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美国控枪难题，欧洲学者联名反对多元文化主义

赌城枪击事件与美国控枪难题

10月1日晚，美国拉斯维加斯发生史上规模最大枪击事件，凶手在位于32楼的酒店房间中向正在参加音乐节的人群开枪射击，造成至少58人死亡和近500人受伤。惨案发生后，美国社会又一次掀起了有关枪支暴力问题的大讨论，控枪难题再次凸显。

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卫生政策管理教授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D. Sachs）日前在Project Sydicate发表了“美国各州在枪支管控上的分裂”（the dis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 gun control）一文。他指出，此次参与讨论的各方存在共识，即这一事件不可能带来显著改变。萨克斯认为，大规模暴力深植于美国文化之中，从历史上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奴隶制、四年内战，到今天高出欧洲数倍的凶杀率和监禁率、一年数次的大规模枪击以及无尽的海外战争，美国历史上和现实中都是一个充斥着种族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动辄诉诸大规模暴力的国家。

萨克斯指出，1994年至2004年之间美国曾有过进攻性武器禁令，有效限制了大规模枪击，但由于枪支爱好者团体的游说未能更新这一禁令。拉斯维加斯屠杀后，可能通过禁止凶手使用的“撞火枪托”（这一零部件可以让合法的半自动步枪以接近法律禁止的全自动步枪的射速开火）的法案，但联邦层面的举措恐怕将仅限于此。尽管有进攻性武器禁令能够减少大规模枪击的证据存在，枪支爱好者们坚持认为，拉斯维加斯枪击案这样的事件强化了他们关于枪支才是危险世界中唯一真实的保护的信念。

大卫·布鲁克斯在《纽约时报》发表了“枪支和美国灵魂（Guns and the Soul of America）”一文，他指出，持枪权的扩展和大规模枪击的流行直接相关。研究表明，每发生一起枪击案，支持共和党的州通过的放宽枪支管控的法案数量将上升75%，支持民主党的州则不受影响。

萨克斯的文章指出，近期的调查显示，这种对枪支的依恋在受教育程度较低、主要居住在南部和中西部农村和城郊的白人共和党支持者中尤为突出，这一人群也正是支持特朗普的群体。他认为在美国国内意识形态撕裂的状况下，解决控枪难题的一线希望在于，根据美国宪法，各州有权通过攻击性武器禁令和枪支管理法案（尽管由于最高法院对于第二修正案中“拥有武器的权利”的解释无法完全禁止手枪和步枪），纽约和其他几个州已经禁止攻击性武器。

在萨克斯看来，今天的美国不仅分为保守的红州和进步的蓝州，不同地区有着各自独特的文化、英雄、政治、方言和对自由的理解。在纽约，自由意味着免于对和你分享人行道和公园的几千名陌生人中有人携带致命武器的恐惧，而在得克萨斯或拉斯维加斯，自由意味着可以将自己信赖的武器随身携带的安慰。是时候让红州和蓝州各行其是了。

萨克斯最后总结道，在特朗普的美国，枪支暴力和不稳定因素每日都在搅动，一个快速执行的、全国规模的解决方案是理想的答案。但在此之前，各州应该被鼓励选择自己枪支理性。

与一般观点不同，布鲁克斯认为，法律制定者之所以用放松枪支管控来回应大规模袭击，并不是因为美国步枪协会（NRA）通过竞选资金进行恶意操纵，而是因为美国人民想要这些扩展持枪权的法案。皮尤调查显示，2000年29%的美国人支持更多持枪权，67%支持更多枪支管控，到了2016年这一比例变为了52%对46%。在他看来，民意的这一巨大转变并不是因为持枪权得到了更多的事实支持，研究对两者都未能提供有力支持。枪支管控并不会严重侵犯自由，但也没有太多证据表明其能够阻止很多袭击。

在布鲁克斯看来，支持持枪权的一方获胜的真正原因在于后工业化，枪支问题是一个更大的冲突——价值和认同冲突的副产品。一个世纪以前，工业化横扫农业主导的美国，货币政策成为了这一更大冲突的代理战场。今天，当生活在工农业主导的美国的人们感觉到他们的生活方式正在受到后工业化社会的威胁之时，枪支、移民等问题便成为了更大议题的代理。对于很多人而言，枪支是免受犯罪侵害的手段，但它也是一个身份标识，代表着自由、自力更生和控制自己命运的能力。持枪权意味着生活在家庭足够强大、足够有责任心、能够在危险世界中挺身而出的国家。

布鲁克斯指出，将精英和大众对立起来的叙事是民粹主义者在枪支、移民、贸易等方面不断获得胜利的助燃剂，要在枪支管控上取得进展的唯一途径是在更大的后工业化／民粹主义战争之中缔造某种结合体（synthesis）。一个世纪前，工业化在农业民粹主义者和维多利亚贵族之间带来文化冲突时，罗斯福通过发明一种新的美国民族主义超越了这场战斗。同时，进步主义者清理了精英腐败，与那些被技术变革抛下的人达成了公平公正的协议。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另一次伟大的超越当下分歧的合成，从两个世界中提取并创造出一个新的社会愿景。只有当这场文化战争得以平息，枪支管控才可能取得进展。

