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承诺、通胀高企：澳大利亚工党上台面临哪些严峻挑战
5月21日，澳大利亚举行联邦议会选举，改选众议院全部151个议席和参议院76个议席中的40个。澳实行强制投票制，超过1722万年满18岁的有资格选民都在当日或提前完成了投票。当晚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目前的自由党和国家党执政联盟失去大量议席，最大反对党工党及其盟友赢得多数议席。
当地时间5月23日上午，带领工党赢得澳大利亚联邦大选的安东尼·阿尔巴内塞宣誓就任澳大利亚第31任总理。
当地时间2022年5月22日，澳大利亚悉尼，工党领袖安东尼·阿尔巴内塞在工党活动上向支持者讲话。 视觉中国 图
与以往不同，导致九年之后政治版图逆转的，看似是“气候问题”等非传统议题，竞选过程也不像过去那般充斥着吸引眼球的热门话题。但各党派相对低调的竞选方式，竟能造成近年来最显著的政治格局变化，可见澳大利亚社会与民情变化的力量。
对于卷土重来的工党而言，这也意味着重新执政的现实挑战，远比其美好的竞选愿景要严峻得多。
莫里森败选，“奇迹耗尽”
在21日晚间的败选演讲中，时任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感谢了“澳大利亚人民的奇迹”，并宣布将辞去自由党党首职务。这位自2007年约翰·霍华德以来第一位做满任期的澳总理，曾在2019年大选中表示自己“相信奇迹”，如今则被英国广播公司（BBC）称为“奇迹耗尽”。
事实上，工党才是近年来澳大利亚的第一大党。澳大利亚每三年举行一次联邦议会选举，自2016年以来的三次大选中，工党均是赢得众议院议席最多的单一政党。但自由党与国家党的联盟，则确保了这个“保守阵营”在2013年至2019年的三次大选中胜选执政。
此外，正如BBC所说。在两大党领袖的竞争中，莫里森是经验更加丰富的“形象塑造者”和竞选专家。他也曾成功打造了“典型的澳洲老爸”人设，即他值得信赖、可以带领国家渡过疫情难关、能领导自由党和国家党执政联盟更好地管理经济。正如一位选民当时对BBC的解释：“他们（两大党）都在说谎。就看你喜欢谁。”
但短短三年后，莫里森便“跌落神坛”，从竞选一开始，其民调支持率便处于劣势，不少民众也公开表达了对莫里森及其执政联盟的不满。到了投票日，他没能复制三年前的逆转表现，则是不少媒体和专家意料之中的结果：这三年发生的事情，着实令莫里森的领导力和形象大打折扣。
首先，老大难的自然灾害问题不仅放大了莫里森政府的施政不力，更让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成为此次大选的重要议题，而自由党和国家党执政联盟显然在这一议题中处于不利地位。
自莫里森政府上台以来，澳大利亚几乎每年都被各种自然灾害困扰：2019年至2020年持续长达十个月的森林大火，造成超过1030亿澳元（约合人民币4880亿元）的经济损失；2021年除了林火，东澳大利亚的洪灾和强烈热带气旋“塞罗哈”更是造成人员死亡；2022年除了跨年热带气旋季，卷土重来的东澳大利亚洪灾更是导致22人死亡，莫里森也不得不宣布国家紧急状态。
如此密集重复的自然灾害一再造成生命损失、房屋损毁、空气污染、自然生态破坏和众多民众流离失所，而其背后的原因则加剧了民众对政府的不满：
不谈闪电等点燃大火的自然因素，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令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表现不甚积极的莫里森政府成为最大责任方；澳政府管理体制下联邦政府无力整合全国救灾资源，也没有完整的预案、高效行动的机制，导致灾害一再重演，也令民众对政府失去了耐心。
其次，全球疫情、国际政治环境等因素放大了高通货膨胀率等经济问题，直接影响民生，成为莫里森政府的又一个硬伤。就宏观经济层面而言，不可否认澳大利亚受到疫情的冲击相对较小：疫情开始肆虐的2020年，澳大利亚的GDP同比缩水仅0.2%，而这是在莫里森政府在早期采取颇为严厉的关闭边界、封锁、社交距离、检测追踪、口罩强制令等防疫措施下达到的效果。
发达国家中相对严格的防控措施与95%的疫苗完全接种率，加上疫情暴发前后GDP相对平稳的表现，澳大利亚似乎可以迎来“防疫经济双成功”。但到了今年年初，奥密克戎病毒的传播不仅令该国2022年以来每日保持新增感染病例过万的记录，疫情之下全球供应链紧张也使该国制造业与高科技产业均受到明显影响。
俄乌冲突爆发更进一步推动通胀率水涨船高。澳大利亚统计局4月27日发布数据显示，该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从去年第四季度的3.5%上涨至今年第一季度的5.1%，达到2001年以来的最高值。今年内通胀率最高甚至可能达到6%，远超民众收入增幅。
面对“显著上升且远超预期”的通胀率，以及民众对生活成本高昂的不满，澳大利亚中央银行采取了加息的办法，把基准利率从0.1%提高25个基点到0.35%，结束了自2020年11月开始实施的历史低位利率。然而，与2007年时任总理霍华德的命运相似，这次加息使得数百万澳大利亚民众10多年来首次面临住房贷款利率上升的压力。
多种因素作用下，经济状况不佳、民生问题突出成为了工党攻击莫里森的利器，结果也的确奏效。
