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默克尔4.0时期德国在欧盟内的领导力
近年来，欧盟处于持续的危机之中，从欧债危机、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暴恐危机到英国脱欧危机，不一而足。
正是在应对持续不断的危机过程中，德国被从幕后推到了前台，被认为是欧盟的领导国家之一，并被赋予了应对危机的领导责任。随着法国的衰弱，德国更一度被视为欧盟内唯一的领导力量，以至于波兰前外长西科尔斯基（Radosław Sikorski）曾经感叹：比起德国霸权，我更担心的是它毫无作为。但是，德国由此也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困境之中：如果德国不作为，会遭到其他国家对德国逃避责任的批评；但如果德国真的按自身想法着手应对危机，又不得不背上德国想要把自身意志强加在其他成员国身上的骂名。
在不久前的9月24日，默克尔在德国大选中获胜，将开启其第四个总理任期。欧盟领导人都期待默克尔在选后带领欧盟前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随后于巴黎索邦大学进行的演讲中更是抛出了改革欧盟的大蓝图。那么，在德国获得更多关注的背景下，人们对未来德国在欧盟内的领导力可以有怎样的期待？德国在欧盟内的领导困境能否有所缓解？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值得关注。
首先，默克尔的权威将有所削弱，这可能限制其在欧洲政策上的作为。默克尔虽然获得了组阁权，但是其所在的基民盟/基社盟的得票率创了历史新低。大选结束后，默克尔的党内权威暂未受到公开挑战，但是，基民盟与基社盟这两个姐妹党之间的固有矛盾，例如在难民政策上的分歧，有重返台面的迹象。相较于基民盟，更为保守的基社盟在对待欧洲一体化的立场上更加强调德国本国以及基社盟所在的巴伐利亚州的利益。目前，默克尔所在的基民盟/基社盟有望与同属右翼的自民党和属左翼的绿党组成跨党派阵营的黑黄绿联盟。虽然自民党、绿党等小党总体上均持拥欧立场，但由于各党在欧洲政策上的立场和优先项各不相同，因此，未来的默克尔政府在欧洲政策上只能形成“最小公分母”，要想在联合政府内就欧洲政策的各个领域达成广泛共识，会有非常大的难度。
因此，从德国政府角度看，人们至多预期未来德国在欧洲政策某些点上的进展。当然，这一状况对默克尔在欧盟层面的博弈却并非一无是处，例如对不利于德国本国利益的欧盟改革计划，默克尔可以以联合政府内存在阻力而拒绝做出让步，换言之，默克尔增加了某些不容谈判的筹码。
其次，德国新选择党（AfD）的崛起对默克尔的欧洲政策将形成较大牵制。在此次德国大选中，最大的赢家非德国新选择党莫属，它不仅越过了5%的进入议会的门槛，而且一举成为议会的第三大党，得票率达到了两位数（12.6%）。从德国新选择党的竞选纲领来看，它主打疑欧、反欧以及反移民，尤其是反伊斯兰的旗帜；从其选民分布看，它尤其在德国东部获得了超高的支持率，在德国东部的萨克森州，德国新选择党甚至成为了最大党派。由此可见，在德国统一27年后，德国东西部民众在政治文化和选举行为上依然有着显著差异。
为重新赢回流向德国新选择党的选民，默克尔所在的基民盟/基社盟已经展开了政策取向上是否要适度右倾、填补右翼空当的讨论。已故基社盟主席施特劳斯（Franz Josef Strauss，1915—1988）曾说过一句名言：“我们的右边不允许再有合法民主政党的存在。”意思是，在德国的政治生态中，基社盟应该占据最右的位置，但德国新选择党在右面空当的占位打破了这一禁忌。其他主流政党事实上也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因为在大选中，它们都有选民净流失，转向德国新选择党，一向以吸引抗议性选民为主的左翼党也未能幸免。这也意味着，未来默克尔领导下的黑黄绿政府必须把工作重心更多放在解决国内“小人物”的诉求上，其欧洲政策也必须更多顾及德国的自身利益。
德国新选择党领导人已经扬言，要在议会内“猎逐”默克尔。可以想见，一旦默克尔在欧盟层面做出让步，“出卖”德国的利益，该党势必会猛烈炮轰。因此，默克尔政府在未来制定欧洲政策时，必须更加明确且直观地让德国民众认识到，这些政策是符合他们的短期或至少长期利益的。
