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永杰：欧洲大都市的城市更新，揭示城市发展基本规律
2018年初，上海市政府发布《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明确2035年，基本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
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的进程中，欧洲大都市的城市更新是否能为上海提供经验？5月18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空间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沙永杰，做客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研科技教育创新中心联合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改造和城市更新专业委员会举办的《城市更新大家谈》公益讲座，以《欧洲大都市的城市更新》为主题，分享罗马、伦敦、巴黎的旧城改造与新城建设。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空间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沙永杰
沙永杰表示，全球范围看，欧洲主要大城市经历的迭代更新发展轮次最多，从实现多轮次转型升级的角度而言，欧洲大城市是最好的参照案例，能揭示城市发展的一些基本规律，而且相当一部分基本规律在美国主要大城市中也有清晰体现。基于上述观点，他在讲座中列举欧洲代表性城市在文艺复兴至19世纪末期间各自采取的转型升级举措，揭示欧洲城市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阶段转型升级的共性规律。这些历史事实呈现出的城市发展演变基本规律对分析上海等中国城市当前的城市更新问题具有重要参照价值。
罗马: 从中世纪城市向现代都市转型的开先河范本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这座被称作“永恒之城”的城市在文艺复兴时期经过大规模重建（重构格局），为之后其他欧洲城市从中世纪城市向现代都市转型提供了最重要的范本。
“从城市发展演变角度看，罗马在文艺复兴时期经历的是城市化和工业化前期（工场手工业）发展阶段。由于城市手工业和商业等方面的迅速发展和人口增长，中世纪留下来的城市在规模、功能和形象上已经无法满足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要求。”
沙永杰表示，1420年重回罗马的教皇以及城市新兴资产阶级都迫切希望将罗马重塑为世界都市，两种力量联合，使罗马重拾堪比古罗马的城市荣光。15至17世纪，罗马进行了彻底重建，这轮重建堪比磁盘的格式化。按照教皇的意图，新规划的笔直街道将保留的重要宗教史迹和重要建筑连接起来，形成新的城市空间构架。新建道路两侧建筑被重建，形成全新的城市街道景观。靠近罗马波波洛广场（Piazza del Popolo）约20 hm²范围是更新重建最彻底的一个片区，新路网划分出的街坊被规整切分为一块块标准建设用地，在严整的城市空间格局和土地利用秩序下，中世纪积存下来的旧建筑被清除，取而代之的是文艺复兴时期和之后几个世纪迭代更新的建筑。这一城市片区通过在街道—地块—建筑构成逻辑，以及建筑物底层临街设置商店等服务功能的模式，为高密度、功能复合及适宜步行的当代欧洲城市肌理提供了片区层面的具体范本。
“没有文艺复兴时期的这轮‘大拆大建’，就不可能有今天我们看到的布局严整、高度秩序化的罗马。”
罗马重建在教皇希克斯图斯五世（Sixtus V，1585—1590年）时期达到高潮，梵蒂冈城也实施了彻底的重建，并由教皇出面召来最伟大的艺术家和建筑师投入罗马重建（此前重要艺术家主要在佛罗伦萨接受委托），17世纪。由贝尼尼打造的圣彼得大教堂和教堂前宏大的巴洛克广场落成，这种完全改变城市肌理、采用超常尺度的炫耀式“更新”，为“永恒之城”注入了引以为傲的“永恒”地标。
罗马文艺复兴时期重塑城市秩序的基本逻辑影响了之后其他欧洲城市为走向现代化而采取的更新举措和方向，从这一点而言，罗马文艺复兴时期的重建是欧洲城市发展演变历史上的分水岭。
伦敦：没有全盘统一规划的全面更新
“伦敦，与罗马并列，被认为是城市发展演变过程最复杂的欧洲大城市。”
沙永杰介绍，文艺复兴时期，伦敦仍由伦敦城和威斯敏斯特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组成，城市规模不大。随着新航路开辟、圈地运动和海外殖民地建设等推动英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快速过渡的一系列历史进程，虽有一系列社会动荡和革命，伦敦的实力和地位仍显著提升。17世纪末，伦敦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最重要的航运和金融中心，城市进一步扩张，城市规模在18世纪超过巴黎，成为欧洲第一大都市。