此外，莫里森本人在山火期间去夏威夷度假、面对澳政坛性侵丑闻时言辞不当，在现实问题基础上进一步打击了其个人形象，并由整个自由党和国家党联盟吞下“苦果”。
九年后回归，工党能否兑现“绿色”期待？
阿尔巴内塞和工党在九年后的回归，既是实力使然，也有对手衬托的因素。正如前文所述，工党本就是澳大利亚第一大党。2019年大选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其主打的“低碳”议题不敌莫里森大力炒作的“反华”议题，方才成就后者“奇迹般的胜利”。
在今年大选中，工党党首阿尔巴内塞的“强硬左派”标签本不利于他竞逐总理大位，选前民调显示其个人存在感也非常低，几乎留不下什么印象。在经验、果断性和经济管理问题上，他的好评与支持度更是落后于担任过财政部长的莫里森。竞选过程中，工党核心人物的政策论述并不明晰、有些混乱，对于涉及中国等敏感议题上，更是尽量回避，使得选举变得有些低调而乏味。
甚至从全国得票率来看，工党也是不增反减。只是由于莫里森的个人民粹主义“玩火自焚”，导致自由党和国家党联盟的表现更加糟糕，并被主打环保议题的绿党和一些独立候选人抢走了传统选区议席，才使得工党在“排序复选制”的投票制度下拿下了足以支持其组建政府的议席。
经过对手衬托顺利上台后，如何应对现实挑战、兑现竞选承诺、回应选民期待，对于阿尔巴内塞和工党都是不小的压力。
与上次大选相似，此次工党依然主打的是气候变化与“低碳环保”议题。由于自然灾害等气候变化问题直接冲击澳大利亚社会，加上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越发得到关切的全球性挑战，工党的“低碳”牌终于奏效。但面对秉持“低碳”意识形态的绿党、独立政治人物，和“汽油民族主义者”左右夹击，工党政府必然步履维艰。
工党给出的承诺是，运用市场调节机制，到2030年将碳排放降低43%。另一方面，在竞选期间工党也做出了保护采矿企业、支持新煤矿等化石能源的开采，从而保障蓝领工人的就业岗位与化石能源出口，维持澳大利亚的国际竞争力。
然而，同时面对疫情下通过传统采矿与煤炭行业助力经济复苏的刚需，和全球年平均气温比前工业化时代上升1.5℃可能性提高的危险讯号，未来的工党政府必将面临“保经济、保就业”还是“低碳环保”的两难选择。
对于经济复苏刚需、通货膨胀和民生难题，阿尔巴内塞这位被视为“强硬左派”的工党党首，如何得出万全之策，也是不小的难题。他本人是在悉尼内西区工人阶层公共住房中长大的孩子，声称早年经历塑造了他关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价值观，踏入政坛后也多次前往社区倾听民意，并始终秉承“支持工人和低收入阶层”的立场。
竞选期间，他针对令民众苦不堪言的高通胀率，承诺要努力减轻生活成本上升的困扰，以及为超过900万澳大利亚民众提供税收减免，将收入在4.5万到20万澳元之间的居民边际税率降低2.5%，将中低收入者的税收抵消额提高420澳元，还要在五年内建造3万套新的社会与经济适用房。
上述政策无不需要国家财政的有力支持。但据澳大利亚政府数据显示，该国政府债务将在今年6月达到7290亿澳元，到2024至2025财年更会达到9810亿澳元的峰值（政府债务GDP占比将达到40.9%），比疫情之前的2019年底高出了约四倍。为了避免政府债务负担过重，工党政府必然需要“开源”、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途径。
但为了经济发展，对高收入选民群体有所交代，阿尔巴塞内又做出妥协，承诺延续莫里森政府的减税政策。对于采矿、煤炭产业，他也难以痛下狠手、斩断政府财政收入与蓝领工人就业的重要来源。甚至在非法移民问题上，他也一改过去的态度，宣示了与自由党相似的保守立场。
这些自相矛盾的政策承诺，不仅在内政方面难以落实，在外交层面也构成了其类似的挑战。
从2019年大选开始，莫里森领导的自由党和国家党联盟便把工党与中国挂钩，试图用“反华牌”污名化对手。因此，在大选期间，阿尔巴塞内一方面尽可能规避中国议题，一方面也在意识形态方面保持与莫里森政府相似的口吻，并承诺积极支持美国所主导、明显针对中国的四边安全对话机制（QUAD）和澳英美联盟(AUKUS)。
事实上，阿尔巴塞内就职总理后，其第一项主要工作便是赴日本参加QUAD会议。内有澳大利亚社会近年来反华意识形态被大力煽动、炒作，外有美国等传统盟友的积极活动，他在5月23日中的讲话中也坦承对华关系依旧“非常艰难”。
与此同时，中国又是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工党政府中的新任华裔外长黄英贤如何尽可能降低对华强硬姿态，尽力修复中澳关系，又不能激发国内外的反华声浪、增加政府压力，是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的动向，也是阿尔巴内塞再也无法回避的难题。
“建设一个更公平的国家，为所有澳大利亚人带来更光明的未来”，这是阿尔巴内塞个人网站扉页上的一句话，表达了他对于领导国家的愿景。但如何付诸行动，建设一个真正绿色、健康、竞争力强大、可持续发展的澳大利亚，对于等待九年终于回归的工党来说，未来三年的考卷可不好回答。
（胡毓堃，中国翻译协会会员、国际政治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