，曾有学者研究发现：以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为例，从主编到责任编辑共7名成员，5名男性、2名女性，具有主导话语权的主编为男性，副主编中有1名女性且不出现在全12册教材中（沈瑞、刘权华.教科书中性别问题的分析和研究——以课改后苏教版小学语文教科书为例.基础教育，2013）。

为此，我们也对调研的部编版教材编者团队产生了好奇。后来检索发现，总编为男性，小学教材主编4名，3名男性、1名女性，中国教研网给出的部编版语文教材专家团队名单中，涉及到编辑评审的有8人，其中5名男性、3名女性。这可能也是教材课文遴选、编订中男性视角为主的一种解释。

我们试图在项目研究中给出解决方案，却发现说起来既空泛又俗套：无非是在教材中引入更丰富的两性形象，提升教师性别教育的专业素养。然而说易行难，教材编审团队以男性为主，很难避免其中的男性凝视。

当我与一位高中语文老师谈到性别教育时，她指出了其中困境：“课时就这么多，得先完成教学任务，你到初中也一样。”在教学与考试的压力下，老师们难有充足的时间去辨析教材中的性别刻板印象。

时下中小学正在进行素质教育改革，希望改革之下，学生们能接受到正确的性别平等观念教育，摆脱教材与教育中隐匿的性别偏差，我想变化也正在发生。

性别平等到底是什么？

在做项目的一年时间中，我不断思考性别这个庞大的议题，也在自我成长的回溯中注意到那些曾被我忽略的细节。

我出生于1999年9月之后，按规定要晚一年上小学，也就是在2006年9月入学。不过在当时有不少人提早入学，而奶奶并不同意，给出的理由饱含长辈的关爱，却也能细品出别的意味：“一女孩儿，早上学年纪小，容易受欺负。”后来偶尔想起，不禁犯嘀咕：要是男孩儿呢？

高中在文科班，因为班上男生少，有个口号：“女生当男生用，男生当牲口用。”这个口号到了大学，在文学院仍然适用。另一个贯穿我学生时代的现象是，只要男女生走得近了，就会被人起哄传“绯闻”，至今，男女之间是否有纯粹的友谊，仍是没有答案的论题。

性别上的刻板印象，或者说两性关系，一定程度上进入到我们的无意识中，成为约定俗成的东西，就像美丑香臭这些概念一样。

在研究教材时，有时候我自己都会陷入思维怪圈，弄不清我对性别议题的思考是否走了极端，也疑惑性别平等究竟是什么——难道就是女生穿裤子，不穿粉红色？

部编版三年级下册语文P28

显然不是这样的。

项目走到尾声时，我翻出一段早前聊天记录，忽然走出了怪圈。

立项之前，我们几位同学曾讨论，有必要在研究中加入男性视角——看男性是如何看待性别平等的？

此外，我们四人中有三个中文系的，在文本解读、问题思考上难免近似，为了拓宽思路，我试图寻找其他学院的男生一起合作。然而，在我粗略描述项目后，便有男生质疑这是“女拳”。

当时我没有理会，后来回想起来，忽然觉得：不武断地将性别议题等同于“女拳”，接受、包容多样化的性别观念，没有因为性别而产生不必要的局限，保持对性别问题的关注与思考，这些或许就是走向性别平等的路径。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