在城市建设方面，1666年伦敦大火烧毁了伦敦城大部分区域，当时提出的一系列城市重建全盘规划方案，都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罗马重建方案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城市道路系统重建方面，但均未被采纳。伦敦错失了全盘统一规划的机会，按照规划实现重建的仅有少数重要建筑，包括保存至今的圣保罗大教堂，是当时伦敦的标志性建筑和天际线最突出的部分。
“伦敦土地成片归属于不同等级的贵族和新兴资本家，这些土地所有人也代表了议会的主体，城市管理机构并不强势，全盘统一规划很难发挥作用。但资本主义发展促使城市土地开发呈现极大活力，土地所有者以城市片区为单元的空间格局及局部城市道路调整十分普遍，为数众多的城市局部彻底改造更新汇合起来推动城市全面更新。”
18世纪是伦敦重建扩建并形成当代城市格局的重要时期，也是英国引领的工业革命的积累阶段。随着城市规模和人口激增，当代城市的一系列问题（城市病）率先在伦敦表现出来，住房、交通、环境和公共服务等方面都需要全新的模式，也需要更多的空间。城市史著作中有大量篇幅介绍18世纪伦敦建成一系列广场、公园、重要街道和大型公共建筑等更新举措，工业革命后被其他欧洲城市模仿。土地所有人和投资人在建设这些满足城市公共利益的项目的同时，也建设了全新模式的城市住宅、办公楼和商业中心。广场、公园、重要街道和公共建筑让所在片区的住宅、办公和商业建筑的价值大大提升，两方面内容高度结合，形成高等级城市片区（社区）。当代伦敦城市中的高等级社区都与重要街道、广场和公园密切关联，也都位于公共交通便利的中心区域，这些正是18世纪城市全面更新时期形成的。
“17世纪以来在重要城市片区不断推进迭代更新的逻辑延续到了21世纪。“沙永杰介绍，伦敦金融城提出并实施了2011年至2026年15年增量开发150万m²、就业岗位增长15%的再度升级发展计划，在伦敦最重要的历史街区范围内陆续落成一系列超高层塔楼，公共交通等方面也实现了大幅提升。
“这一城市片区的更新举措力度不亚于上海20世纪90年代从无到有建造浦东小陆家嘴，也让人联想到20世纪80年代伦敦金融城上一轮的更新举措，如著名建筑师罗杰斯设计的，容积率达9.6，外观似一台抛光过的金属机器的劳埃德保险公司大厦。”
巴黎：饱受争议但成效显著，自上而下的全盘改造
在启蒙时期的法国文学大师笔下，巴黎的风貌与“浪漫之都”相去甚远，为了与伦敦竞争，这座城市在19世纪中后期实施了大规模的巴黎改造。
“1851年伦敦举办首届世界博览会取得巨大成功，大大激发了法国当政者彻底改造巴黎的意愿。19世纪中期的巴黎城市中心区拥挤不堪，街道狭窄，污水横流，空气质量糟糕，市民生活环境恶劣，贫富悬殊导致的骚乱和起义此起彼伏，动荡之中的巴黎亟待通过大举措更新实现转型升级。“
沙永杰介绍，提到巴黎的改造，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是两个关键性人物，前者在1852年执政之初就宣布，1855年在巴黎举办世界博览会，要向世界展现法国的实力和巴黎的魅力。
“拿破仑三世亲自确定了包含开通和拓宽若干条城市主要道路并重建道路沿线用地的整体规划意图，这种规划意图与希克斯图斯五世对罗马重建的规划意图非常相似，并选用乔治·欧仁纳·奥斯曼（Georges Eugène Haussmann）出任塞纳省省长，强力推行巴黎改造。拿破仑三世的政治诉求和整体规划意图与奥斯曼的执行力是巴黎实现全盘改造的两大前提条件。巴黎改造最重要的实施阶段是奥斯曼1853年至1870年任塞纳省省长的17年，虽然在西方城市规划史上有相当多争议和负评，但毫无疑问，正是通过这次全盘改造，巴黎成为世界上最美丽、最现代化的大都市之一。”
从城市道路和建筑改造情况看，巴黎改造与文艺复兴时期罗马重建很相似，但巴黎改造是全方位更高能级的城市全面更新。巴黎主要路网发生了格局性更新，创立了林荫大道的街道模式，但未将道路两侧不规则的建设地块重新规整化划分，而是通过严格的城市设计导则确保城市街道上建筑立面的统一和秩序。更重要的是，为了缓解城市迅速发展与滞后的功能和不合理结构之间的矛盾，巴黎改造在疏解城市交通、建设大型城市公园和完善市政等方面做了大量项目。同时，还仿效伦敦建设了覆盖巴黎市区核心范围的一系列城市绿地；高规格建设的城市供水和排污系统使巴黎受益至今；道路和基础设施建设也向郊区拓展，促进了郊区城市化。此外，为了吸引中产阶级而大规模清除贫民窟，开发建设大量中高等级公寓，促成巴黎中心城区人口成分随着这轮改造发生重大变化。虽然学术研究领域对巴黎改造的批评和争议主要来自这个方面，但此举对奠定当代巴黎的城市特点，在形成当代巴黎城市文化氛围等方面无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沙永杰认为，巴黎改造的关键人物和关键举措值得上海等特大城市做进一步深入研究，获得批判性分析和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