再次，法国在欧盟层面的回归可有限分担德国在欧盟内的领导任务。在传统的法德轴心转换为德法轴心，直至蜕变为德国单独领导后，对德国在欧盟内重拾霸权的疑虑和批评声此起彼伏，“新德国问题”沉渣泛起。英国脱欧后，更是将德国推到了风口浪尖。因此，对德国而言，如果能拉住其他国家与德国在欧盟内实现共同领导，就能化解德国所承受的压力，为此，默克尔在上一个任期内已有意识地建立德法意西四国联盟，或者重振德法波之间的“魏玛三角”，以减少德国在欧盟内谋求“霸权”的嫌疑，但总体收效不大。在马克龙主打“欧洲牌”并在大选中获胜后，人们对重振德法轴心多了一份期许。（1991年，在时任德国外长倡议下，波兰、法国和德国三国外长在德国名城魏玛举行三边会晤，确立了每年定期会晤的机制，“魏玛三角”由此而来。——编注）
但是，德法轴心重启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法国综合国力恢复，以便能与德国形成某种力量平衡。在此，马克龙的国内和其欧盟改革计划处在某种相互掣肘之中：一方面，马克龙急需在欧盟层面取得业绩，以便为其国内改革营造良好外部氛围，夯实外部基础。为支持马克龙的国内改革，默克尔对马克龙的欧盟改革建议总体持开放态度。但是，另一方面，如前所述，由于默克尔政府的欧洲政策行动空间受到内政因素约束，因此，马克龙的宏大欧盟改革计划未来仅可能取得局部的突破，这又会反过来削弱法国民众对马克龙所推行的国内改革的支持度。无论如何，马克龙重塑欧盟的雄心壮志，可以有限弥补德国未来在欧盟内领导资源的投入。
最后，欧盟谋求全球角色的诉求依然受制于其内部困境。欧盟早在2016年7月就通过了一份《全球战略》，其意涵现在看来仍颇具前瞻性，即在英国脱欧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之后，全世界需要一个更强大的欧洲。然而，如何使欧盟整体在这样的背景下变得更强大，欧盟并无良方。
在英国脱欧后，欧盟内的疑欧和反欧势力上升，在不同政策领域形成了一个个小集团，内部的凝聚力受到严峻挑战，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匈牙利拒绝接受欧洲法院有关难民配额的判决，如何“惩戒”匈牙利，这是摆在默克尔新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欧盟内的大国如德国、法国有意率领欧盟在国际层面有更大作为，但是，一些小国并不愿简单跟从，它们会有意抵制大国的决定，以凸显自身的存在，由此最终反而会更多暴露出欧盟内部的不团结。在行动的优先项方面，鉴于欧盟的现状，欧盟未来依然会更多将自身的资源和行动放在内部以及周边事务的处理上，尤其是内部和周边安全的保障，而在全球层面，更多会是欧盟主要大国表演的舞台，但是哪怕在德国，政治精英的全球角色诉求和普通民众的求安心态之间也存在着显著落差。
总之，德国在欧盟内的领导力，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因为它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德国在欧盟内贯彻自身意志和利益的能力，另一方面则可理解为德国带领欧盟致力于解决欧盟问题、实现其整体利益的能力，而这两者之间并无法严格划分界限。
无论如何，展望默克尔4.0时期的德国在欧盟内的领导力，我们至少可以做出以下研判：
首先，德国不大可能推出大幅的欧盟改革举措，而且，德国在制定其欧洲政策过程中，由于内政上限制因素的增加，将不得不更多考虑德国本国利益及其民众的接受度，由此，其他国家对德国在欧盟层面领导力发挥的期待也可能会有所降低。
其次，法国在欧盟层面作为领导国家的回归，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德国在欧盟层面作为的减少，人们不会仅把目光聚焦在德国身上，更会关注德法双驾马车是否能良好运转。但是，鉴于德法两国在欧盟改革上的愿景存在显著落差，因此，马克龙致力于欧盟改革的宏伟计划注定只能是“雷声大，雨点小”，欧盟未来依然只能是小步前行的步调，其全球角色的实现也依然只能是理想远大于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