巴黎宣言：一个我们可以相信的欧洲

10月7日，来自法国、捷克、匈牙利、波兰、英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八国的十位学者（名单见文末）联名发布了一封题为《巴黎宣言：一个我们可以相信的欧洲》的公开信，对当下欧洲社会推崇的普遍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欧洲一体化的主流话语展开了猛烈抨击，指出这一对欧洲的虚假幻想使得真正的欧洲处于危险之中，呼吁所有欧洲人共同抵制对于建立一个无国界的多元文化世界的乌托邦幻想。

众学者指出，真正的欧洲永远是一个国家共同体（community of nations），不同国家之间有时是孤立的，但又由共同的精神遗产联合在一起，理想的欧洲不可能通过欧盟实现。相反，欧洲历史上取得的种种成就，包括对人民主权的推崇、对帝国诱惑的抵制、包容公民忠诚的世界主义、基督教的人道的有尊严的生活方式以及对希腊罗马古典传统的继承等等，都因为虚假欧洲的赞助人构建的宣扬普遍人权的虚假基督教世界而在逐渐消失。

文章还批评了欧洲知识分子和现代大学对于虚假欧洲的意识形态的助推，指出严谨的学术诚信和客观性曾是欧洲精神的指导原则，但在过去两代人中间，这一高贵理想已经被转变，在今天的大多数大学中批判性思维被和对过去的简单否定相等同。因此，我们需要改革教育课程以促进传播我们的共同文化，而不是向青年灌输一种“否认的文化”（a culture of repudiation）。

众学者指出，虚假的欧洲夸耀“68一代”以来的前所未有的自由，但事实上，“68一代”毁坏但没有建立，“ 他们创造了现在充斥着社交媒体、廉价旅游和色情的真空。”在欧洲年轻人中，自由享乐主义经常导致无聊和深刻的无目的感，婚姻的纽带削弱。他们没有得到自由， 而是落入了“消费者－媒体驱动型文化”的空洞一致之中 。虚假的欧洲并不真的鼓励自由文化，而是促进了市场驱动的同质性和政治上的一致性。众学者认为，婚姻是民间社会的基础，婚姻和孩子是人类繁荣的任何愿景的组成部分，赞同以审慎的社会政策，鼓励和加强婚姻、生育和育儿。此外，他们认可自由市场经济的积极方面，但指出必须抵制将市场逻辑总体化的意识形态，肯定谨慎使用政府权力来维持非经济社会产品。

众学者认为，欧洲对于普遍平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宣扬存在严重的不诚实。执政阶层中的大多数人假定了欧洲文化的优越性，但为了避免冒犯移民而不能以公开方式确认。在帝国主义思想的回声中，他们认为同化会自然而然发生，“他们”一定会变成“我们”。事实上，谈论多样性、包容性和多元文化主义是空话，是将社会团结分裂的失败描述为成就的营销语言。我们应该认识到欧洲国家的特殊性质及其基督教烙印，“拒绝同化的移民是殖民行为，必须被拒绝。我们应正确地期望那些迁徙到我们的土地的人融入我们的国家，采纳我们的方式，这个期望需要得到健全的政策的支持。”只有帝国可以是多元文化的，如果不能提出新的公民团结的标准来评估移民政策和同化战略，那么欧盟就会成为帝国。

文章进一步指出，移民问题只是更为普遍的社会解体的一个方面。要扭转这一趋势，必须恢复社会中一些特殊角色的尊严。父母、教师和教授有责任诉诸他们照看下的人们。在表示支持现代政治的成就的同时，文章指出，健康的民主制需要社会文化等级来鼓励人们追求卓越和给予那些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人以荣誉，必须重建一种精神上的伟大从而使得我们的文明能够对抗唯财富论和庸俗娱乐日益增长的力量。

针对目前欧洲对于民粹主义的焦虑，众学者指出，这一术语从未被定义过，而是主要被用作谩骂的恶语。他们认为，这一新政治现象可以代表一种健康的、对于虚假欧洲暴政的反抗，所谓的“民粹主义”是对当下“中间路线狂热（fanaticism of the centre）”的挑战。这一迹象表明，即使在退化和困窘的政治文化之中，欧洲人民的历史能动性也能够重生。

署名学者：

Phillipe Bénéton (France)

Rémi Brague (France)

Chantal Delsol (France)

Roman Joch (Česko)

Lánczi András (Magyarország)

Ryszard Legutko (Polska)

Roger Scruton (United Kingdom)

Robert Spaemann (Deutschland)

Bart Jan Spruyt (Nederland)

Matthias Storme (België)